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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上午，刘民的情绪不太好。一大早，他在菜市场拉着一车的青菜萝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一路上尽管他走得小小心心，还是先后被人厌恶地骂了好几个“傻逼”。当然，骂也就骂了，搅在这么一个人多、车多、行路难的城市里，别说慢腾腾地蹬一辆三轮车，你就是骑摩托，开大奔，甚至轻手利脚地走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要想不被人骂上几句傻逼其实也难。这没什么，很正常。没想到的是，刘民刚回到餐馆，气还没等喘匀呢，王留栓就挠着个脑袋要请假。不用说，王留栓请假，刘民就得替他“过油”，一想到“过油”，刘民的情绪顿时就坏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虽说店里有七八个伙计，平时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哪个人有事了，得病了，不能上班了，刘民就得顶上去。什么杀鱼，配菜，洗盘子……这么说吧，除去当不了厨师炒不了菜，剩下的活儿，没有一样他没干过。不干咋着呢?这毕竟是他自己的餐馆，他是这里的主人，是老板。
       现在，刘民之所以不愿意“过油”是因为时间不对。要是昨天或者是明天，都可以，过就过呗。所谓“过油”无非就是给厨师打个下手。按理说，刘民的餐馆不大，只有七八张小桌，厨房里有杂工、配菜工、凉菜师，还有一个大厨，行了，够耍的了。可是不行。不知道是城里的生活节奏太快，还是城里的人嘴急——吃起东西来，那是一时不等。刚点了菜，人就坐不住了。快点，快点!一个劲地催，最后，把厨师都催急了，手忙脚乱地骂，说再快还得炒熟了吧?想快吃生肉去，拉死丫的算啦!更气人的是，有时候菜都炒到锅里了，人家却摆着手说算了，算了，不要啦!还忙着呢!这才糟践人哪。忙啥呢?刘民早把这样的人看透了，说忙，只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想吃得简单一点，又觉得没有面子，就说忙呗。大鱼大肉太贵了，就说慢呗。基围虾做起来最快了，你点基围虾嘛!说白了，舍不得吃罢了，不想花钱罢了。
       话是这么说，毕竟做的是生意。后来，刘民还是给厨师加了一个帮手。有焯水过油的菜，活儿分两头，这边焯着水，过着油，厨师那边先炒别的菜。最后，两厢合一，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王留栓就是这个“过油”的伙计。小伙子人不错，干起活儿来也踏踏实实。就有一点不太好，在刘民的印象中，他好像动不动就请假，而且，一请假就是跟老婆去透环儿。以前，透就透了，刘民从没说啥。这一次刘民却有些不太高兴，他拧着眉头说，你怎么老是去透环儿呢?
       一句话，把王留栓问了个满脸通红。
       说起来，这事也怪不得王留栓。王留栓的老婆也在北京打工。按照村里的规定，凡是外出打工的已婚育龄妇女，每间隔三个月，必须到医院做一次透环儿，并寄回一张未孕证明。
       王留栓说，不透不行。
       刘民说，啥叫不行?
       王留栓说，村里不让。
       刘民说，不让能怎么的?这么远，他还找到你北京来不成?
       王留栓说，找倒是不找……
       刘民得胜似的看着王留栓，说，这不得了!他不找你还去透什么透?
       王留栓一听就慌了，他说，那可不行，要是不把证明寄回去，他们就在家里抓我妈!
       看看王留栓，刘民一突然没电了。他虽没见过王留栓的妈，但脑海里还是浮出一个乡下老女人的形象来：两鬓苍白，一脸皱纹……不寄证明就抓他妈……当时刘民都差一点被气乐了，同时又有点心酸。这是谁琢磨出来的招儿呢，这些个混账!
       不过，刘民还是想扭转一下这个局面。他提醒王留栓，说今天可是周六。王留栓说他知道，那个医院没有假日，哪天去都可以。刘民皱了一下眉头，问王留栓能不能明天去。王留栓说不行，他老婆已经从郊区坐上车啦。
       刘民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说行啦行啦，你去吧!
       王留栓走后，刘民便坐在餐馆里生气。
       刘民生气，是因为他今天有事。刘民的事倒是不大，说白了，也就是玩玩。只是上次玩完之后，刘民已经答应了人家，说今天一定去，并且他都跟人家“拉钩”了。本来刘民也没想要“拉钩”，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说话算数，还拉什么钩呀。可彭梅不干。她竟孩子似的伸出一根手指来，生要和刘民“拉钩”。刘民觉得拉也不好，不拉更不好。索性一想，拉就拉吧。彭梅个头挺高，也挺胖，身体的每个段落都挺丰满的，手也是。钩着彭梅白白胖胖的手指，刘民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也钩了。虽说这不过是一种小孩子的把戏，但钩了就是约定，就等于签下了合同。刘民本想吃过早餐就去履行这个合同的，哪想到王留栓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跟老婆去透环儿，不给他假又不行。刘民能不闹心吗?
       正闹心，秀萍乐颠颠地来了。秀萍就是这样，早晨的情绪总是好于晚上。每天早晨，她都是满怀信心地来到餐馆，到了晚上，该关门了，打烊了，还怏怏地不愿回家。那种做生意的劲头就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从早到晚，老是绷得紧紧的。为此，刘民没少劝过她，让她别着急，放松点。他说钱这东西，可不是一天就能挣足的。可秀萍总是松不下来。不但松不下来，有时候她还生气。她说，你说得倒好，谁不想轻松?可咱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干啥?不就为了挣点钱吗?一句话，就把刘民给闷了回去。没治。
       秀萍一进餐馆，见刘民有些闷闷不乐，以为餐馆里出了什么事。一问，竟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她说，你这人哎，人家去透环儿，你噘的哪门子嘴呢?
       秀萍的话说得很俏皮，耐人寻味，听得两个服务员笑起来。刘民却觉得没什么好笑的。相反，一想到和彭梅“拉钩”的事，刘民倒越发觉得生气，可这话又不好直说。
       怎么说?平心而言，秀萍是个不错的人。她心地善良，能吃苦，做生意的时候，挺要强，做老婆，该温柔的时候也温柔，只是思想上太传统，太守旧。到北京四五年了，还老是和城里的观念接不上轨。记得第一次见到彭梅的时候，秀萍就闹了一肚子的气。那天刘民带着彭梅到餐馆来吃饭，此外，还有七八个男女，都是歌友。所谓歌友就是平时凑到一起唱歌的人。这些人，以退休的中老年为主，其中也有四十多岁的职业男女。每逢周六，他们就聚集在公园里，这一堆，那一伙，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号人，不干别的，就是唱歌。这些人唱歌有个特点，那就是口味很高，很挑剔。通俗歌曲一律不唱，没意思，再说年龄上也不合适了。一般地说，唱通俗歌曲那是年轻人的事，得一边跳着摇着一边唱，嗓子必须要沙哑，还得不断地做出各种痛苦状……眼前的这些人，都不年轻了，受不了那样的折磨了。要唱，就唱“民族”的，最好是唱美声的，讲究，难度大。唱美声就得从胸腔里向外发音，口型要张得开，再稍稍往回收一点，要这样……发音的时候，整个口腔里就像含着一个橘子似的，啊，啊……对了!这才是美声哪。于是一边交流一边唱……啊啊地吊嗓子，找感觉。接着才渐渐地转入正题，唱《三套车》，唱《红梅赞》，唱《我爱你中国》……拿情拿调，如痴如醉。唱了一遍又一遍……太棒了，真抒情。一呼一吸，肺叶全张开了，浑身通透，舒服死啦!什么疲惫与压力、烦恼与痛苦……全没了，唱掉了，冰消雪释了。怎么着?散吧?走吧?哎，刘老板，你不是开餐馆的吗?AA制，到你那儿撮一顿去吧?于此之下，刘民就把人拖拖拉拉地带来了。
       一开始，还都不错。吃呀，喝呀，有尊有敬。毕竟都是一些唱歌的人，懂礼貌，讲文明，挺好的。可没“好”一会儿就不行了，竟有人心血来潮地唱了起来。唱就唱吧，反正店里已经没有了其他客人。开头的时候，秀萍还觉得蛮有趣的呢，她坐在旁边，边听边笑。没想到，后来却越唱越大发了。也难怪，唱歌这玩艺儿它传染呀，煽情呀。结果，有个人带头，就全唱起来了，并且没完没了。唱了半个下午，空调一直呼呼地开着。那空调哪是小呀，柜机，五匹，还是那种老式的。费电不说，运转时间一长，就发冷似的打摆子，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秀萍心都疼了，她禁不住几次去看旁边的那个电表，嗖嗖地转，好像都闻到一股胶皮味了。再不关就完了，烧了。可是刚关掉，就有人粗着喉咙直叫，嘿!这大热的天儿，不开空调哪成呀?我说这么热哪!于是就得开。急得秀萍一个劲儿地打转悠，一碰上刘民的目光就瞪他一眼。可是瞪有什么用，总不能撵人家走哇!
       
       终于“差不多了”，作鸟兽散了。
       刘老板再见!
       大姐再见!
       再见……
       刚转过身来，秀萍的脸就变了。她忿忿地看着刘民，告诉他这样的人以后少往餐馆里领。她说什么素质，还都是老师哪。刘民一听，禁不住地笑了。其实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师，干啥的都有。秀萍说，不是老师充什么大尾巴蛆?刘民说人家互相叫老师，那是尊敬，也是谦虚。谦虚个屁吧谦虚!秀萍说，再不谦虚就上天了。刘民说，搞艺术的就那样，其实人都挺好的。秀萍不屑地说，还搞艺术，不就是像那些扭秧歌的人一样么?纯粹是闲的，有病!这怎么叫有病呢?刘民用不解的目光看着秀萍。在他看来，没事了，聚到公园里，环境好，空气又好，唱唱歌，散散心，挺好的。秀萍说，快得了吧，以后少上这来散心。她受不了，空调也受不了。她说，尤其是那个胖女的，张牙舞爪最能挣了!那么胖，还又唱又扭的，哪来的那股疯劲儿呢……
       秀萍说的那个“胖女的”就是彭梅。
       现在，刘民能说和那个胖女的都“拉钩”了，必须得去公园里唱歌，不能在餐馆里过油了吗?
        这话不好说。也没法说呀。
       刘民不说，秀萍却看出来了。吃早饭的时候，她发现刘民一言不发，只是喝粥。而且把声音弄得很响。喝粥是应该有一点声音的，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呀。秀萍看了刘民一眼，说你怎么不吃咸菜?刘民说我吃呢。你光喝粥啊?说着，秀萍拿起一个馒头，一掰两半儿，把其中的一半递给了刘民。刘民无声地咬了一口，腮上立刻鼓起一个疙瘩，恨恨地嚼着。
       秀萍觉得刘民心里有事儿。啥事呢?总不能就因为王留栓请个假，就把脸子吊得跟水儿似的吧?她想着想着，恍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哎呀，今天是周六吧?
       刘民没有搭言。不搭言，就等于秀萍说对了。意识到说对了之后，秀萍就笑了。她说看我这记性，我咋忘了今天是周六了哪，我说有人不高兴呢，人家还唱歌去哪。这个王留栓，早不去晚不去，怎么还今天去透环儿呢。
       秀萍的话，直达刘民的内心。只是听起来有点别扭，虽不能说她是在表扬王留栓，但至少也让刘民听出了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这让刘民感到恼火。他看着秀萍，说我唱歌还犯法是怎么的?
       秀萍立刻把笑收住，你说话怎么像吃了枪药似的呢?我说你犯法了吗?
       秀萍的目光咄咄逼人。刘民没再吭声。他知道秀萍的脾气，如果再呛上她一句，说不定就会擦枪走火，干起来了。所有的伙计都在围着桌子吃饭，怎么能在这样的场合吵起来呢。
       刘民无声地嚼着馒头，同时也嚼着一肚子的委屈。
       老实说，像那些城里的人一样，刘民之所以去唱歌，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爱好，此外还出于一种空虚，或者说是一种无聊。每天买菜回来，如果没有工商、防疫、防火办、城管、居委会什么的来检查，刘民反倒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况且，刘民还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没事，就想在餐馆里找点什么事做。一找事，秀萍便说他碍手碍脚，说他碍事。她说行了哎，这点活儿还用着你了?快找个地方呆一会儿去得了。可是上哪呆着去呢?在餐馆里坐着，没地儿。到餐馆外边去站着，站不了多久，腿就酸了。刚想蹲一会儿呢，也不行——主要是皮肤不行，太粗糙，还黑，往那儿一蹲，像块乌煤似的，与小餐馆白亮亮的瓷砖背景一对比，反差太大。秀萍一看都被气乐了，她愠怒地说，看你像个……受气包似的，你在这儿蹲着干啥?
