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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和谐社会的领导观不同于统治观或管理观。在内涵上，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观是一种以人为本，基于价值观的领导观，它的形成建基于一种和谐的领导生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树立适应和谐社会的领导观要实现两大转交：一方面要实现领导角色的转变，从原有的角色向“设计师、仆人和教师”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变革观，推动社会向全面和谐转变。
       关键词：和谐社会；领导；以人为本；价值观；变革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054－06
       当前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同时也蕴涵着新一届领导集体对科学领导观的理性自觉。英国外交部的一本刊物《北京共识》就曾赞誉到“中国的决策者正在寻求‘和谐’”。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目标的过程中，领导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干部领导观念的更新，与新的社会建设战略目标相适应的领导观念的确立，就直接决定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
       在当代中国政党政治中，我们的政党政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执政，掌握国家核心权力和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作为执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能否充分发挥领导能力，正确运用领导权力，决定着能否实现领导者与执政者的和谐统一。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对党的领导能力的一种考量。因此，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执政的前提，决定着执政的方向、原则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政，从总体上决定着执政水平；党的执政则是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完成领导任务最根本的途径与保证，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必然体现，即党的领导是通过执政来实现的。当前，学术界从各种视角探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观，进一步阐明和谐社会新领导观与不适应发展需求的陈旧领导观的区别，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和谐社会视域下领导观与传统领导观及管理观的对比分析
       和谐社会的领导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指导国家发展方向、建设道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策略的一系列系统的领导观念，其核心在于指导、引领人民前进，为人民群众解放自身、实现全面发展、建设美好的和谐社会当好向导，充分发挥支持作用，其不同于传统的领导观以及管理观。
       (一)和谐社会领导观与传统领导观的区别
       和谐社会的领导观不同于传统领导观。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历来是经国治世者追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可以说是在传统领导观下建构起的一种“政通人和”、“内和外睦”、“亲仁善邻”的传统和谐社会。传统领导观在实质上与统治观并无二致，尽管当时可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休养生息、以民为本的领导策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所谓圣君明主的统治性质，因为，当时建构起的传统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最终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其根本宗旨是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实质上没有社会公平和正义可言，采取与民修好的领导政策只是一种技术上或阶段上的需要而不是终极目的。正如恩格斯指出：“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统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它只是一种暴力性、专政性、政治性的控制，是一个约束行动、强制服从的控制意志和强制权力贯彻的过程，从而获得有益于自己的资源配置结果。
       领导具有不同于统治的本质特征。一是领导的基础是共同利益，而统治则基于利益的对立。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而共产党人无论夺取政权前后都是人民的领导者，只是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来说，是统治者。二是领导目标出于被领导者的利益，而统治目标只出于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和意志。三是领导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被领导者的意志和愿望，领导者必须做出符合被领导者意志和愿望的努力。而统治的实现则从来是凭借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是违背被统治者意愿的强制。四是领导的基本手段是启发、指导和组织，而统治的基本手段是强制。五是领导的评价尺度是最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满足和觉悟，而统治的评价尺度却是统治者的利益满足和被统治者的顺从。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它的本质决定了党的领导方法决不可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统治阶级的领导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基于自身的先进性而不是建立在它所掌控的权力之上，党自身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施领导的全部理由。当前，我们党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相应地就应该由过去通过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的直接执政方式提升为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新高度；同时，变政府本位为社会本位，用责任政府去取代无限政府。
       (二)和谐社会领导观与管理观的区别
       美国学者约翰·科特认为，管理的方法和过程主要是：计划和预算、组织和人员的配备以及控制和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计划，维持了秩序等等；而领导方法和过程则是确定方向、团结群众以及激励和鼓舞群众，并形成积极的变革潜力。亦即，管理主要处理静态的问题。优秀的管理者通过制定正式计划、设计规范的组织结构以及监督计划实施的结果而达到有序而一致的状态。相反，领导则主要处理动态的问题，领导者通过开发未来愿景而确定前进的方向，然后他们把这种愿景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并激励其他人克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这对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下理解领导与管理的区别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前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战略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实现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核心目标，设计和制定紧密围绕核心战略目标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从总体上保证发展路径不偏离核心战略目标。管理的目标则较偏向于具体性的战术目标，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落实领导确定的方针政策。
