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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高考的恢复与改革]而立之年论高考
作者:刘海峰

《东南学术》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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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点,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高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社会风气的净化器,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缺点但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在坚持高考的同时,高考也必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高考;恢复高考;30周年;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不
       在人类历史的曲折长河中,有峡谷,有平川,有的时段波澜不惊,有的时段卷起惊涛骇浪。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点,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许多历史事件。
       “三十而立。”一转眼恢复高考已届三十。凡事过了30年,多少有些值得总结的地方,更何况高考这样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考试制度。为此,特草本文,对高考制度作一简略的回顾与理性的思考。
       一、拨乱反正的大事件
       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31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成为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
       1966年,已有14年历史的高考制度被推上“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被认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作为政治运动在教育界的“突破口”,高考首先遭到了被废止的厄运。从此,统一高考制度被废止了11年。1972至1976年,恢复招生的高等学校基本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入学。直至1977年拨乱反正,当时主持中央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在听取了一些科学家的建言后,在8月8日发表著名的“八八”讲话,果断地将恢复高考制度作为振兴教育的关键举措,统一高考又在中国大地获得了新生。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种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一经传开,千百万知识青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该年12月由各省市组织考试,1978年则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
       高考在1966年停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起点。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中,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总会恢复。但在1977年就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文革”不是结束于1976年,而是真正结束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宣告终止了“文革”的错误政策。恢复高考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全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在使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扭转“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典型代表,奏响了破除“两个估计”的陈旧思想枷锁、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序曲,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因此,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恢复高考给一批又一批勤奋努力、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高考的正面功能与积极作用是以考促学,即促进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考试制度的好处有不少,其中之一是求自己而不求他人。采用其他选才方式往往需求人,而求人最难,要看别人脸色,且成功与否操决于他人;考试则提供一个反求诸己的机会,能否成功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此考试选才能够促人向学、催人奋进。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都有数百万青年学生参加高考,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制度的促进下得以持续发展。恢复高考的最初两年,尽管试题不难,但有许多考生连最基本的题目都不会答。可是几年之后,试卷难度提高不少,从答卷反映出考生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可见高考极大地调动了千百万青年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迅速恢复和提高,被“文革”摧残的文化教育很快得到复兴。
       1977年恢复高考,选拔了几十万人,却调动了几千万人。尽管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8%,也就是说570万考生中绝大多数当年没能考上大学,但高考恢复,使每一个人从此可以有做大学梦的权利和希望。在高考恢复20周年的1997年,多家中央报刊开展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活动,从应征文章看出,无论是当时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不少人虽经历过高考失败,但由于受过高考总复习的煎熬,养成了坚毅的个性,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
       在高考恢复3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高考制度的是非功过?我认为,尽管高考有其局限和弊端,但总体而言,恢复高考3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近20余年来的经济起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而且,高考制度还具有以考促学的功能,它在促进民族文化和教育水平,包括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方面,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在看到高考弊端的同时,应充分肯定高考的积极作用。
       二、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就像体能测试或体育比赛可以测出一个人的体能和体质强弱一样,考试让所有应试者接受相同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的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或称“量才尺”。高考作为公平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恢复高考,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国家开始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此,知识青年的前途命运不再受制于他人,只要自己努力,便可能考上大学,进而施展自己的才干。经过11年的中断,1977年恢复高考,便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来临了。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并不止是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更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由乱而治。人心向学,人心思治,学生稳定与社会上的知识青