       没办法，刘民只好蔫着脑袋回家。
       家倒是不远，就在餐馆附近，只是，这个叫“家”的地方太小了。往大说也不过十平米，而且是夹在一个非常拥挤的杂院里，窗子都没有。走进屋里，那是真正的暗五天日。晚上没办法，总得有个窝儿住。大白天的回这个“家”来，有什么意思呢?也不能老是睡觉呀，再睡，还能睡出个花儿来不成?寻寻觅觅中，有一天，刘民突然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二胡。他眼睛一亮，就把二胡摘下来了。
       刘民喜欢二胡，而且拉得好。在煤矿的时候，他就是靠这把二胡把自己从井下调到“地面”上来的。即使下岗之后他和秀萍闯到北京开起了餐馆，刘民也没忘记带上这把二胡，只是几乎没有派上用场。最初，他还拉过几次。那时候，刘民的餐馆还开在北京的远郊。远郊其实不错，人少，肃静得很，只是生意有些难做。中午还有几桌人吃饭，到了晚上，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竟没有一个顾客的身影。实在坐不住了，刘民就拉拉二胡。刘民最喜欢拉的是《二泉映月》，曲调悲凉委婉，哀哀怨怨，如泣如诉。有一次，他正拉得悲切，秀萍竟嘤嘤地哭了起来。她一把夺过刘民手上的二胡，差一点给他扔出去。她说拉什么拉?再这么下去，你就拿它要饭去吧!从此这把二胡就被刘民封了起来，不拉了。此后几经周折，刘民从远郊跑到了城中，又开起了现在的这家餐馆，一番苦心经营，总算把生意做了起来。这期间，刘民一直都没有动过这把二胡。他想，现在拉一拉总是可以的吧?这么一想，刘民就把二胡放在了腿上，吱吱呀呀地调弦儿，接着便有滋有味地拉了起来。
       刚拉了个前奏，隔壁的李大妈就把门敲开了。老太太戴着“治安”的红袖标站在门口，用一种意外的表情看着刘民手上的二胡，是你拉的?刘民不好意思地笑笑。李大妈说，我还以为是放电视呢。刘民就赔着笑脸谦虚，他说李大妈，瞧您老说的，我哪赶得上电视里拉得好呀，瞎拉!李大妈没有表态。其实不管是刘民拉的，还是电视里拉的，在李大妈看来根本没什么区别，也没必要区别，都一样。李大妈说，我是告诉你一声，我们老头儿心脏不好，你得小点声拉。
       刘民一听，直敲自己的脑袋。他想真是该死，该死!我咋还把这事给忘了呢!
       的确，刚租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大妈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他和秀萍，说他们老头儿心脏不好。平时说话呀，开门关门呀，或者干这干那的，最好都注意点，小点声。李大妈说，既然一个院儿里住着，就得互相照顾，您说是不是?当时无论刘民还是秀萍，都连连点头，说，李大妈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话是好说，做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餐馆打烊晚，每天晚上回来，院子里的人早都休息了。了进院，刘民和秀萍就得把话收住。然后轻着脚步，小偷似的从李大妈的窗外溜到自己的门口，用一把特意摘下来的单独钥匙，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再轻轻地把门关上。一切都很成功，哪想到，就在摸着黑去拉灯线的时候，却一脚踏翻了地上的脸盆儿，咣啷啷，竟像个转盘似的在地板砖上转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一猫腰，赶紧把那个操蛋的玩艺儿按住!
       咋把脸盆放这儿了?
       放那儿就不知道小心点?
       黑暗中，两个人小着声地顶了两句。原以为没事了，这时，几声夸张的咳嗽却从隔壁传了过来一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隔音效果一点不好，太差了!
       隔音不好，就更得小心。刘民是个聪明人，第二天他就把脸盆换成了塑料的。塑料这玩艺儿的确不错。别说是碰，你就是踢它一脚，再踢一脚，它也不会发出那种尖锐的响声了。问题是，脸盆不响了，能保证别的什么都发不出扰人的声音来吗?房子里毕竟住着两个大活人呀，是人就得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琐碎，而且丰富多彩。这可麻烦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夜深了，人静了，什么说话、刷牙、洗脚、看电视(基本不看。想看，就先把声音拧到无声，再一点点儿地调音量。更多的时候，就干脆让它哑巴着，反正有画面有字幕，参考着看也能知道它演的什么意思)，总之，在所有与声音有关的事情上，哪怕是上床睡觉啥的，都一律小心着，克制着。不克制怎么行呢?人家老头儿心脏不好。人之为人，想必这么一点人道主义同情心，刘民和秀萍还是有的罢。当然，不想克制的时候也有。有一次，屏声敛气的刘民，憋得心脏咚咚直跳，实在是压抑，他突然就泄气了，他说这哪行?照这么下去不是完了吗?
       
       为此，刘民都不想在这个院子里住了，秀萍却不想再搬家。她认为这房子好歹离餐馆近一些，住着方便。再说就是往哪儿搬，只要不是自己的房子，还不都是一个样?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搬过好几个地方了。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地下室太闷，还潮湿。第二次，刚租了房子没几天，就闹着倒建，要拆迁。上一次搬家，则完全是出于无奈。本来那是一间挺好的房子，比现在的这一间还要宽绰一些，租金也不贵。只是，院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太太。据说，她和慈禧还有点什么亲戚关系。其实，谁和谁是亲戚都正常，碍不着刘民什么事。不正常的是，这个慈禧的亲戚神经不太好，喜欢骂人，而且动不动就撵刘民走，告诉他别在这个院子里住，滚蛋!按理说，刘民不滚也没事，这院子不是她一个人的，房子更不是。用房主的话说她管得着吗?您住您的，甭理她!那就住吧。住着住着，有一天老太太却哭了，生说刘民和秀萍要杀她。尽管刘民苦口婆心，跟院子里的人一个劲地解释，说她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杀她干啥呢?再说我们做的是生意，杀她有什么用呢?可是解释归解释，事后，刘民总觉得那个院子里的人一看见他和秀萍，眼神儿就有点怪怪的，好像他们真的暗藏着什么杀人动机似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还咋住哇?一气之下，刘民和秀萍才搬到了这个院子里。
       秀萍的意思是，没有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她说除非将来有了大钱，自己买房子，那时候就谁也管不着了，咱想咋着就咋着!你说是吧?说着秀萍重重叹了一口气。其实秀萍也压抑。但压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现在就只能对付着闹吧。
       刘民一想，也是，那就对付着闹吧。此后，不管白天黑夜，床上地下，房里屋外……他们千方百计，把所有对别人不利的声音都自觉地、理智地、细致人微地克服掉了。刘民却偏偏忽略了这把二胡!
       当时，刘民是点头哈腰，一个劲地给李大妈道歉，他说您老放心，我是绝对不拉了!
       不过后来，刘民还是拉了。他是在公园里拉的——那天，他赌着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往石凳上一坐，一弓一弓地拽，同时还哆哆嗦嗦，不断地揉弦。他拉得激情澎湃，忘乎所以，似乎把尘封了几年的一种爱好，一种情感，一种说不来的压迫，借助于一曲《江河水》，一股脑儿的，全拉出来了，特别痛快。一曲罢了，竟有几个人啪啪地给刘民鼓掌。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还向刘民直翘大拇指，她说OK!真棒!
        这个人就是彭梅。
        后来，到公园的时候，碰上，彼此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再后来，刘民就加入了“唱歌一族”，哼哼呀呀地唱上歌了。
       最初，刘民去唱歌的时候，秀萍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在她看来，平时除了买菜、有事的时候，刘民还得在餐馆里忙东忙西，也挺辛苦。没事了，呆也是呆着，既然他有那个爱好，而且是每周才那么一次，想玩就玩去呗。可自从领教了彭梅他们在餐馆里的那一番闹腾之后，秀萍的态度就变了。再说起唱歌的事来，她的口气就有点酸了巴唧的，时不时的还要刺激刘民几句。她说人家都是城里人，你去瞎掺和啥?刘民却不以为然。他说，唱个歌还分什么城里城外?那个卖鱼的倒是个外地人哪，天天晚上去扭秧歌，还打头阵呢。
       “那个卖鱼的”是个安徽人。她三十多岁，白天穿着水靴戴着防水的大围裙，在隔壁的菜市场里腥气十足地卖鱼，一点都不起眼儿。可是到了晚上，红袄绿裤子地一换，一手执一把粉扇子，往秧歌队的排头一站，比城里的那些女人特别是比那些老头老太太可精神多了。锣鼓一响，扭得那叫欢实。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恨不得把屁股都扭掉了。有一天秀萍看了都啧啧称赞，她说你看那个卖鱼的扭得真好!小腰多软呀。当时刘民还跟秀萍半真半假地提了个建议，他说没事的时候你也去玩玩，活动活动挺好。秀萍像是吓了一跳，眼睛都瞪起来了，她说我有病呀，还是吃饱了撑的?
       没法交流。
       在眼前的问题上，刘民就又一次遭遇了这种“没法交流”。见他既不吭声又闷闷不乐的样子，秀萍是这么说的：咱也犯不上为这么个屁事生气。你觉得生意重要，你就“过油”；你觉得唱歌重要，你就唱歌去呗。
       秀萍的话听起来像是息事宁人，实际上却硬硬地将了刘民一军。不用说，把生意和唱歌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哪头轻哪头重，刘民还是知道的。他甚至觉得，秀萍这是在故意玩弄他的感情。刘民满肚子是气，正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地一下响了。
       电话正是彭梅打来的。刚揿下接听键，刘民就听到了彭梅的呼吸声。不知怎么回事，人一胖，连呼吸声都比一般的人重一些。刘民“喂”了一声之后，彭梅开始说话。
        她说你是刘老板吗?
        刘民说我是刘民。
        彭梅说，你听出我是谁了吗?
        刘民刚想说你是彭老师，又突然意识到秀萍就在旁边，便马上改口说，听出来了。
       成呀!头一次打电话，就听出我的声音来啦?
