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龙同志的《清初散文三家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12月出版)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论文开题于1997年11月，1999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出书时已是2007年12月。答辩时只有11万字，出版时则扩充为20余万字。可以说，这是云龙同志十年心血的结晶。
所谓“清初散文三家”，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是指清初三位著名散文家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他们均出生于明末，成名于清初，在清初以散文创作名震一时。
对清初散文“三家”，学术界并不陌生，但大都不知其详。也难怪，有关“三家”的一般性介绍不少，但学术性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清代有关“三家”的评论集中于清初，大都是评点式、感想式的。因评论者多是作者的师友弟子，又受明清之际文人标榜之习的影响，对“三家”的评价都比较高，甚至有不少过情之誉。清中叶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官方提倡的“雅正”文风的兴起，对“三家”的评价有所降低。民国时期整理出版过“三家”的一些著作，但关于“三家”的较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只有魏禧、汪琬的年谱各一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家”研究，前三十年比较沉寂，后三十年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但总的说来，数量不多，且大都属于作品的整理、注释和年谱等基础性研究。
本书作为第一部全面综合研究“清初散文三家”的学术专著，在“三家”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系统梳理了“三家”之说的形成过程，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宋荦等将侯方域、魏禧和汪琬的著作编为一集，名为《国朝三家文钞》，此为“三家”得名之始。“三家”本均为大家，极有影响，编选者宋荦、许汝霖和邵长蘅又是著名的大臣或文人，在政界和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三家”之说便有相当的说服力。将近一个世纪后，清代官方最权威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再次肯定了“三家”的成就并提到了宋荦的选本。《总目》评汪琬《尧峰文钞》云：“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这一评价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三家”的提法。此后，《
清史列传》、《
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均认可“三家”之称并给以进一步的阐发。《清史列传·侯方域传》称：“方域健于文，与宁都魏禧、长洲汪琬并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则才人之文。”《清史稿·侯方域传》则径直称他们为“国初三家”。其文日：“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至此，“三家”之称便基本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文学并称。“三家”之说得到公认后，许多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史著作在讲清初散文时，都给“三家”一定的地位和篇幅，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学辞典也将“清初散文三大家”列为专门条目，使“三家”之说成为文学常识。但有关“三家”的学术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清初散文三家研究》就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第二，全面占有资料，对“三家”的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分析与阐发。
如前人多以《壮悔堂记》、《四忆堂记》等论定侯方域入清后思想的巨大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他人清后思想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本书通过对大量材料如侯方域好友徐作肃的《侯朝宗遗稿序》、宋荦的《侯朝宗本传》以及刘榛的《偶更堂文集序》、邵长蘅的《侯方域传》等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侯方域“闲居之初，依然豪气不减”。对侯方域参加河南乡试，则通过他应举时所作论策、他与清朝地方官员的交往与态度、特别是他晚期诗文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等进行综合分析，阐明其不得已的苦衷，避免作出简单化的结论。其实，与侯方域同时的遗民思想家黄宗羲对侯方域已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他对侯方域的言行曾有所批评，但当有人反对将侯方域的散文选人《
明文海》时，他说：“姚孝锡尝仕金，遗山终置之南冠之例，不以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本书对侯方域“驰骋纵横，务尽其才”、“敛气于骨”、“运骨于气”等文学观点，对他“以小说为古文”的艺术手法、他抒情散文的精神内涵及历史地位，对魏禧的遗民心态、他壮岁出游后关于“出门人情”与“还山面目”的两难选择与痛苦矛盾，对他的“恢弘其志气，砥砺其实用”以及“求友”、“造士”的渴望与悲凉，对汪琬的文道合一、雅正文风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发，提出了许多创见。
第三，对“三家”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从社会政治由乱而治、文化政策恩威并用、士人学风由心学到实学、士人心态由放而收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三家”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明代前后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激烈斗争到清初由对立走向融通的转变，阐明了“三家”创作的文学背景。本书通过对“三家”思想及作品的深入发掘，充分肯定了“三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家”处于明清易代的过渡阶段，时间短暂，且论“性灵”不及公安、竟陵，论“雅正”不及桐城、湘乡，不是某种纯粹风格的典型。但纯粹同时意味着单薄，过渡则意味着丰富。“三家”均历经丧乱，感慨颇深，在历史的巨浪渐趋平定时，痛定思痛，冷静反思，其作品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精神，具有丰富的人生和社会历史内涵，在清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共时的角度看，“三家”代表了清初散文创作的三种类型、三种倾向，即文人之文、志士之文、儒者之文；从历时的角度看，“三家”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从明末文风、清初文风到清中叶盛世文风的转变过程。
第四，通过“三家”研究，阐发了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些独到见解。
如作者指出，进行历史研究，要“同情地理解古人”，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批评，阐发其当代意义。作者将这一原则贯彻始终，对“三家”思想创作的丰富内涵及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对于当代人进行“古文”研究，作者提出，既不能唯古是从，也不能以古律今，而应在传统“古文”与现代“散文”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在古代，“古文”不是纯文学概念，而是泛文章的概念，其中多数是应用文，没有文学价值；而现代散文是文学文体之一，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个性的表现”。因此，从文学意义上讲，传统“古文”只有同时表现了作者的个性，才具有文学的价值，才有当代意义。在作品评价方面，作者认为，对作品的分析必须深入透彻，力求把握其复杂内涵，不可简单从事，不能简单地以所谓“思想观点”的先进与否评价作品。《
红楼梦》没有高喊个性，论思想不比现代作家“进步”，然而，有几部现代作品可与《
红楼梦》相比?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回归传统，反对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但谁能说他们作品的价值不如晚明小品?谁又能说他们没有个性?况且，个性也不表现于口号，而表现于思想的独创性、广博性、深刻性。因此，作者指出，任何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其特殊的针对性。不顾及历史条件而用固定的标准衡量作品，是完全错误的。清初文学回归传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时文人的自觉选择。国破家亡的现实要求作家更多地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而不是什么个性解放和精神超越。就文学所表现的自由气象、创新精神而言，清初不如晚明；但就创作的坚实和内容的深广而言，清初则超过了晚明，它具有晚明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发展，代代相承而不相袭。先秦、唐宋散文固然是高峰，元明清散文也各有其特色和贡献。以“三家”而论，至少他们的成功之作可以与唐宋名篇相媲美而毫不逊色。这些见解对我们从事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