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私学创立之初的孔、墨二子尤其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教育的历程。孔子把传统的“六艺”教育扩充转化为“六经”教育，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约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墨子主张教育内容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把教育视为治国的三大措施之一，其教育实践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活动的发展。孔墨对教育内容的创新，使智育与德育合为一体，而以德育为主导，德智一体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孔子；墨子；私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74-05
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向来是重视教育的国度，教育的历史绵长而深远，重视教育的传统始终未曾间断。特别是在私学创立之初的孔、墨显学，使得齐鲁教育开风气之先，孔、墨二子尤其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教育的历程。
(一)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教授平民弟子的学者，儒家学派正是在孔子私学教授过程中形成的。孔子首先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顺应时代潮流，创办私学，取得了卓越成效。孔子一生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的活动，一方面“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章，赋予礼、乐、诗、书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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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把传统的“六艺”教育扩充转化为“六经”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到教学的首要位置，以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子为目的；他对学生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倡言人人都有学习、受教育的权利；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及教学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教师的修养、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一切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约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
首先，孔子从人性平等出发，肯定平民受教育的权利；从个体差异出发，肯定教育的重要作用。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著名哲学命题，这正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前者言，他认为人性都是相近似的，人的先天本能和素质是近似的，因此，贵族可以受教育，平民也是应该受教育的，在接受教育的权利方面，贵族与平民是平等的。基于此，他提出对于受教育者要做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来者不拒。他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范围，不拘于门第高低、身份贵贱、地域远近，只要诚心向学者，都应予以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的教学实践正体现着这一主张，其弟子中有贵族子弟如孟懿子，有“贱人”如仲弓父，有“鄙家”子弟如子张；有子贡货殖致富，家累千金，亦有颜回穷居陋巷，箪食瓢饮。可谓各色人等，不一而足，正如子贡所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行》)。
就后者言，孔子认为“习”是造成人的个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后天的习染促成圣凡、智愚之别，而“习”作为后天环境的影响，包括了个人的主观努力，教育的影响则更为重要，教育的基础就在于人性的可塑性。由此，孔子特别强调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巨大作用，他以对待学习的态度区分人之高下，“生而知之”一格实际是虚悬的，他肯赞的是“学而知之”及“困而学之”者，斥“困而不学”者为最下等。他自己则以“学而知之”者自居，强调“学”在生命过程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季氏》)，人生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收获都是努力向学的结果，人的智愚、强弱不是绝对的，可以在后天的教育、学习中转化。他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教育可以化恶为善，化愚为智，所谓“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札记·中庸》)。
其次，孔子明确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从事国家政务的贤能之士。他基于“为政在人”的政治立场，提倡“举贤才”、“礼贤下士”，在积极从政失败后，则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在上位的君子贤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教育就是为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肯定教育对政治的重要影响。他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使之能够出仕从政，以行其道义，“诵《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能否独立处理内政外交，是孔子衡量学习的重要标准。他强调“学而优则仕”，“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他的许多弟子达到了出仕从政的标准，亦有一批孔门弟子出仕为官。如果把学道与出仕割裂开来，则违背了孔子教育的初衷，孔门弟子如子路、子夏等对此都有很深刻的理解。若学而未优，没有达到从政标准，孔子则认为不能出仕政职，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他还强调，世袭之仕与选贤之仕一样亦要经过“学”，才能成为合格的统治人才，主张“仕而优则学”。
合二者而言之，孔子把官职与“学”联系起来，意在通过教育来缓解春秋末期贵族不学而仕、士阶层学而不能仕的尖锐矛盾，“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观念因此受到猛烈的冲击。虽然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传统的宗法观念，仍然坚守“亲亲”原则，主张“故旧不遗”，但他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教育理念，毕竟对推行贤人政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在教育内容方面，孔子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教育的内涵，主张一般文化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应该结合起来，而以思想品德与伦理道德的培养为主导。传统官学偏重技能和技术训练的“六艺”教育，在此推扩为重点对“六经”的传授和伦理道德的培养。
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教学中仍是必要的科目，孔子关于礼乐的教学亦有传统的“俎豆之事”、“弦歌鼓舞”等礼仪训练的内容，但在性质上，孔子的礼乐教育已发生根本转变。他虽也进行一般礼仪训练，但已不专注于礼仪的具体形式，而更重视深入探究和领会礼的精神实质。当孔子对传统周礼进行因革损益、以“仁”释“礼”之后，道德教育在孔子教学中就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强调道德修行的言论在《
论语》中比比皆是。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门弟子分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列四科之首，而“德行”中最有代表性的学生也是孔子最为推许的弟子。颜渊之成为孔子最满意的学生，就在于他即使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能长时期地坚持修行仁德。孔子所谓的“学”本身，主要指的也是道德修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其弟子子夏亦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颇得孔子论“学”之真谛。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最高层次。孔子以“仁”为标准鼓励弟子进德修业，据统计，“仁”在《
论语》中出现过一百多次，孔子专门回答弟子问“仁”就有十二处。孔子更与弟子多次讲论恭、宽、信、敏、惠、忠、恕等各