       年稳定之后,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走上正轨,因此,恢复高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了考试崇拜,现在的高考崇拜和分数崇拜,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体现出人们对公平竞争的珍惜。在很多人心目中,高考是神圣的,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都知道完全取决于高考分数也有问题,但认为分数是硬的、难以作假的,而其他东西如平时成绩、表现、推荐信等等是软的、可能作假的。正如科举时代有这样的说法:“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现在许多人也将高考看成是中国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公平竞争制度,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是精神文明的一块绿洲。也正是因为大家高度关注高考的公平性,所以民众对高考期望值高、信任度高,但对出问题容忍度低,甚至几乎没有容忍度,要求高考不出现任何问题。因此高考作弊,被看成是“动了平民的最后一块奶酪”。每年的高考,有如社会风气的净化器,在全民关注、高度重视的氛围中,让大家一再感受公平竞争的神圣和可贵。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
       作为“举国大考”,高考具有牵制教育目的、引导教育过程、评价教育结果等教育功能。除了教育功能以外,高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够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而高考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因此高考在老百姓心目中难得的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许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通过考试,即使是带有不少缺点的考试,没有考上,人们服气。考生因一分之差落榜,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去怪政府怪社会,主要是怪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最多怪出身地不好。而且,当年考不上,总还保有下一次的机会,其失望不至于聚集到危险的程度。而采用其他选拔方式,若结果导致通过金钱、拉关系进入好学校,人们不服气,其不满针对的就是政府和社会,造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高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而且是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高考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关节点,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点,也是社会历来关注的热点甚至焦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动着很多学生、家长、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改革得不好,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不单单对教育的影响,还可能危害社会公平,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批评高考不公的人往往说每个考生起点不公,要所有考生参加相同的考试明显不公。这种观点的假设是,不用考试可以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实际上,这前提是不存在的。采用其他方式,只会更加有利于来自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优越的家庭的考生。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招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一种少数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是高考这类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特征。时间固定、程序严密、操作严格、公平客观,使高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高考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高考这种制度很难凭个人好恶加以改变,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部分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功能强大的指挥棒
       然而,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高考承负着越来越多的期待和负担,几乎变得“不能承受之重”。特别是近十年来,对高考制度的抨击此起彼伏,除个别人可能因为自己或子女没考好或者自己没有考上心目中的大学而对高考耿耿于怀以外,多数批评高考的人都是出于善意,希望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振兴中国的教育。但是有些言论非常激烈,曾经无比神圣的高考,在一些人眼中甚至变成可以随意抨击乃至唾骂的对象。
       确实,高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高考又是功能强大的指挥棒,对中小学教育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高考存在某些局限性,因为一种统一的考试,它必然会诱发应试的顽症,造成学生学习时间长,体育锻炼少,造成一定程度的偏科,只重分数不重平时表现等等。虽然我们的文件中都有明文规定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在高考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是以“智”即高考的分数来决定一切。邓小平恢复高考在当时是一英明而伟大的举措。但我认为高考并非神圣不可动摇的制度,假如真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而代之,我也赞成用来替代高考。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美好而可行的选才方式?如果没有或还没找到,我们就不要轻言废止高考。
       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有些理论上非常好的办法,例如考察平时表现和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但因为会走样失真,结果无法实行。高考是不太好,但没有高考将更不好。高考是有坏的方面,但至少可以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因此,多年来,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高考还是在选拔大学新生中起主要作用。
       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一些人主张废科举以革除应试的弊端。甚至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考试是一种公平尺度,高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升学提供公平竞争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只是将升学竞争从暗箱操作或关系博弈改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平进行罢了。
       在所有教育改革中,高考改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教育领域有什么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那么高考必定是其中一项;如果要大家举出哪方面的教育改革难度最大,相信多数人还是会选高考。一部高考史,就是一部力图科学地选拔人才与追求公平之间相互矛盾、互相牵制的历史。高考制度是文化遗传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传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绝对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缺点但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但“物盈则亏,法久终弊,”在坚持高考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高考也必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康有为对科举改革的看法至今还值得重温:“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只是高考改革难度很大,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文化传统、人事制度、教育与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高考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选择职业的方式,以及未来生活的方式。对高考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30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制度,对一个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制度,对一个至今还在高校选才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制度,对一个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的制度,在高考恢复30年后的2007年,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古代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现今谈起1977年的高考,似有恍若隔世之感。只是恢复高考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