        彭梅的声音挺亲切，也挺兴奋，说着她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彭梅是个性格活泼的人，这也许与她原先的职业有关。原先，彭梅曾在单位的老干部活动室工作，整天和一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打交道，组织他们唱歌、跳舞、打打麻将什么的。用彭梅自己的话说，一天到晚，就是一个玩，特有意思!可是玩了好几年之后，领导却不叫她玩了，让她搞收发。为此，她一连生了好几天的气。但生气有什么用?领导的心里有数得很，就那十几个老干部，说句不太尊重的话，现在是死的死，瘫的瘫，活着的岁数又越来越大。老了，风烛残年了，别说唱唱跳跳呀，啥都玩不转了，还玩什么玩?只是，老干部不玩了倒可以，彭梅不玩哪成呀?一个月没过，她仔细地照了一回镜子，把自己都吓蔫了。脸上的皱纹多了，皮肤没有光泽了，特别是精神上，也是每况愈下。吃饭呀，睡觉呀，啥啥都没意思了，没兴趣了。还老是失眠。这还了得?于此之下，她便跑到公园里玩去了。刚玩了几次，那些唱歌的人就发现这个女人不错。玩得好，漂亮!这才是真正的女高音哪。而且玩的时候，彭梅给人的感觉很认真，没架子，还联合人。不管是原来的歌友，还是新入伙的人，彭梅一律善目相待。她说愿玩就在一块玩呗。没歌谱吧?先看我的，客气什么，下次我再复印几份不就成了吗?特热心。特善于扩大队伍。如此这般，没多久，这个彭梅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一伙人的组织者。
       刘民就是被彭梅这么“组织”进去的。一开始，刘民还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那时他与秀萍现在的想法基本一致，人家都是城里人咱去掺和啥呀?可经不住彭梅的热情鼓动，他还是和那些城里人一块玩上了。刘民唱歌嗓子一般，甚至算不上好，他就是调儿拿得准。谁的哪一句歌唱得不对，走调了，刘民一听，立马就听出来了。他说哪位哪位老师，这一句您唱得不准确，要这样唱……说着，刘民小声地哼唱了一句谱子。被示范的人也跟着哼唱了一遍。刘民说这就对了。其他人在旁边一听，也觉得对了。彭梅就亮着眼睛看刘民，说嘿，看不出哎，不光二胡拉得棒，唱歌方面也蛮内行的嘛!其实，刘民不但二胡拉得好，此外像快板呀，笛子呀，小号呀，甚至扒谱子，配器，编排节目什么的，都能闹一气。在煤矿的时候，他还当过业余文艺队的队长呢。听了彭梅的称赞，刘民不经意地一笑，他想，你们没看出来的地方还多着哪。
       没多久，刘民就不唱歌了。
       是彭梅不让他唱的。上个周六，彭梅带来了一个消息。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歌友，说社区里的人早就注意上他们了。他们发现，每到双休日公园里就有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这一堆，那一伙的，还以为是干什么的呢。后来才发现是唱歌的。而且，除了唱歌之外，没别的。这就放心了，非常好。为了把这种自发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引向一种健康之路，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社区准备在十月份，也就是下个月，搞一次群众性的“激情演唱会”，届时，要有一些著名的歌唱家来和群众一起参加活动。此外，还将邀请电视台和一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呢。歌友们一听，都激动了，都振奋了，都瞪着眼睛看着彭梅，说是真的吗?彭梅生气地说，什么叫是真的?办事处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儿，没这事儿，您说我还能瞎掰呀?这么一说，大家都兴奋得不行了，像一群孩子似的，噢噢直喊。彭梅却犯愁了。彭梅犯愁有彭梅的道理，她是觉得像现在这么个唱法根本不行。她说，到时候也拿不到台面上去呀。
       
       接下来，便好一顿嚷嚷。
       众人嚷嚷的时候，作为一直没显山露水的“行家”，刘民也忍不住地说话了。他说大家现在这个唱法，其实根本就不叫合唱，只是齐唱。合唱得有领唱，有合唱。领，又分男领、女领，还有男女双领。合里又分男声合、女声合，更讲究的，还得分高音部、低音部，二部轮唱，三部轮唱……刘民说得有板有眼，一套一套的，把好几个人听得直眉瞪眼，又摩拳擦掌。后来，又酝酿了半天，意见才趋于统一：必须把过去的齐唱改为合唱。不用说，彭梅肯定是女领了；五十多岁的赵老师，平时就有“小杨洪基”之称，被推为男领。一切都定出个眉目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怎么也得有个指挥的吧?于是，有的相互推举，有的毛遂自荐，都试了，都不行。不理想，不太带劲。有的合不上拍儿，有的像“纺线”，还有的表情太不自然了，瞪着眼睛要打架似的，没把人笑死。后来彭梅就提议让刘民试一试。
       刘民说，我行吗?
       彭梅鼓励他说，行不行的，你就试试呗。
       刘民乐了。他说，那就试试吧，如果不行，大家可别见笑。
       刘民把话说得如此谦虚，无非是有意卖个关子。其实，他心里还是有谱的。彭梅不知道，在煤矿的时候，刘民本来就当过指挥。每逢全矿务局有个大型文艺演出或比赛什么的，刘民那是特别露脸——燕尾服一穿，领结一戴，大幕拉开的时候，他已经面向乐队背向观众地站好了，正做翘首挺胸状，小公鸡似的精神!静默中，他舒缓地张开双臂，把观众引入一种期待。突然，一个示意性的动作，乐曲声就响起来了。什么西班牙斗牛士，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都是名曲。刘民很有风度地指挥着，指挥着……渐渐地，节奏越来越快，曲调越来越高，把小号声都调进来了。乐曲进入高潮的时候，刘民的指挥最有看头，只见他越来越忙，把头发都忙乱了，他的身体不断地往前倾去，再倾去……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小，小得就像是哆嗦了……最后，终于张开双臂了，身体又突然向上一提，指挥棒在空中一抖，一个收式，一甩头，乐声戛然而止。散乱的头发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特别神气。刘民转过身来，走向台前，缓缓鞠躬。台下的掌声哗地一下就响成一片了……那时的刘民；是何等激动，春风得意啊。只是后来就不行了。时代在前进，煤矿也改革了。这一改，节目不演了，比赛不搞了，还把刘民给改成个下岗的啦。
       不用说，刘民“一试”，那种久违的感觉就回来了。开始他还有些保守，有些拘谨，到最后，他已经完全放开了，指挥的动作，准确，大胆，如行云流水。一曲结束，片刻宁静。彭梅突然伸出剪刀般的两根手指，手臂向前一冲，兴奋地叫了一声，吔——
       接着，众人一片叫好。
       棒极了!
       真过瘾!
       当时，刘民就像是做了一次精神体操，满脸红润。到了散场的时候，他还一直沉浸在一种说不来的轻松与兴奋中呢。
       彭梅问，你下周六还来不来?
       刘民说，来吧。
       彭梅说，说话算数?
       刘民说算数。
       彭梅说，那不行，咱得拉钩!
       彭梅还在刘民的手机里咯咯地笑着。笑得刘民心里一个劲地发毛。不必说，她是为了“拉钩”的事找上门来了。果然，还没等把笑打住呢，她就问刘民去了没有。刘民告诉彭梅他今天有事，去不了。彭梅一顿，立刻不笑了，她说你讨厌，你烦人!你怎么这样啊?刘民解释了半天，说他真是有事。尽管彭梅非常失望，最后还是把刘民给放了。她问刘民下午能不能去。刘民说下午还练呀?彭梅说，瞧您说的，不练哪成呀?练!
       彭梅的声音很大，把刘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秀萍就在旁边，为防止彭梅把“拉钩”的事说出来被秀萍误解，他只好把手机紧紧地压在耳朵上，不让彭梅的声音透出来。
       奇怪的是，那天“拉钩”的事，彭梅却提都没提。也许，城里的女人就是这样吧。不该认真的时候往死里认真，该认真的时候，又往往像个马大哈了。
       挂掉手机，刘民的心情顿时松快了不少。他想这才扯淡哪。早知道彭梅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又何必当回事似的跟秀萍计较。结果把俩人都闹了个不痛快。
       现在好了。痛痛快快地“过油”吧。
       没等刘民“过油”，王留栓就回来了。他走进餐馆的时候，刘民正在门口的一张桌子前坐着。当时刘民的情绪很好。此前，他趁秀萍整理昨天的账目的时候，凑过去，搭搭讪讪地说这说那，基本把秀萍那种别别扭扭的表情给扭转过来了。刘民的情绪一好，想起早晨请假的时候，他没给王留栓一个好脸，现在，反倒觉得王留栓有点可怜见的。就想逗一逗王留栓，他绷着脸问他，透环儿了没有?
       哪知道，刘民的情绪好了，王留栓的情绪却坏了。听了刘民的问话，他只是点了点头，一声没吭地走进了厨房。把刘民一下子晾在了那里。
       刘民怔怔地想，这小子是咋的了呢?
       在刘民的餐馆里，王留栓是唯一结了婚的伙计。小伙子为人老实，平时寡言少语，干起活来也特别本分。绝不像以前那几个过油的小伙子那么刁钻，那么狡猾。该过油的时候过油，没过油的菜了，就站在那里，贼着眼睛看厨师怎么掂勺，怎么用火，怎么添油加醋地炒菜……看来看去，就看出门道来了。噢，掂勺的时候要这么掂。锅包肉出勺之前，要淋一点老抽。鱼香肉丝要这样。宫保鸡丁要那样。水煮鱼，清蒸河蟹……得!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明白手就痒，菜单子一下来，人就乐了。说师傅你歇着，我来吧。于是拉开架势就炒。什么醋溜土豆丝，清炒小白菜……先简单，后复杂，日复一日，循序渐进。行了，不简单了。于此之下，把勺啪地一扔，还过啥油呀过油?不干喽，走人喽，他大爷的，咱也去找个厨师的干干!把人气死。
       相比之下，王留栓来了已经快一年了，除了一心一意地过油，一点别的意思没有。看着王留栓那种“干一行专一行”的样子，刘民都感动了。他建议王留栓，没事的时候也学学炒菜。王留栓说他不想学，学也学不会。说完，还用一种认真的表情看着刘民。刘民一下子就泄气了。他想，这小子难道真的受过什么刺激?
       原来的王留栓不这样。没到餐馆之前，他曾在一个叫“美里美”的家政公司里打工。在“美里美”打工的人不少，活挺杂。王留栓干的主要是“开荒”。所谓“开荒”，就是谁家买了新房，已装修好了，再找家政公司完全彻底、千干净净、一尘不染地收拾一遍。开始王留栓不明白“开荒”是什么意思，明白了之后，他就和几个新来的小伙子偷着乐，说这城里啥都是先进的，就是语言不行，完蛋，太落后，给新房子搞个卫生都得到咱们乡下去借个词儿用呢，还“开荒”!操，到楼房里去种地啊?
       不管咋说，开就开吧。刚开了两个多月，王留栓就开到人家的床上去了。那天，他是和带弟两个人去的。如果多去一个人，就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了。可是老板不让多去人，他说好几个人干了一天，还没整完?多大个房子呀?今儿就去俩人算啦!老板说得没错。其实要不是业主太挑剔，头一天就算是完工了。只是业主是个仔细的人，说有几个地方必须再好好弄一弄。弄到中午的时候，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王留栓和他媳妇带弟，两人就有点散漫下来了。毕竟带弟是从农村来的，皮肤跟刮了皮的藕一般白净。在别人家，见到什么都新鲜和好奇。她说王留栓你看这房子咋这么大，这房主肯定特有钱吧?王留栓说那还用说。带弟唉地叹了声，她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别说住这么大的房子了，就是这床咱俩也买不起。她说王留栓你看这床多好啊，真大!啥也没铺就这么软，这是弹簧做的吧?王留栓就一边搭着话，一边凑了过去。开始，俩人还只是坐在床沿上，一颠一颠的，体会这张大床的柔软与舒服。可是颠着颠着，王留栓却一时性起，一个鹞子翻身，就颠到带弟的身上去了。当时带弟还矜持了一下，说你想干啥?别有病啦。王留栓涎着脸说，我就想干这个。又说，你看看，我是不是真有病了?特疼!带弟一看，脸一红，心一动，浑身立刻就软了。带弟一软，王留栓便趁势嚣张起来。哪里想到，就在王留栓的动作越来越快，就要逼近终点的时候，咔一声锁响，去附近“吃个午饭”的业主，突然推门而人。
       
       当时的情景，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也可想而知。
       看着床上的场面，业主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就哭了。业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尚未结婚。是一家歌舞团的演员，虽说不太出名，长得也一般，但毕竟识文断字，又是搞艺术的，面对这样的场面，人家能不哭吗?
       王留栓和带弟彻底傻了。可是光傻了哪行呀?女演员立刻拨打了110。警车呼啸而至。来的人一胖一瘦。原以为是挖门撬锁，哪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胖110看了一眼哭哭啼啼的女演员，二话没说，咔地就给王留栓戴上了铐子。与此同时，他还打量了王留栓一眼，心想，瞧你这德性，还想吃天鹅肉哩!
       就在这时，躲在门后的带弟才知道事情已不仅仅是丢人，看起来，已经相当严重。她顾不得害臊，扑通一声，就给警察跪下了，吓得110眉毛突然一跳，嘿!这是怎么啦?
       后来一问，才全明白了。胖110看着女演员，抱歉地一笑。他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好办了呢。女演员问110，什么意思?两个110就一胖一瘦地给女演员解释。意思是这样的：身份证都验了，这两个人还真是两口子。虽说他们不该在别人家里办这样的事，可话说回来，这毕竟不是公共场所。要是在大街上，或者是商场里，都行。说他们耍流氓也好，破坏公共秩序也罢，那是非拘了他不可!可是，这就没法弄了。法律上没这方面的规定，没依据，让丫钻了法律的空子啦!您说是不是?