种善的品质及具体行为规范，这些都是仁的具体规定和表现。孔子把“仁”的标准定得极高，但又强调“仁”并非高不可攀。他强调客观环境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同时更重视主观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意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特别重视诗、礼、乐的教育。他以编订过的“六经”作为教材，注重在一般知识教育中贯彻政治、伦理道德教育。他多次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元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即以《
诗经》而论，学习《
诗》的目的既在增益学识，更可以习得做人道理，人事父母，出仕君王，是明人伦之道的重要修养途径。
在教育内容更为丰富的背景上，孔子更加注意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竭力排除传统的天命鬼神等内容。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他对丧葬、祭祀之礼的阐释与教授。孔子认为仁孝应包括对父母丧葬、祭祀之礼的恭守，主张祭祀祖先时要恭敬、虔诚，并坚持为父母守丧三年的规定。但他并非主张以久丧、祭祀为手段祈求父母亡灵以及鬼神的福佑，而是以此要求子女“事死如事生”，以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长志不忘。这实际是对古代传承下来带有鬼神迷信色彩的丧葬之礼作了新的人文的解释，丧葬之礼只是为满足人们孝悌情感的需要而设。他之所以强调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一样，是要以此寄托哀思，净化感情，以尽人道。这就使得强调认识社会政治、了解现实人生、追寻生命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传统。
孔子教育内容虽以德教为主，但并不排斥一般文化知识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作为教材的“六经”中既有大量的古代科技史料，孔子本人的知识亦非常丰富广博，决非限于德行一隅。一般认为孔子教育内容有一个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没有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教育的一席之地，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竟答以不如老农、老圃成为典型的例证。其实这是与他创办私学的教育目的及政治理想密不可分的。孔子要培养的不是农民、菜农，而是国家的行政长官，培养出大批的贤人君子去推行仁德之政。
第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概括出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原则及方法论，并对教师的学养、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在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中，关于教师学养问题总结出一系列宝贵的经验，其中尤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泽被后世，成为无数师者的座右铭及终身追求。
孔子认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教师学养的首要条件。只有“学而不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更新、增长自己学识储备，提高、增强自己的能力水平，才能够满足教育学生的需要，学好是教好的基础；“诲人不倦”则是教师更为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孔子甚至把它推许为“仁”，“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④，他正是倾注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教诲学生。同时，教师本人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又能转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为学生树立起学习的典范。孔子为师终生，恰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最突出特征，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孔子从未停止过学习和教人。
由提倡“学而不厌”，孔子形成教学一体、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他强调在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师生互有助益，教与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作为受体的学生在积极思索后做出的反馈，能够进一步促动教师的思考及教学。他不赞成学生对老师一味信从，力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表达自己的体会和不同意见，这样的学生也是老师的学习对象。他曾对颜回提出批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认为颜回单向接受老师知识的状态对于自己的教学没有启发和促动。而对于在学习中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弟子则非常激赏，肯定和赞扬他们给予了自己再次学习的机会，如与子夏论《
诗》一节就非常有代表性，“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
诗》已矣。”’(《论语·八佾》)明确表示了子夏对自己的启发和帮助。
可见，孔子并没有把弟子们仅当作学生，而且视为与自己共同修习理想人格的同学。他一贯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弟子们既是受教育的对象也是给予自己学习机会的人，教与学的关系是表里一体的，能够做到教学相长，“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教师才有可能进到“学而不厌”的境界，保持一种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进取精神。
与“诲人不倦”密切关联，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其实正是“诲人不倦”精神的具体诠释。孔子教学非常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在充分了解学生德行、才智、个性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朱熹在《
论语集注》中称之，“夫子教人，各因其才”。“因材施教”，没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同样，不能够“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亦无从谈起。
综观上述，孔子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大规模创办私学的教育实践经验，形成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对古代齐鲁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文化进步、民族成长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二)
墨子是继孔子之后齐鲁文化圈出现的又一私人讲学的大师。与孔子维护传统礼乐加以损益的维新立场迥异，墨子虽然初亦习礼乐，但最终成为礼乐传统的激烈批判者。墨子一生从事“上说下教”的政治宣教活动，门徒众多。墨家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教育、教学活动，有着严格的纪律规定，颇富侠义作风和牺牲精神，弟子把为义战而死，视为当然的义务，“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其学派类似宗教政治团体，师生关系近似于社团组织领袖和徒众的关系，和儒家显然不同。
墨家与儒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互相对立，但都程度不同地反对把古代文化形式化，主张教育内容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在上承远古文化、下启诸子新学，结束“学在官府”、推动“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墨家私学的成就仅次于儒家。可以说，墨家与儒家一起共同完成了春秋、战国之际教育变革的历史任务。墨子的教育思想虽然不像孔子那样完整系统，但他同样提出了许多相当深刻的见解，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首先，墨子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有相当深入的阐述。他同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希望用“上说下教”的方式来宣传、贯彻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实现其政治理想。所谓“上说下教”实际就是教育。墨子对教育作用的强调，正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他认为人性如“索丝”，本无善恶的分别，人性的善恶形成完全决定于后天的习染，决定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士亦有染”(《墨子·有染》)。因此，他竭
力强调必须审慎地选择好的社会环境，选择好仁义而谨守法令的朋友，通过教育和学习，改变自身的道德水准和知识状况，从而使人性向善，“为义”。