       领导的主要职能除了制定决策外，还要推动、监督决策的执行，重点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为本是对工业社会前期“人是机器”的传统管理理念的驳斥，它的核心是要打破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独裁式管理的限制，使管理者不再充当组织的领袖或权力的掮客，而是作为“领导者、协调者、协导员、教练和精神导师”，推进组织内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员的自主化管理。而管理除了管理人外，还有财、物、信息、时间等资源，内容较宽泛，通过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以提高管理效能。如果说领导是一种软管理，超前性的管理，具有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模式化的特点，那
       么，管理则是一种硬管理，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的特点。而构建和谐社会并没有可资借鉴的现实经验和现成模式，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地摸索。因此，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管理，执行具体事务以落实方针政策，而是更需要领导。可以说，“领导是管理的灵魂，管理是领导的基础，领导指导管理，管理保证领导”。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领导观的内涵阐释
       和谐社会领导观之特征除了与统治观、管理观迥异外，还有其他更为根本的特征。
       首先，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同时也是和谐领导观之本。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种人性得以充分伸张、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正义得到弘扬的人性社会，人性成为和谐社会的灵魂。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一切社会行动皆应有助于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自由、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谋求人的全面解放。领导的社会性决定了领导完全是因人而发、因人而用的社会行为过程，就是说，领导之本在于人，在于具体社会系统及其中的具体的人。而领导的服务本质承认并确立人的根本地位，只有服务才是领导的永恒的本义，因为服务的领导是以人为本的，只有以人为本的领导才合乎领导的社会性。
       其次，我们认为，以人为本、追求和谐，其真正内涵是以价值观为本。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领导观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持有明确而崇高价值观的领导者向组织注入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作为种子要素孕育组织文化，在此文化中通过沟通信仰、传递愿景和从事所有组织实践，强化领导者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使下属认可并内化为组织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持久的行为动机，激励下属做出岗位要求以外的努力。”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者通过明确表达愿景，向组织和工作注入价值观，它们与跟随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情感发生共鸣，从而唤醒跟随者对集体和集体愿景的认同，导致跟随者自我功效和自我价值的提高。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强大动力和有效性的领导理论。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社会，和谐社会的首要存在前提就是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必然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因此，如何有机地整合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是实现基于价值观领导的关键。领导者作为公共角色，合理高效使用公共权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整合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在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能否把分散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要求整合为价值共识，这是提炼核心价值观的需要，而核心价值观正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基础。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即是旨在协调因多元化价值观引起现实社会中的不和谐状况，把矛盾控制在社会变迁的可承受范围内，按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公平、公正的分配社会利益。特别是在体制转型时期，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社会的和谐也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客观规律，因此，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愿景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愿景而奋斗。
       最后，这种以人为本、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内生于一种和谐的领导生态中。所谓领导生态，是指领导活动与过程及其据以发生、发展和产生效用的各种条件组合而成的领导综合状态。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所处的领导环境的三边互动就构成了领导生态。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指出，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它至少包含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领导生态的和谐化也从不同程度上映射了以上几个层面的内涵。领导者注重自身的心性修养、不断提升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平等宽容、互惠互利的社会交往实现领导活动的相互介入，使二者的利益彼此关联如水乳交融。领导者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与邻为善的和平外交政策创建一个和谐的外部发展空间。可以说，和谐的领导生态既是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所必需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三、构建和谐社会领导观的实现路径寻绎
       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观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坚持从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还要借鉴现代管理学和领导学理论的合理因子，从而实现两大转变。
       (一)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实现领导角色的转变