       110毕竟是110，法律上的事，肯定比女演员懂得多一些。说完，他们就把王留栓手上的铐子取了下来。取下王留栓的铐子，似乎又觉得对女演员不公平。于是就用手铐顶着王留栓的脑袋，说我警告你丫的，以后注意点，别像个狗似的想在哪儿做就在哪儿做，你听明白了吗?王留栓一边摸着手腕子，一边像电影里被宽大了的汉奸一样，使着劲儿地点头。
       110走后，王留栓和带弟这才喘上气来。还是带弟灵透些，会说话儿，嘴也甜，她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女演员，她说大姐，让我们接着干吧，今天的工钱我们一分不要。女演员惊讶地看着带弟，还想干呀?情急之中，她把电视里最常用的一句台词都用上了，她说你有没有搞错啊?说完，又觉得这句话太轻了，不解劲。这毕竟不是在电视剧里演戏，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里的事，比起那些狗屁编剧瞎编出来的情节要复杂得多，也气人得多。当时女演员都气蒙了，说粗话了，她说我操!做你的美梦去吧!
       接下来，事态便进一步恶化。女演员找到了“美里美”家政公司。老板听了事情的经过，开始还一个劲地乐，说丫真他妈会找地方。后来看女演员要动真格的了，老板才想认真地解决问题。他好话说了三千六，女演员却一句都听不进去。房子一天没住，床也是刚刚搬进去的，全被他们弄脏了，玷污了，知道不知道?女演员说，少废话，我告诉你们，这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啦!最后，气得五十多岁的老板脸都青了，一支烟卷儿刚抽了几口，就在烟灰缸里摁死了。他看着王留栓和带弟，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们都听见了吧?别在那戳着啦!去吧，整钱去吧!说完，还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王留栓。
       一听说让他整钱去，王留栓就立刻傻了。上哪儿整去呀?别说是这辈子当牛下辈子做马都挣不来，就是去偷去抢，也整不来那么多的钱呀。这么一想，王留栓顿时就扑到女演员的脚下去了。女演员一怔，还以为王留栓要抱她的脚哪，她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说，你少给我来这套，没用!话刚说完，就发现地上的人像一只被抹了一刀的鸡似的，一扑啦一扑啦地抽了起来。在场的人这才毛了，除了女演员矜持着没动，其他人全上手了，好一顿收拾，才把王留栓的一口气给收拾上来。女演员的进攻，暂且告一段落。但她却告诉“美里美”的老板，事情没完!
       后来的几天，趁双方冷战之机，还是老板想了一招儿，他让王留栓出钱，又托人找了个记者，从中调和，并暗示女演员，要追踪采访，要把这件事拿到报纸上去让读者讨论云云。这么一吓唬，女演员怕影响到自己的名誉，这才自认倒霉。否则，她就把这个“美里美”公司起诉了。
       事情摆平之后，老板相当生气。鉴于王留栓和带弟给本公司造成的恶劣影响，本想扣掉两个人的抵押工资，然后再炒了他们的鱿鱼。可是当他一边吸烟，一边把低头耷脑的带弟从上到下地看了一遍之后，老板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告诉王留栓和带弟，按着公司的规定，必须狠狠地处罚!可考虑到两口子出来打工也怪可怜的，不容易，他是想了又想，才决定给予从轻处理。这样吧，老板看着王留栓说，你先走人，叫你媳妇先在这儿干着。至于罚款的事，既然你们说家里实在困难，那就算啦。老板面无表情地看了一会儿窗外。然后回过头来，用征求的口气说，你们商量一下，看这样行不行?
       行行行!
       钱都不罚了，还有啥不行的呢?
       当时，王留栓和带弟都要给老板跪下了。
       几天后，王留栓到餐馆来应聘的时候，刘民一眼就看中了他。小伙子身体不错，跟人说话的时候还脸红，挺纯洁挺朴实的一个人。只是，时间不长，秀萍却发现王留栓有点不大对头。有时候跟他说句话，他都是一怔一怔的。秀萍说，我怎么看王留栓好像受过什么刺激?刘民却乐了，他说神人也让你看
       正吃着饭，刘民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彭梅打来的。她告诉刘民，她们已经练了一个上午，现在又集合好了，正等着刘民快一点过去。她问刘民，到底去还是不去；彭梅的声音在手机里很大，也很急，似乎都有些不大高兴了。
       刘民的餐馆离公园很近，也就是两站地的距离。当他匆匆赶往公园的时候，歌友们已经等得搓火。
       这人咋那么牛逼啊，上午不来，下午还老是等他?
       发牢骚的人叫老胡，是上午才“入伙”的一个歌友。老胡这个人有意思，他五十多岁，黑瘦，脖子上的喉结很大，操一口浑厚的京腔京韵。他年轻时曾给局长当过秘书，后来还当过十几所的科长。在岗位上的时候，总觉得烂事太多，咋干都干不完，不是开会，就是写材料，烦死个人。可是被“一刀切”下来之后，该休息了，才觉得精力充沛得不行，根本就“休息”不进去。休息不进去，又没事干，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以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谓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顾得上好好端详端详自己的孩子，现在一端详，才发现上大学的女儿和正读高中的儿子，各有特点，一个都不像他。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委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不妙的是，老胡一生气，他爱人就更生气。这才不好整呢。老胡的爱人比老胡小几岁，是个处长，还没有退休。她问老胡，整天没气儿找气儿想怎么着?女处长的声音和目光都极其尖锐，扎得老胡透不过气来。说实话，老胡也不想怎么着。他只是觉得心里乱七八糟的，很郁闷，很闹心，非常之烦。但在女处长眼里，老胡完全是“他妈的瞎烦”。她说，我一天上班下班还得弄家务，都快让烦给压死了，知道吗?你还烦了，装什么孙子!老胡的爱人阴着脸，把包一抡，饭都没吃，就上班去了。这时候，老胡侧在那里，愣一会儿，蔫一会儿。有一次，他还一跺脚摔碎了一只碗。
       后来，老胡就苦着脸转到公园里去了。公园在老胡眼里，是城市里的乐土，是市民进行私人活动和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得以释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连公园都没有的城市，犹如大街上没有厕所，是最不道德的。
       在公园里；老胡最先玩的是跳舞。同那些唱歌的人一样，每到周日，公园里的小广场上总是聚集着一些跳舞的人。不知谁把家里的录音机都贡献出来了，在地上一放，咔地揿下按钮，舞曲便响起来了。快四，慢三，探戈，伦巴……换着样地跳。开始老胡是狠着脸子跳，动作还特别夸张，像个小丑，渐渐地就不那么跳了。他好像找到感觉了，表情也温柔了，舞步越发稳重起来。偶尔，还这样那样地玩几个花样儿。很不错的。只是跳来跳去，旁边却有人不高兴了，生气了，用一副讨厌的嘴脸看着他，说，这个师傅您还有完没完?这是你的舞伴吗?结果老胡一下子尴在了那里。没有舞伴，又想跳舞，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后来为了跟人争舞伴，老胡还跟一个胖子相互指着鼻子骂过一次。要不是有两个人及时劝阻，用对方的话说“就抽他个老丫挺的了”。一气之下，老胡才又玩上了唱歌。
       
       玩上唱歌，才知道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老胡总觉得跟一些人尿不到一壶里去。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不到半年，整个公园里七八伙唱歌的，差不多都被老胡串遍了。现在，老胡跟着彭梅这一伙人“有组织”地唱了一个上午，又听说社区里要搞。“激情演唱会”，他觉得这一伙比别的好，唱着舒服，来劲儿。越来劲却等不来指挥，老胡就有点焦躁起来。他问彭梅，指挥的人是哪个区的。彭梅告诉他，说是外地的，就出毛病来，一个打工的，哪来那么多的刺激?刘民说，他就是那种木讷人。
       可是不久，王留栓就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那一段时间，餐馆里的生意不错，那天晚上，刘民让厨师炒了一桌子的菜，跟他们喝酒，意思是犒劳一下伙计们。这一犒劳，就把伙计们的话全犒劳出来了。几杯酒下肚，个个都成了酒乱了。特别是说到来北京打工的经历，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一宗宗，一件件，都是一些遭罪的事，但时过境迁，却常常把人听得笑起来，非常苦涩，也非常有趣儿。当时只有王留栓愣在一旁，不言不语。刘民问他怎么不说话。王留栓说他没什么好说的。刘民说没有好说的就得喝酒。王留栓说他喝酒。说着，就把满满一大杯白酒咕咚咕咚地全干下去了。两个服务员目瞪口呆，说王留栓你傻啊?王留栓直着眼睛说，我受过刺激。
       说完，就捧着脸哭了。
       刘民以为王留栓喝醉了，就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事后，倒是伙计们把王留栓的这句话当作了笑柄，甚至演绎成了一句谴责词，一句妥协语。平时谁和谁逗起嘴来，动不动就会有人说，“你受过刺激呀?”或者说，“我受过刺激，行了吧?”最初，王留栓听到别人用这句话互相攻击的时候，还有些反感，不太高兴。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无所谓了。他不但不反感，有时候，他自己还拿这句话去攻击别人呢。
       乱哄哄的饭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内部人吃饭的时候，唯独不见王留栓的影子。秀萍问王留栓怎么不吃饭。一个伙计说他不吃了。秀萍说，跑了一上午了，又干了一中午活儿，不吃饭哪行呀?她看着刘民说，你叫他去。
       平时，秀萍和刘民都很善待伙计。王留栓刚到餐馆不久，有个服务员被常来吃饭的一个男顾客给勾搭走了，据说是卖手机去了。当时，秀萍就想把王留栓的老婆招过采。她说两口子在一起干，也好有个照顾。刘民觉得秀萍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人长得咋样呢?毕竟是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在家政公司里干可以，当服务员行不行?刘民推敲了半天。秀萍听了，觉得刘民的考虑也有道理。当时正好厨师也找秀萍，说他的表妹想到北京来打工，问秀萍要不要。秀萍就答应了。等厨师又黑又胖的表妹刚来没几天，王留栓的老婆带弟就到餐馆来了，说是让王留栓跟她去透环儿。俩人一走，秀萍直后悔。她瞪了刘民一眼说，就怨你!坦率地说，刘民也没想到王留栓会有这么一个老婆。虽说是乡下人，却长出了几分城里人的模样儿，白白净净的，而且条儿也好，穿着打扮得也利索，一点不像那些有了孩子就破罐子破摔的乡下妇女。秀萍觉得没把带弟挖过来，实在可惜。刘民却觉得没什么可惜的，反正王留栓在，以后有了机会再说呗。
       机会是有，却一直没有“说”成。先是带弟的老板不放人，据说还急得带弟哭了一场。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哭了就能解决的。“美里美”的老板说，走可以，两个月的抵押工资甭想要!这咋走?后来则是带弟自己不想来了。她对王留栓说，告诉你们老板，我就在这儿干了，这里挺好的。此后，秀萍也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既然人家在那里干得挺好的，还老是惦记人家干啥?这才是多余呢!
       刘民来到厨房的时候，王留栓正蹲在厨房里打蔫。问了半天，刘民才把事情搞明白。原来，王留栓去跟老婆透环儿的时候，人家说带弟的环儿没了，丢了。
       刘民一听，忍不住直乐。他说这么点事还犯得上不吃饭了?丢就丢了呗，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再戴一个不就行啦?王留栓沮丧地嘟哝着说，不值钱，可是麻烦呢。刘民说，再麻烦，你也得吃饭呀?
       老板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刘民注视下，王留栓只好站起身来，跟着刘民去吃饭。
       正吃着饭，刘民的手机就响了。还是彭梅打来的。她告诉刘民，她们已经练了一个上午，现在又集合好了，正等着刘民快一点过去。她问刘民，到底去还是不去；彭梅的声音在手机里很大，也很急，似乎都有些不大高兴了。
       刘民的餐馆离公园很近，也就是两站地的距离。当他匆匆赶往公园的时候，歌友们已经等得搓火。
       这人咋那么牛逼啊，上午不来，下午还老是等他?