墨子把教育视为三大治国措施之一，把“有道者教以劝人”(《墨子·尚贤下》)视为大善，以为“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鲁问》)，如果能够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使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他极力反对暴力手段，视“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为不仁不义，为大恶。他强调人皆有受教育的必要，智少则学，智多则教，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教育的最高目标，他理想中的圣人即是“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墨子·贵义》)的形象。
墨子更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他认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以特有的兼爱精神，“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墨子·鲁问》)，教育机会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王公大人、徒步之士皆是他施教的对象。墨子因而更彻底地反对先天命定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墨子·公盂》)，他突破了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的偏见，主要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这与孔子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互补。
就教育目的而言，墨子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兼士”、“贤士”。“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兼士”、“贤士”的主要标准就是“兼爱”、“为义”。他们肯于牺牲自己以解人之急，既要“厚乎德行”，又须“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士的有无多寡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国家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所以他力倡通过教育使“农与工肆之人”成为贤良之士，成为“义以为上”的兼爱之士，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其次，有关教育的内容在墨子的理念中较为丰富、宽泛。由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所决定，墨子在教育内容上既有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同时也注意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论辩才能等方面的研究、传授与训练。墨子很重视道德教育，将“兼爱”与“义以为上”的道德理想作为其“上说下教”的教育内容之根本，他教育弟子要广施无等级、无差别的爱，“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墨子·大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国》)。墨子要求弟子以“义”为行为规范的标准，“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墨子·公孟》)，如不合乎“义”的要求，即使富贵加身也须拒之，“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
同孔子迥异，墨子教育内容中有关生产劳动知识及自然科技知识的教育占据很大比重。墨子本人不但是位思想家，还是一位力行的科学家。他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掌握许多高超的技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并从中概括、总结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理论知识。这些技艺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构成了墨子教学的重要内容。他注意到教育对发展生产的作用，对于认为教育无益于冬耕夏陶生产活动的论点提出批评，“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明确肯定“教人耕者其功多”(《墨子·鲁问》)。他教育弟子要重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墨子·辞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主张弟子要掌握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第三，墨子在私学教授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异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墨子主张“述”而且“作”，鼓励“述而又作”的创造精神。他认为应该继承古代文化中善的东西，更强调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推动社会进步，“人之甚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今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君子是“述”而且“作”的，强调没有“作”，则无以“循”，社会就无从发展，“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墨子·非儒》)，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他主张“强教于人”的教育原则，力倡积极主动的教学态度，反对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教育方法，“今击之则鸣，弗击则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辟机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人子不孝，事兄不弟，友遇人不贞良”(《墨子·非儒》)。他比孔子教育的“来者不拒”更进一步，主张“不叩自鸣”，送教上门，对不来者也要主动去教，“遍从人而说之”，强调求善者愈少，愈有必要主动教人以善，“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公孟》)这种以教人为己任、强行说教的精神的确较孔子更为积极。但儒家所论“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主要从鼓励学生自动学习、自求自得角度言，墨子则是专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二者所言实有所区别。
墨子非常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他提出“察类明故”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论辩才能，发展其理论逻辑思维。他教育学生要善于通过类比，探明原理，据已知测未知，依现象探内含，所谓“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在侧重生产劳动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实践中，指导学生进行概括、归纳、分析，同时进行实际操作、科学实验，促成学生积极的抽象思维活动。他从教学实际出发，探索出一些指导学生认识自然的教学方法。这个方面是孔门教育所不及的。
另外，墨子还提出了一些与孔子相同或近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譬如因材施教、言行一致等。就因材施教而言，墨子常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的不同，教以不同的内容、科目，强调量力施教。他教导学生无论到任何国家，“必择务而从事”，“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他注重发展学生特长与个性，常就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及，要求弟子各扬所长，“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鲁问》)。他经常按照程度高下，对能力不同的学生分别进行教学，所谓“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节”(《墨子·大取》)。
就倡言行一致而言，墨家是一个力行的学派，墨子在教学实践中强调言行一致，首重躬行实践。他再三强调，“口言之，身必行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反对不务实际，徒置空言，“多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墨子·修身》)，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提出了“以身戴行”、“以行为本”等实践性原则。与孔子儒家不同的是，墨子对“力行”的强调，除了注重道德修养、意志磨练之外，同时亦注重社会生产劳动和自然科技理论的实践。另外，墨子亦倡学思并重，在教学中非常注意教导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综括观之，孔墨教育思想的创新，使智育与德育合为一体，而以德育为主导，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德智一体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模式。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