       学习型组织的创始人彼得·圣吉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需要进行“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联系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以及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再至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正是我们党在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方面根据现实实践的需要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领导“改善心智模式”。“改善心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改善领导自身的心智模式。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社会，这就需要领导改变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产生的一些单一、保守思维的现象，不断提升境界，做到和而不同，善于进行矛盾的协调和解决。同时，要有开放的眼界，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眼光，面向世界、面对未来；还要心态更加开放、胸襟更加广阔，学会理解和欣赏他人，能够不持偏见地接纳新生事物，促进社会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建立共同愿景”来改变领导对象的心智模式。如前所述，领导者通过向组织注入核心价值观并以此引导领导对象，使其认可并将此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行动准则，把个人目标有机整合到组织愿景中去，从而产生高度的凝聚力。其中，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人和社会发展度是和谐社会的衡量标准。此外，和谐社会作为古今中外人民共同的美好追求，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无疑是指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未来更高级的和谐社会模式，也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景。而这一共同愿景的建立，即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本身是我们党在不断地进行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之外，其能否实现的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做到“系统思考”，“系统思考的精神竟与许多古老的中国思想不谋而合”。可以说，“系统思考”就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党很好地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统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领导“系统思考”的结果。
       学习型组织理论还为领导者角色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彼德·圣吉指出：“在学习
       型组织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领导观的形成必须先从领导者的角色转换人手。在传统的领导观念中，领导决定前进的方向，制定决策，实施激励。在新的领导观中领导的角色有所调整。领导是设计师，他替组织寻找及设计更优良的环境，提供一个平台，由群众自己把握方向和命运，而不是代替群众去确定前进的道路。生气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而不是领导包办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为群众的创造设计了发展的框架，提供了实践的空间。再者，领导是教师，他要善于从群众中来，把群众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善于到群众中去，把正确的意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接受，让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性实施，而不是按照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群众做得好就奖、做不好就罚，机械地实施。学习型组织理论的观点与我们改革开放智慧的领导实践殊途同归，给我们今天领导角色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借鉴依据。
       (二)树立正确的领导变革观，推动社会向全面和谐转变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科特经过调查实践总结出组织变革的有效流程应该是“目睹—感受—变革”，而不是“分析—思考—变革”，更不是“命令—接受—变革”。后两种正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变革观。“目睹—感受—变革”的变革路径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多启迪。我们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经验，从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火燎原”到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的“遍地开花”，再到现在的长三角与珠三角、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地区等的相继崛起，可以说就是因为人们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了在原先小区域范围内的经验摸索不但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而且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切身利益和诸多好处，然后在人们的积极参与下推动着变革向更宽、更广的方向延伸、挺进，最终造就了今天这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改革局面。
       但是，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起飞的时期，进入到一个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的时期。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社会就进入一个多事之秋，各种矛盾都会凸显出来。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如果政府把握得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如果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拉美现象”。避免后一种结果，关键是我们的变革要有新的变革观，不能仅凭良好的主观愿望在群众难以“目睹”、大多数群众尚不理解甚至不支持的情况下急于求成，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变革观念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在鸣奏社会发展进步主旋律的同时也凸显了诸多不和谐的杂音，诸如贫富分化、以权谋私、恣意行政、劳资冲突、“三农”困境、生产事故、生态问题等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国际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主要力量的分化与利益调整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风险，社会信息化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以及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的碰撞，诸如恐怖主义、战争威胁等等，都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状况。正是因为切身目睹、感受到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存在，我们才提出要全力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推进社会向全面和谐的状态转变，为的是把握住当前发展面临的关键临界点，争取黄金发展时期的愿景。在实现这个愿景时，我们的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转变的方法方式，变革的愿景要让群众能“目睹”，使我们的变革为绝大多数群众所理解接受，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真正确立科学的变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