       发牢骚的人叫老胡，是上午才“入伙”的一个歌友。老胡这个人有意思，他五十多岁，黑瘦，脖子上的喉结很大，操一口浑厚的京腔京韵。他年轻时曾给局长当过秘书，后来还当过十几所的科长。在岗位上的时候，总觉得烂事太多，咋干都干不完，不是开会，就是写材料，烦死个人。可是被“一刀切”下来之后，该休息了，才觉得精力充沛得不行，根本就“休息”不进去。休息不进去，又没事干，啥都看不惯了。瞅哪儿哪儿不顺眼。甚至，看着两个孩子都别扭。以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谓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顾得上好好端详端详自己的孩子，现在一端详，才发现上大学的女儿和正读高中的儿子，各有特点，一个都不像他。原本性格挺好甚至有点委琐的一个人，突然烦躁了，性情上变得很激进，很愤怒，动不动就生气。不妙的是，老胡一生气，他爱人就更生气。这才不好整呢。老胡的爱人比老胡小几岁，是个处长，还没有退休。她问老胡，整天没气儿找气儿想怎么着?女处长的声音和目光都极其尖锐，扎得老胡透不过气来。说实话，老胡也不想怎么着。他只是觉得心里乱七八糟的，很郁闷，很闹心，非常之烦。但在女处长眼里，老胡完全是“他妈的瞎烦”。她说，我一天上班下班还得弄家务，都快让烦给压死了，知道吗?你还烦了，装什么孙子!老胡的爱人阴着脸，把包一抡，饭都没吃，就上班去了。这时候，老胡侧在那里，愣一会儿，蔫一会儿。有一次，他还一跺脚摔碎了一只碗。
       后来，老胡就苦着脸转到公园里去了。公园在老胡眼里，是城市里的乐土，是市民进行私人活动和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得以释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连公园都没有的城市，犹如大街上没有厕所，是最不道德的。
       在公园里，老胡最先玩的是跳舞。同那些唱歌的人一样，每到周日，公园里的小广场上总是聚集着一些跳舞的人。不知谁把家里的录音机都贡献出来了，在地上一放，咔地揿下按钮，舞曲便响起来了。快四，慢三，探戈，伦巴……换着样地跳。开始老胡是狠着脸子跳，动作还特别夸张，像个小丑，渐渐地就不那么跳了。他好像找到感觉了，表情也温柔了，舞步越发稳重起来。偶尔，还这样那样地玩几个花样儿。很不错的。只是跳来跳去，旁边却有人不高兴了，生气了，用一副讨厌的嘴脸看着他，说，这个师傅您还有完没完?这是你的舞伴吗?结果老胡一下子尴在了那里。没有舞伴，又想跳舞，这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后来为了跟人争舞伴，老胡还跟一个胖子相互指着鼻子骂过一次。要不是有两个人及时劝阻，用对方的话说“就抽他个老丫挺的了”。一气之下，老胡才又玩上了唱歌。
       玩上唱歌，才知道唱歌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性格浮躁，又好较真儿，而别人又偏偏不买他的账，老胡总觉得跟一些人尿不到一壶里去。所以这儿唱几天，那儿唱几天，不到半年，整个公园里七八伙唱歌的，差不多都被老胡串遍了。现在，老胡跟着彭梅这一伙人“有组织”地唱了一个上午，又听说社区里要搞。“激情演唱会”，他觉得这一伙比别的好，唱着舒服，来劲儿。越来劲却等不来指挥，老胡就有点焦躁起来。他问彭梅，指挥的人是哪个区的。彭梅告诉他，说是外地的，就住在附近。老胡说外地的?干吗让个外地人来指挥呀?他行吗?彭梅说，什么叫行呀，艺术感觉特棒!二胡拉得才好哪。
       
       话音未落，刘民就到了。
       歌友们一阵夸张的欢呼，让刘民感到挺神气，又有点不好意思。接下来，彭梅便组织大家“开练”。先是《红梅赞》，接着是《歌唱祖国》……歌友们练得特别认真，练得激情澎湃，把刘民的情绪调动得也相当投入。他似乎比上一次指挥得更娴熟，更自信，更奔放，更有力度感了。只是，曲子当中有几处“二部轮唱”的地方不太整齐，有点乱。刘民告诉歌友，不能“抢拍儿”，耳根子要硬才行。他说该唱的时候再唱，不该唱的时候就别张嘴，不能一听见别人唱就跟下去，那就唱乱套了。有个老太太看着刘民，虔诚地说，事是这么回事，一唱起来怎么就好顺嘴呢?刘民一笑，他说其实这才是二部轮唱，最简单的一种。在煤矿的时候，他还搞过四部轮唱呢。
       是吗?四部轮唱呀?
       那可更棒啦!
       当然啦!刘民说，听起来给人一种非常特别的效果，就像大海里的波涛一般，哇儿——哇儿——哇儿——哇儿——，一涌一涌地，此起彼伏。再加上乐队伴奏，那才叫合唱呢。
       刘民说得有点陶醉，同时也感染了一些歌友，大家正用一种很羡慕的目光看着刘民，这时，始终站在一边的老胡说话了。他说这就是你们请来的指挥?彭梅问他怎么样，专业不专业?老胡没有吱声，他看着刘民，先是叫了一声“刘老师”。说实话，这么长时间，刘民总听歌友们之间相互称为老师，却始终称他为老板。老胡这一声“老师”叫得让刘民都有点感动了。他微笑地看着老胡，问他什么事。老胡说，他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他在什么单位里工作。刘民说他没单位。这时，彭梅狐疑地看着老胡说，您问人家在哪单位干吗?凑到一块，不都是唱歌的吗?老胡说他不是那意思，就是想问问这老师是干什么的。
       刘民一看老胡那种较真儿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告诉老胡，他是开餐馆的，他说是个小餐馆。他觉得没什么可掩饰的，一点都不可耻。
       老胡点点头说，这就对了。
       彭梅不解地看着老胡，问他什么叫“对了”。
       老胡说，您没瞧他指挥时的架势呀?一掂一掂的，嘿，他妈整个一掂勺!
       老胡一边说，一边摹仿着炒菜掂勺的动作，还一挺肚一挺肚的，特别滑稽。 　众人哄然大笑。 　刘民顿时怔住。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刷地涌到了脸上，涨得他很想说一点什么。但刘民却什么也没说。刘民不说，是因为他不想惹事。在外地人中曾有一种说法，说城里人都是瞎咋呼，你越怕他他越来劲儿，你一瞪眼他就老实了。其实不对。至少，也不能说是全对。刚来北京不久的时候，刘民就是在这种错误信号的误导下，跟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瞪过一次眼睛。事情的起因是，刘民的三轮车剐了修车人的三轮车。按理说，都是三轮车，铁家伙，又不是纸扎的，剐一下没什么，而且刘民还一个劲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时候如果对方说一句“没关系”，事情就会得到圆满解决了。可是对方不但不说，还不依不饶地追问——你长眼睛是干啥的?这才不好回答哪。越是不好回答，修车人还越是追问。事逼不过，刘民的火就上来了，他一瞪眼说，再不讲理别说我给你砸了!本来刘民是想吓唬一下对方，说话的时候他心里虚得很。没想到这才惹出麻烦来了呢。对方不但不怕，反而还支持刘民砸他。他立刻抄起一把修车的锤子，向刘民举着，同时还把脑袋伸了过来，让刘民“往这儿砸”!
       刘民一看，可怜见，顶都秃了。
       这怎么砸?
       别说是刘民，就是个流氓恶棍，大概也下不了这种黑手呀。结果，闹得刘民非常狼狈。有了那次教训，刘民再不敢轻易口出狂言。一旦遇上难缠的主，该训就训，能躲就躲。即使这样，还免不掉要常常被人教训上几句。说起来凑巧，刚才在公园门外，刘民就被一个卖地图的人给教训过一顿了——那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肩上挎着一个布兜，他问刘民要不要北京地图，新版的。也怪刘民他欠嘴，说话不加考虑，不要就不要得了，他竟说他是老北京了，还要什么地图?不料一句话就把人家给惹恼了。那人立刻瞪起眼睛，问他什么叫老北京。接着，他还非常激动地追着刘民，好一顿给他上课。他从老北京说到了“旗人”，他说“旗人”有八姓，您知道吗?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多数又改成了汉姓……他跟着刘民，边走边说，喋喋不休。直到刘民买了票，又返回身来，都进了公园了，那人还京腔京韵地喊了一句，还敢跟我玩蝎了虎子?不要地图没关系，别他妈瞎说!
       刘民就怕碰上这样的茬儿，一句话不对付，就像胶皮糖似的粘上你。所以，看着表面上洋洋得意，却分明透出几分斗鸡神情的老胡，刘民就不想理他。等所有的人都笑完了，平静了，刘民才告诉彭梅，说他得先走一会儿。彭梅一愣，说刚练这么一会儿怎么就走呀?众人也说，还没过瘾哪，怎么也得再练一会儿。刘民原本想笑一下，显得轻松些，不知怎么回事，却一点都没笑出来。他说，对不起，我还得回去掂勺呢。说完，便硬着脖子走了，头也没回。
       刘民一走，众人的表情都一下子严肃了。彭梅不满地看着老胡，嗔怪他说话太不客气。其他的人也小声议论。有的说，刚来头一天就出这事儿。有的说，既然想到一起玩，就得讲团结。其中一个老太太说得最好了，她说，这不是团结不团结的事，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您说是不是?
       对于众人的议论，老胡却嗤之以鼻，他鄙夷地说，我干吗要尊重他?他是谁呀?啊?我就看他是掂大勺!怎么啦?
       老胡面红耳赤，挑衅般地扫视着众人。他一边说着，还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情绪相当激动。一时间，歌友们谁都不吱声了，面面相觑的神态里，好像是在说，这个鸟人他怎么这样啊。
       刘民也有刘民的自尊。一连几天，他想起老胡的那句话，就禁不住有一种挫败感。其实自从玩上唱歌后，如此的不愉快已经不止一次了。最初在讨论演唱会上唱什么歌曲的时候，刘民就被彭梅给污辱过一次。当时，见歌友们七嘴八舌，提议唱什么歌的都有，刘民就建议来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觉得这首歌挺好，旋律快，节奏感强，指挥起来还能使上劲了。可刘民一说，却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反对，都说不成，不成!那哪成呀?不成就不成得了，彭梅还说他土，说他农民……她说现在是什么时代?都搞城市化个脚丫子的了，你还在希望的田野上呢，你累不累呀!啊?说完了，还像个大母鸡似的，咯咯咯，那个笑哇。
       当时，刘民的心里特不是个滋味。也难怪，在煤矿搞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节目都是他说了算，他说唱啥就唱啥，那是绝对权威。哪像现在似的，鸡一嘴，鸭一嘴，老母猪也想拱一嘴!这还不算，更让刘民生气的是后来。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就唱《祖国颂》吧。众人一听立刻叫好，说好!太好了!既然是“十月激情演唱会”，不是“三月激情演唱会”，不唱《祖国颂》哪行?必须得扣住题儿呀，您说是不是?
       刘民没有吱声，他也不屑于吱声。他承认《祖国颂》这首歌的确是挺好，非常不错。让他不服气的是城里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搞一次人口普查，也得在他餐馆的外墙上挂一条红色的标语：“向人口普查的民警学习!向人口普查的民警致敬!”刘民就纳闷儿，学习啥呢?真是庸俗。现在，参加个演唱会，还“不唱《祖国颂》哪行”，谁规定的不行?再说，人家共计让准备三支歌曲，已经定了两首一《红梅赞》和《歌唱祖国》。有歌颂祖国的了，再来一首《祖国颂》，这不是重复了吗?都“顺拐”个蛋的了，还以为自己走的是“正步”呢。不过，想是这么想，刘民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个玩的事，图个乐呵罢了，较什么真呀，没必要。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唱啥，你们还不得听我指挥——可是，就连这么一点自尊，现在，也被那个叫老胡的人给挫败了。居然说他指挥得像掂勺似的——这也太难听了，太污辱人了!
       
       刘民愤愤地想，我不掂了可以吧?
       其实不行。刚到周五，彭梅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又是赔礼，又是道歉的。开始，刘民还特别坚定呢，坚定得都有点顽固了。不管彭梅怎么说，他就是一句话，不去，我还得餐馆里掂勺呢!说这话的时候，刘民的心里充满了伤感，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痛快。
       但彭梅那边不痛快了。她说掂你个头!还用得着你老板掂勺了?你就是小性子，小心眼儿，心眼儿就像针尖尖那么大!
       接着，彭梅便开导起刘民来了。
       她说，男人就该像男人的样子，要有点胸怀。
       她说，那个胡说八道的鸟人已经被歌友们骂跑了，不唱了。
       她还说，社区已经决定，下个周六，就搞“激情演唱会”。
       她嗔怪地说，一些歌星都定下来了，肯定参加，你还拿什么派儿呢?
       彭梅喋喋不休，把刘民的手机都要说爆了。最后，她干脆就给刘民下了通牒——她说不管怎么说，刘民明天都必须得去。如果不去，她就把人带到刘民的餐馆来唱。骚扰他，骚扰完了，再狠狠地宰他一刀!
       刘民他能不去吗?
       周六，刘民一到公园，彭梅老远就飞一个媚眼儿，还夸张地张开双臂，做了一个欢迎和拥抱状。几个六十多的老太太则哇的一声，差点雀跃起来，她们一边拍手，一边问着“刘老板好”，久别不见似的。刘民也回应性地跟歌友们打着招呼。虽是短短的一周，刘民的心里却被那个老胡闹得很是沧桑，竟有了一种重返江湖的滋味。
       这天，四十多个歌友，一个不落地全来了。原先是一个人伴奏，现在不知彭梅又从哪儿请来了一位。手风琴的音量一下子被扩大了一倍，还没等开始呢，嗡的一家伙，就把大家的精神气全提起来了。领唱不错，男合女合都很整齐，朗诵的人也把词儿背得滚瓜烂熟——“金色的十月，我们满怀激情，踏歌而来，祖国啊……”相当不错。同时刘民的指挥也非常之好，看起来刚柔并济，潇洒自如，相当流畅。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
       太来劲了!
       真棒!
       还说人家指挥得像掂勺似的呢，任嘛儿不懂，瞎掰。
       哎，对了，你到那边看看去，老胡正给人家当指挥哪，像抽筋似的。 　众人笑起来。 　刘民一直绷着脸，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心里却特别受用。平心而论；如果不是出于人身攻击，老胡对刘民的评价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事后，刘民还进行过反思呢。虽说老胡的话说得很难听，太夸张，有一种故意羞辱人的意思，但和电视里播出的那场外国音乐会里的指挥相比，刘民还真是找出了自己的许多不足。那天，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把电视的声音调到了微乎其微，他只盯着那个指挥的一举一动，边看，边体会，好一顿摹仿……现在，刘民把那天掌握到的一些风格与动作全用上了。别说是歌友，他自己都感觉挺好。于是，在一种挺好的感觉里，刘民和歌友们都练得很投入，很亢奋。
       结束的时候，彭梅告诉大家，下周就搞演唱会了，明天是最后一次练习，大家必须都来。说完，她又特别关照刘民，不许掉链子。
       刘民说，没事。
       刘民没事，王留栓却有事了。像上次一样，刘民刚买回菜来，王留栓就跟他请假。刘民想，这小子可是真绝啦，他咋还跟我摞上劲了呢?他问王留栓又有什么事。这一次王留栓痛快多了，他说跟老婆去上环儿。刘民这才恍然想起了什么。他问王留栓，上一次发现环儿丢了的时候怎么没直接戴上。王留栓说，医生不给戴。刘民问，摘环儿不给摘，戴环咋还不给戴呢?王留栓说，医生让先吃一个星期的消炎药，才给上呢。刘民不知道医生是真有道理，还是有意推销药品。他想，总而言之，医院就是个最啰嗦的地方，别的那些破事就不说了，戴个环儿也这么麻烦。
       这一次，刘民没有生气。他觉得不是透环儿就是戴环儿，而且，戴个环儿还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消炎……王留栓已经被这个“环儿”折腾得够呛了。不过，刘民还是告诉王留栓，说他今天还有事呢，不能替他“过油”。他问王留栓，明天去行不行。开始王留栓一直不表态，也许他是觉得事情有些挠头罢，他就站在那里，直挠自己的脑袋。刘民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小灾的，一个戴环儿，早戴一天晚戴一天不是一样吗?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王留栓和带弟是第二天上午去医院里戴环儿的。一回到餐馆，王留栓便告诉刘民，他不干了，要走人。
       刘民听了一愣。他问王留栓，干得好好的，咋还突然不想干了呢?
       王留栓低着头，吭吭憋憋的不吱声，还把脸扭了过去。后来在秀萍的追问下，他才道出实情，说他老婆怀孕了，想回老家流产去，不干了。
       刘民意识到王留栓的麻烦又来了。他有些同情王留栓，也为王留栓的麻烦感到莫名的生气。他说你可真行，平时又不住在一块儿，怎么闹碴的呢?
       王留栓嘟嘟哝哝，说他没怎么闹碴……
       刘民说，没怎么闹碴咋还怀孕了呢?
       这么一问，王留栓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说实话，自从到了北京，王留栓还真是没怎么“闹碴”。在家政公司那会儿，他和带弟是各住各的宿舍——男一间，女一间，每间都住着十几号人，想怎么着也不行。有天晚上，两个人倒是跑到城郊的一处荒地里，毛毛糙糙地“闹碴”了一回。后来，就是在女演员家里的那次。再后来，就一次都没有了。这倒不是说两口子不在一起工作，没有见面的机会。机会是有。每个月，王留栓差不多都到带弟那边去上一两回。有时是把自己的工资送过去，让带弟存上。大多时候也没啥事，就是去看看，坐一会儿。有几次，他们还去了城郊的荒地。只是，一次都没有成功。怎么说呢，自从那次在女演员的家里半途而废之后，王留栓就完了，不行了。说起来也怪，平时见不到带弟的时候，还行，甚至有一种干柴烈火的感觉。可一到真章就完啦，咋着都不行，急得王留栓跪在地上直揪自己的头发。有一次带弟也哭了。她一边哭着一边劝，告诉王留栓，说这病不能着急，越着急越不行，只能好好养着。就这么的，养来养去，带弟却怀孕了。
       刘民和秀萍哪知道这些，一见王留栓那副尿唧唧的样子，刘民就觉得这小子太完蛋，太窝囊。老婆把环儿丢了的时候，不想吃饭，现在老婆一怀孕，连工都不想打了。刘民说邻居家死个耗子——多大个事呀?
       秀萍也乐了，她说不就是个怀孕么?到医院里一流，啥都不影响，大老远的还犯得上往家跑?哪天你叫你媳妇过来，我和她去!
       刘民皱着眉头说，谁去都简单，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
       秀萍说，可不是咋的，昨天你还说哪，好好干上两年，挣点钱回去盖房子。就因为这么点事就把目标改了，那还行?
       刘民和秀萍轮番地说，轮番地劝。劝了半天，王留栓只是勾着头，一声不吭。好不容易把头抬起来了，他说，老板，我真不干了。
       见王留栓一点盐酱不进，还越说越上样了似的，秀萍看了一眼刘民，泄气地说，那就招人吧。
       刘民没有吱声。
       细说起来，这些打工的本来就是一个流动性的群体。你来他走，都很正常，再招一个人就是了。让刘民为难的是，上哪儿招去呢?这可不是前几年了，刘民刚到北京开餐馆的时候，不招人都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男男女女，一帮一帮的，海了去了，多得城里人直烦。有关部门更是大伤脑筋，头疼，整天研究怎么怎么着才能把这些外地人弄出去。于是大街上清，胡同里查。夜深了，人静了，月儿弯弯照九州，夜色多么好!走吧?动弹着吧?此时此刻，伙计们躺在餐馆的桌椅上睡得正香。有的还做梦了。梦着村前的大山，山后的小河，儿时的伙伴儿……突然，咣咣咣，一通砸门声，一个激灵醒了。
       
       谁呀?
       查证的。
       完了，全吓毛愣了。刚哆嗦上裤子，人已经进来了。有暂住证吗?拿出来。有有有。哪儿呢?这儿，在这儿……刚递上去。咔咔两家伙，完了，碎了。还有吗?
       嘿，还瞪什么眼呀?把扣子系好，走!
       结果，是一车皮一车皮往回送。其实送也是白送。这又不是什么东西，是人，人是活的呀。结果押送的人员刚到家，紧跟着，被遣返的人就一批批地回来了。每次都是。啥法儿没有。后来就渐渐地好了。不清了，不送了。外来人口管理条例中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都作了修改，还废除一些条款。以人为本了。城市正以越来越宽容的姿态，欢迎外地人来就业了。只是拿着高等院校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奇怪的是，从事重体力和低等工种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别的不说，放眼京城，四万多家大小餐馆，哪家的窗子上不是常年都贴着招工的条子?不好招是真的!
       刘民看着王留栓说，你非走不可我也不拦你，但你总得叫我先招人吧?招到人之后我马上就叫你走，这可行吧?
       王留栓勉强答应了。
       可三天没到头，厨师就找上秀萍了，说这几天王留栓也不知怎么回事，就像个“二不愣”似的，干啥都不上心。过油的时候，花生米都冒烟了，炸糊了，他还站在那里瞪着眼瞅哪。说说他，他要么不吱声，要么就把勺一扔，蹲在厨房里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冷着脸生气。厨师说，干脆叫他走得了。
       晚上，秀萍把厨师的话告诉了刘民，问他怎么办。刘民一听有些生气，便干脆地说，再等两天就叫他走，招不到人，他顶着。秀萍说，既然想让他走，明天就让他走得了，还等两天干啥?刘民说这两天他还有点事呢。秀萍问他啥事。刘民说后天社区要搞“激情演唱会”。话一出口，也才突然意识到他的事在秀萍的眼里本来就不是个事。秀萍果然有些不屑，她说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人家愿意搞啥搞啥得了，你跟着闹腾个啥呢?
       刘民觉得秀萍的话不太好听，他说，我怎么闹腾来?还闹腾!
       秀萍哼了一声说，没闹腾，你又买衬衣又买领结的干啥? 　刘民顿时语塞。 　其实这事都是彭梅闹的。怎么说呢，彭梅是个喜欢把玩的事也当成工作来闹腾的人。按着她的建议，演唱会的时候必须统一着装。为此事，昨天在公园里就好个争论了。有人说，平时穿啥就穿啥得了，随随便便的，更好。有人说，还是统一着装好，上了电视，看着整齐。你一言，我一语，都嚷嚷成一个蛋了。当时每个人的表情都特严肃，严肃得像是一群什么专家和学者。后来，在主张统一 (着装)和反统一的争论中，两个老头因为各执一端，哆哆嗦嗦的，谁也说不过谁，竟梗着脖子上纲上线地对骂起来。一个骂对方“没有文化”，一个骂对方“狗屁不通，无耻”。都一把胡子的人了，一时又变成了不太懂事的孩子，劝都不听。穿啥就穿啥得了，非要争出个你输我赢，你高我低，犯得着么?
       在乱哄哄的劝架过程中，只有刘民好脾气地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似的一声不语。他觉得城里的人好像一个比一个高明，彼此之间还谁都不服呢，他说了也没用，白扯。有过这方面教训的刘民，现在已经学会了沉默。
       劝说住了两个很有激情、很有战斗性格的老头儿，人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继续吵吵。后来还是彭梅一锤子定音，说男的一律西装革履。女的，也不能像平时似的大红大绿啦，必须是青一色的西服，白衬衣。
       哎呀，好看吗?
       可不是嘛，太死板了吧?
       还想吵吵?彭梅把脸子拉了下来，她严肃地说，这不单单是她的意见，也是社区的意思。听说是社区的意思，大家才安静下来。既然是社区组织的活动，不听社区的意见哪成啊?行了行了，头都吵大啦，就这么定吧!于是就定了。说实话，社区的“意思”，市民们还是非常配合的。否则，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就不会有那么多老头老太太戴着治安的红袖标颤颤巍巍地“执勤”了。
       众人的服装定下来之后，彭梅便安排刘民的着装问题。当时，刘民就觉得彭梅把事情玩大了，玩过了。既然是自发的、群众性的演唱会，着什么装呢?没那个必要。再说一律西装革履的穿法，就像专业性的老年合唱团了，往舞台上一站，还可以。在公园里被绿树、红花什么的一衬，就有点不协调了。太正规，太庄重，凭想象就能体会到一种压抑感。
       刘民说，我就不着装了吧?
       彭梅亮着眼睛上下地打量着刘民，把他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说，不着装你还想裸体是怎么的?一句话，把刘民问了个红脸。一些老太太都嘎嘎地乐。乐了一会儿，彭梅才严肃起来，她告诉刘民，不但要着装，而且最好是燕尾服。说实话，过去在煤矿搞活动的时候，刘民也不是没穿过燕尾服，但还是那句话，那是在舞台上，他总觉得在公园里穿上那么个玩艺有点滑稽，太别扭。况且他也没燕尾服啊。有个老太太说，这么大个北京，还怕借不着一件燕尾服?刘民乐了，北京倒是不小，可是连个认识人都没有，上哪儿借去?借不着就做呗，老太太说，挺大个老板，做一件燕尾服还不容易?刘民看了老太太一眼，心想，你说得轻巧，为了一个玩的事，就去做一件燕尾服?可真是有病了我!
       刘民说，算了吧，彭老师，我就不穿了。
       彭梅却不依他。她说，没有说没有的，不穿哪成啊?必须得穿!她说这样吧，燕尾服的事我去想办法，您就甭管了。可是黑裤子、白衬衫你可不能说没有了吧?刘民说黑裤子他倒是有，白衬衫还真是没有。彭梅用无奈的表情看着刘民，她说你怎么这样啊?没衬衫我可不能给你借去吧?自己买去!哎，对了，再买一个领结，要黑色的，明白么?彭梅零零碎碎地说了一通，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哎哟喂，我都差点忘了，还没有那种闪光的指挥棒呢!
       刘民站在那里，哭笑不得。本来是想在没事的时候来放松放松，玩一玩，哪想到玩来玩去，却玩出了一大堆的麻烦!可不玩又不行，至少，从目前来说是不行。马上就搞演唱会了，现在他能说“你们玩你们的，我不玩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这就是没办法的事。刘民说，搞完这次演唱会，快去个蛋的吧，我可不扯这个臊了。
       扯呗。秀萍一边抡抡打打地脱着衣服，一边磨叨。她说还激情演唱会，我就纳闷儿，这么多的烂事儿，你那个激情是哪来的呢。
       刘民看着秀萍，很想反驳她几句，但想了想，却觉得不好反驳——这就是秀萍，平时看起来乐乐呵呵，一旦逗起嘴来，净嚷熊话，啥有劲说啥。
       刘民不想跟秀萍逗嘴。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也为了在演唱会之前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他觉得必须采取一种迂回措施。他躺在床上，在后面一动不动地盯着坐在床沿上的秀萍，直到她把该脱的衣服都脱掉之后，刘民才伸出手来，一把将秀萍扳了个后仰。
       干啥呀你?事情来得有些突然，秀萍一时没明白刘民的意图。
       刘民说，我告诉你我的激情是哪儿来的。说着，他便得寸进尺。行了，行了!你小点声!不是住院去了么?出院了，又回来了!早晨李大妈还告诉让小点声哪。
       听秀萍这么一说，刘民的“激情”顿时蔫掉了一半。
       两天后，社区组织的“激情演唱会”如期举行。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天公作美，夜里还下了一场小雨。早晨，雨过天晴，太阳真是金灿灿的。公园里绿树鲜花，到处洋溢着一种和谐与欢乐的气氛。遗憾的是，社区说的那些歌星却一个都没去。所有的歌星都在电话里感叹，说在公园里演出多有意思啊，真好玩!可时间排不开，那天正好还有别的演出哪……请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的都这么说。结果，把社区的人都气蒙了，在办公室直转着圈，说开头还答应得好好的，一听没有出场费，就都有事了，什么玩艺儿!
       
       没办法，社区的人只好跟歌友们解释，说是，本来想邀请一些歌唱家和大家一起活动的，之所以没邀请，就是考虑到这次活动主要是突出一个群众性。一开始，听说没有歌星参加，歌友们还很失望，很恼火。说组织者“净龇牛逼!”他们倒是想请人家，可是请得动吗?后来听社区的人如此一说，才闷过劲来。细想一下，可不是咋的，既然是为了突出群众，请那些明星干啥?
       他们不来才好呢!
       就是，他们一来，哪还有我们上镜头的份呀?
       有意思的是，歌星没去，秀萍却去了。本来，秀萍她不想去。平时在唱歌这件事上，她和刘民就没少打过叽叽。现在，就是有心思去凑个热闹，也不好意思凑。可两个服务员却急了。听说刘民他们要在公园里演出，还有不少歌星要露面，都兴奋得满脸鲜红，非拉着秀萍去看看不可。好在公园很近，秀萍就只好去“看看”。
       公园里一派热闹。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每一处唱歌的周围，都站着一些看热闹的游客。秀萍被两个服务员挽着胳膊，似乎是半推半就，这儿瞅瞅，那儿看看。没看到什么歌星，一个服务员却一惊一乍地看到了刘民。她说哎呀，那不是刘叔吗?在哪儿呢?那不是吗，指挥呢……果然是刘民。原来，白衬衫，黑领结，外罩一件燕尾服的“刘叔”，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不细看，就连秀萍都没看出那个人是刘民。
       刘叔指挥得真好啊!
       两个服务员一边看着，一边赞叹。
       刘民指挥得确实是不错。看，随着旋律的变化，他的表情也在不断地变化——他时而眉头紧蹙，非常痛苦；时而双眼一闭，如同陶醉；紧接着，他又直直地盯着唱歌的一个什么人，用指挥棒一点一点的，作挑逗状……只看了几眼，秀萍就不好意思看了。在煤矿的时候，她其实没少看过刘民的演出。那时，台上台下，全是熟人熟面，秀萍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眼下，同样是刘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帮城里唱歌的人而已，看着他的一招一势，秀萍却觉得非常别扭，不得劲，甚至都有点害臊了。看了一会儿，秀萍就不想再看了。她说咱回去吧。但两个服务员却不尽兴，非要再看一会儿。
       其实，也没看多长时间，三支歌就唱完了，结束了。只见刘民一个收式的指挥动作，四十多人的合唱声和手风琴伴奏声，如刀切一般，戛然而止。漂亮!
       秀萍都有点激动了。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候出了事。几秒钟的安静之后，众人噢地散了队形，有的兴奋得直喊，有的相互击掌。特别是彭梅，激动得跟什么似的，她双臂向上一冲，就地转了一个圈，接着，便走向刘民，在众目睽睽之下，哇的一声，竟跟刘民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秀萍一怔，便泥塑似的愣在了那里。
       刘民回到家的时候已是傍晚。这次演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非常成功。用彭梅的话形容，那就是帅呆了!酷毙了!中午，一些歌友非要找个地儿庆贺庆贺不可。当时刘民不想参加，他说还得回去掂勺呢。彭梅看定了刘民，问他是不是有病?刘民说真的，一个伙计不干了，他得回去安排安排。彭梅一下子淡下脸来，让刘民看着办吧。别的歌友也劝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呀?别扫兴了好不好?推辞不过，刘民便跟着一伙人“AA制”去了。
       一庆贺，就没完没了。刘民是从“尿道儿”里脱的身。回到餐馆，秀萍不在。两个服务员正伏在桌子上睡觉。刘民轻敲了一下桌角。一个服务员抬起头来，满脸褶子地看着刘民。刘民一问，才知道秀萍回家了。他刚想回去，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便来到了厨房。其他伙计都不在，不知跑到哪“放风”去了。一个刚来不久的小杂工正拉着架势在切土豆丝。刘民问他，王留栓去哪儿了。小杂工说，刚才他还在呢，可能在外边吧?
       外边却没有王留栓的影子。一直找到厕所，才发现王留栓两手揪着头发，正蹲在那里“用功”呢。小杂工一连叫了他两声，王留栓一动不动，也不抬头。小杂工以为他蹲得时间太长了，许不是睡着了呀?他走过去，扳着王留栓的脑袋一看，只见王留栓满脸是泪。
       小杂工立刻怔在了那里，他说，王哥你怎么又哭啦?
       昨天晚上，王留栓就已经哭过一次了。晚上是伙计们最为快乐的时光。餐馆关门了，打烊了，一天的劳动结束了。几个人在椅子上各自摊开行李，一看表，说你大爷的，刚十一点半睡什么觉?于是就山南海北地侃。侃来侃去，就侃邪性了。有个叫小耗子的伙计，竟问王留栓结了婚是什么滋味，好玩不好玩?其他人一听，都嘻嘻哈哈地乐，让王留栓说说。王留栓不但不说，闷了老半天之后，他还哭了。哭得小耗子直眨眼睛，他说你真是受过刺激呀?不说拉倒，你丫哭啥?王留栓说他乐意哭。他说，我自己的眼泪，你管得着吗?我操你个妈的!一向老实的王留栓，不但骂了人，他还瞪着眼睛一种要打人的样子。
       其实，这几天王留栓就一直想打人。那天，他和带弟从医院出来后，沮丧地上了公交车。怎么就怀孕了呢?在车上，王留栓越想越不对劲儿，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公交车，他竟不管不顾地给了带弟一个嘴巴子。这一巴掌打得狠，带弟的嘴角立刻出了血。王留栓仍不解恨，还想再打。这时一同下车的两个外地人看不下去了，其中一个喊了一声，问他耍什么流氓。王留栓不服气，说这是他老婆。听王留栓这么一说，先前已退到旁边的一些人，才知道这人原来不是什么歹徒。于是就男男女女地围了过来，冲着王留栓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痛斥他——
       打老婆算什么能耐!有事儿回家说去，干吗在大街上打人呀?这可是首都!
       就是，还有没有王法呀?
       真他妈野蛮!
       什么玩艺儿，给这样的人当老婆，多他妈倒霉呀，干脆跟他离婚算啦!
       这不是虐待妇女吗?
       后来，不知谁还粗门大嗓地喊了一句，说干脆报110，收拾丫的!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王留栓早就草鸡了。他丢下带弟，好不容易从人缝里挣脱出来，才知道带弟也跟在他的后边，并且紧紧地拉着他的衣摆。王留栓让带弟撒手，别拽着他!带弟不撒手，也不说话，她嘴角上带着一丝血迹，却用一双泪光闪闪的眼睛看着他。从没打过老婆的王留栓，看着带弟心碎的样子，他一下子就崩溃了。
       那天，王留栓是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的。当时带弟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她说她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她说对不起留栓，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我揍死吧……王留栓攥起拳头，整个面孔都凶狠得没个样子了。最后他一拳砸在了水泥地上，脑袋一垂，揪着自己的头发，极其压抑地哭了起来。
       王留栓被小杂工在厕所里找回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红的。刘民看着王留栓，问他怎么了。王留栓说他没怎么的。刘民说，我还以为你急着回家，哭了呢。 　小杂工在一旁偷偷地乐。 　接着，刘民就把让王留栓走的事说了。他说，你不是要回去给老婆流产吗?明天就可以走了。王留栓没有吱声。刘民告诉他，这种事最好快一点处理，时间越长越麻烦。说过，他让一个服务员打开抽屉，把身份证给了王留栓，同时给他结清了工资。然后；刘民又吩咐小杂工，让他告诉厨师，晚上安排几个菜，跟王留栓喝点酒。不管咋说，在餐馆里干了一回，按以往其他伙计走时的惯例，也算是给王留栓饯个行吧。
       刘民一进家，秀萍正虚着一双眼睛呆在那里想事。在此之前，她觉得心里堵得不行，撞墙的心思都有。好不容易“盼”回了刘民，一看他脸红扑扑的、乐乐呵呵、啥事儿没有的样子，秀萍恨不得立刻变成一个“人体炸弹”，像那个胖娘们儿似的一下子把他抱住，去个屁的吧!
       秀萍这么恨着刘民，刘民却傻乎乎地闷在鼓里，甚至，他还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盯着秀萍，问她“你又咋的啦”，这使，秀萍更加气愤。她先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把刘民云里雾里地打了一通之后，才问刘民，咋不搂着了?直到这时，刘民才知道事情的头尾。
       
       真可笑，太可笑了!刘民不屑地说。
       秀萍立刻反唇相讥，她说是有可笑的!当着那么多人就搂搂抱抱。不要个脸，太不要脸了!还高雅，还艺术，还陶冶情操……快玩他妈溜子去吧!
       话说得如此难听，两个人便吵了起来。要说两口子吵架，也无可非议。过去，在煤矿的时候刘民和秀萍就吵，到了北京之后还是吵。为此，刘民早就看透了，环境改变不了夫妻的性质，别说到了北京，即使进了中南海，两口子也还是两口子。
       让刘民不可思议的是，秀萍的脾气好像越来越脆弱了。动不动就酸脸，屁大个事也发火。而且，发起火来还忘乎所以。他愤怒地看着秀萍，又极其压抑地告诉她，让她小点声。他说你嚷什么嚷?
       秀萍却根本不买他的账，而且声音异常坚定，她说她乐意嚷，怕丢人就别那么做!
       刘民一脸麻烦，我咋的了我怕丢人?人家隔壁的有病你知道吗? 　我用不着你告诉! 　秀萍的话音未落，墙壁上果然就吭吭地响了几下。俩人同时一顿。
       刘民幸灾乐祸般地看着秀萍，他说你嚷啊?咋不嚷啦?
       秀萍不嚷了。她开始东一把西一把地往包里塞着东西。刘民一看，就知道她的毛病又要犯了。秀萍的毛病是，一吵架就要回家。说起来也怪，秀萍一回到家，见了女儿，见了爹妈，心情便呼啦一下就开朗了，再大的气也会烟消云散了。回到北京之后便浑身是劲，一头扎在生意里，那才积极肯干哪。好像，家是一种什么良药似的。问题是，就算是一种良药罢，但家，也毕竟是太远了。别的不算，一个来回，光路费就得六七百块。再说家里又没什么事儿，老人身体健康，女儿学习努力，而且目标都定了，非考到北京的大学不可。回家也无非是让自己消消气儿——消消气，就得付出千八百块的代价?这也太浪费了!
       刘民虎视着秀萍，问她想干啥。秀萍耿耿于怀地说，给刘民让地方，让他把那个胖娘们儿整到家来，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刘民脸都青了，他差一点拍了桌子。他猛地站起来，指着秀萍，警告她，你回家?我还想回家哪!你走我就走，全扔了，爱他妈的谁要谁要!不信你就试试!
       两个人都很绝情，很愤怒。只是因为声音太小，不匹配，看上去，表情便相当滑稽，个个像是在诅咒似的，咬牙切齿，非常狰狞。
       不管咋说，刘民的话还是奏效的。秀萍没有走。她把收拾好的包赌气一扔，一头扑到了床上，全无声息。
       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一会儿，秀萍便头抵南墙，身体开始像蛇似的蠕动，刘民以为秀萍肯定是生气生得呢，肚子疼了。这就叫自作自受。
       但两口子毕竟是两口子。撑了一会儿，见秀萍还在那里蠕动着，她头抵着南墙，一拱一拱的，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墙里去，刘民终于撑不住了。一问，才知道秀萍不是什么肚子疼，而是憋气，心难受。两口子吵架谁不难受?难受说难受的。没想到，秀萍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她说她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想哭，想大点声地哭一会儿……
       这扯不扯。
       刘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隔壁，觉得秀萍的想法真是幼稚。他说想哭就哭，可是大点声哪行?在他看来，这也太奢侈了。
       秀萍忍了一会儿，还是不行。她恳求地说，再不让她哭出来，她就得成精神病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呼呼地喘着气，缺氧似的，连呼吸都困难了。
       这才把人难住了呢。
       刘民说，这可不是他让不让的事。关键是人家老头心脏不好。他问秀萍，出去哭行不行? 　秀萍一动不动。 　话一出口，刘民也觉得不妥。城里毕竟是城里，到处是人。虽说哭是人的本能，是天性，是精神需要，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但是一点前提没有，一点铺垫没有，就那么往马路边上一坐，哇哇地开哭?这未免太不像话了。别说是哭呀，就是笑也不行。回头说一件事。事倒是不大，但说起来，就连刘民自己都感觉到丢人。那时候，他刚来北京不久，还不懂得城里的许多规矩。有一次，他去一个“非法的劳务市场”雇人，被两个便衣逮了个正着。一到派出所，按惯例人家让他把胳膊抬起来，以便露出两肋。意思是检查一下，摸一摸，看他有没有暗藏着什么枪支呀，或小刀子一类的东西。按理说，这挺正常的。只是刘民有个毛病，他怕痒，还特敏感。结果人家一伸手，没等摸呢，他就想乐。一摸，那就更不像话了。他不但嘿嘿地乐，还激激灵灵地躲闪着。气得那个警察凶着脸瞅他，让他严肃点!怎么说呢，那种既害怕又忍不住想笑的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刘民的整个面孔都扭曲了，变形了，龇牙咧嘴又瞪眼的样子，仿佛对人家怀有一种仇恨似的。幸亏那个警察的年龄和他差不多，脾气也不错。当时只说了一句“瞧你那操儿性”便没再说什么。要是遇上一个小年轻的，脾气再暴点，说不定就叭叭地给他两个大耳刮子也未可知……这件事，刘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包括秀萍。
       可活人总不能让哭给憋死呀。后来，刘民和秀萍还是出去了。一到马路上，他们就坐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刘民去哪儿。刘民告诉他出城，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行!司机斜了刘民一眼，又从后视镜里瞟了一下秀萍，暗着脸说了一句明白。车便启动了。
       正是晚高峰时间，马路上车来人往，像一锅粥似的搅在一起，你拥我挤，给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骑车的男女，一律麻木着脸抢路。开车的，即使一个人坐在车里，嘴上也不知道在嘟哝些什么。车内的司机则不停骂着，因为在不许停车的地方卸客，他刚被交警扣了三分，罚款二百，心情非常不好。司机磨磨叽叽，说辛辛苦苦跑了一天，白他妈玩了!
       其实这就是都市。都市比不了乡下。在这里，人的所有行为几乎都被格式化了，你必须得按着一定的规则行事。说句不好听的，走在大街上，一不小心咳上一口痰来，都得咽下去呢，你还敢在不许停车的地方停车?可真是反了你了!
       司机说，别说是乱停车了，您瞅那线儿了吗?一压上，被逮住就是二百!我跟您说吧，什么叫不容易呀，干上这行儿，算是倒了血霉了，烦着哪!
       刘民没有吱声。他想干啥不烦?不烦能打着车到城外去哭吗?
       一路上，坐在后边的秀萍一言不语。老实说，上车不久，秀萍她就有点后悔了。只是出于一种自尊，她才没好意思半途而废。不管车停车走，她都始终闭着眼睛，用手掐着额头，一种痛苦而又听天由命的样子。
       出租车像蜗牛一般，终于爬出了城市。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在一面不高的土丘下，司机把车停住。他告诉刘民，到土丘后面去就成，说那里有片小林子。刘民问他那里有没有人，司机经验性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说您放心，没车，哪有什么人?
       他建议刘民，最好快点儿
       刘民和秀萍往土丘走去的时候，五十多岁的司机突然有一种失重感，他掏出一支烟来，吸着。心想，这对狗男女，也学会城市化了，也想回归自然了，还跑到野外来玩刺激呢……现在的人都咋的啦?真他妈不可思议!
       刘民和秀萍却没按着司机的指点，到那片“小林子”里去。上了土丘，秀萍就不走了，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旷野，心情竟渐渐地开阔起来。
       开始，两个人一直绷着脸，谁都不吱声。坐了一会儿，旁边的刘民竟噗哧一声笑了。
       秀萍问他笑啥。
       刘民说他笑某些人，不能哭的时候想大点声哭一场，能哭的地方又不哭了。弄得那个司机都不拿好眼看他，还以为他带着个女人跑到野外搞流氓来了呢。
       秀萍说，你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和人家搂搂抱抱的。
       
       刘民说他没搂，是那个彭老师抱他来。
       别诡辩!秀萍说，你就是搂她来。
       刘民说，你想想，我还不知咋回事呢，她瞅冷子那么一抱，要不是搂了她一下，她非把我扑个后仰不可，她又那么胖……
       秀萍哼了一声，你不是说，女人还是胖点好吗?
       刘民瞪着秀萍，我说的是你!
       秀萍终于忍不住地笑了。接着，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她心里也明镜似的，知道刘民和那个女的之间也没什么事。可不知咋的，就是不行，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她说，刘民我是不是更年期呢?
       刘民说，刚四十多岁，什么更年期。
       秀萍自言自语，她说不是更年期这是咋的了呢，说来气忽地就来气，上来一阵子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她幽幽地说，不是更年期，我这是变态了?
       秀萍如此真诚地检讨自己，让刘民都有点感动了。他说别瞎扯了，变什么态?既然知道有这方面的毛病，就不是变态。他告诉秀萍，往后扳着点就好了。
       秀萍没有把握地点点头。
       刘民转换了口气，问她现在还想不想哭。
       秀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哭啥哭?
       不哭也好，就当是来看看北京城外的夜景吧。
       两口子一直坐在土丘上。这时，秀萍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头靠在了刘民的肩膀上。一声长叹，舒畅极了。放眼过去，城外的旷野，那么疏朗，那么宁静；如水的天空上，月亮都是蓝色的。真美呀。此情此景，竟让人觉得一下子年轻了不少，特别想做一点什么……
       只是，坐了一会儿，刘民却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回去吧，王留栓明天要走，他都说了，晚上还得给他饯饯行呢。
       匆匆赶回餐馆，刘民和秀萍却没见到王留栓的影子。据说，下午刘民离开餐馆之后王留栓就走了，到他老婆那里去了。
       刘民问厨师，我不是说晚上一块喝点酒，明天再叫他走吗?
       厨师说，我们留他了，他不干，非走不可。
       正说着，小杂工也凑了过来，挠着脑袋说，走就走吧，他还偷东西!
       刘民一怔，问他偷啥了?
       刀!小杂工说，他走的时候把菜刀给偷走了。
       刘民说，他偷那玩艺干啥?
       秀萍说，干啥不行?那还是一把新刀呢，才买几天呀，四十多块!说到这里，秀萍有些生气，真是差劲，我说他受过什么刺激，你还不信呢!
       刘民觉得不太可能。再受过什么刺激，他也不至于把刀给拿走哇。
       小杂工则语气坚定地表示，就是王留栓干的。王留栓没走的时候他还切土豆丝来呢，王留栓走了之后，刀就没了，咋找也找不着了。
       小杂工说，不是他是谁?
       小杂工说得没错。菜刀的确是被王留栓给偷走了。而且就在那天傍晚，王留栓竟拿着那把菜刀闯进了“美里美”老板的办公室，一顿乱砍。什么桌子，沙发，电视机……见啥砍啥——幸亏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板不在。否则，就全玩儿完了。
       在派出所里，警察审问王留栓为什么要那么做，动机是什么。王留栓说，他就想杀人。警察问他为什么要杀人，王留栓便哑巴了似的，不管咋问，也不说了。死也不说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后来，被拘了三天的王留栓还是让带弟的老板给“保”出来的。本来，老板不想去“保”王留栓。他还特解恨呢，他说，让丫去作啊?咋不作啦?跟我玩儿这套，他还嫩着哪!可没想到的是，带弟却把他给盯上了，非让他去“保人”不行。后来她都急了，竟指着自己的肚子，让老板看着办!没办法，老板这才想出一套“私了”的措辞，又送了点钱，才把王留栓“保”了出来。
       在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王留栓很配合，也很知趣。当警察问他还想不想杀人时，王留栓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回家。
       第二天，王留栓就和带弟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座位上，两个人一言不语，一副各想心事的样子。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不时地看一眼王留栓，不知道他遇上了什么喜事。有好几次了，他呆着呆着，便噗哧一声笑了，然后竟害羞似的把目光转向了车窗外。
       窗外，远山如浪，残阳如血。
       离开城市的火车，逃跑似的奔驰在广阔的原野上，一直向西……
       [责任编辑 宁小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