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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被公认为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方法论杰作。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1)检验理论有效性的唯一方法是将理论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2)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本文称之为两个“F—命题”。此二命题所蕴含的基本哲学问题有：其一是经济学假定的方法论问题，它包括两个子问题：假定的现实性和假定的思想实验方法；其二是经济学假说的认识论问题，它也包括两个子问题：假说的适用域和假说的检验。上述四个问题又可归结为“四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通过对此四个逻辑跨越的考察，可凸显“F—命题”的经济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精髓。
       [关键词]F—命题；经济学假定；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B1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63-05
       1953年，弗里德曼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它被学术界称之为“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方法论杰作”。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两个“F—命题”：“F第一命题”(F—firstthesis)：“确证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的比较”；“F第二命题”(F—second thesis)；“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论文发表后，“F—命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学界称之为“假定之战”。这场争论因杂乱无章而无果而终，主要是因为论战参与者并没有把“F—命题”所蕴含的基本经济哲学问题梳理清楚，特别是没有把“假定的方法论问题”与“假说的认识论问题”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F—命题”所蕴含的问题域应作如下界定：(1)假定的方法论问题。它内含两个子问题：第一个是假定的现实性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假定由经验归纳而来，而归纳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逻辑难题：在空间上，我们无法从有限跳跃到无限，即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全称判断)；在时间上，我们不能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跳跃到对未来的预测。因而由归纳而来的假定具有先天的“不自足性”，这个“不自足性”正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本文称之为“F—命题”的第一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第二个是假定的“思想实验”方法问题。这里主要关涉的是，从人为的假定出发，我们何以能够建立具有经验意义的经济学假说(理论)，这其中同样隐含着一个逻辑难题。本文称之为“F—命题”的第二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2)假说的认识论问题。它同样内含两个子问题：第一个是假说的适用域问题。假说是以“理想世界”为模板建构的，用它来解释和说明“理想世界”自然不成问题；但是，若用它来解释和说明“现实世界”，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个适用域的转化问题，本文称之为“F—命题”的第三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第二个是假说的检验问题。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检验假说有效性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预测与经验的比较，与之相佐的一种观点则认为，假说主要用于解释经济现实，而不是对现实作出预测，检验假说有效性的主要依据是该假说是否对现实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预测何以能够检验假说?解释又何以能够检验假说?这里自然也有个逻辑跨越问题。本文称之为“F—命题”的第四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
       藉此，“F—命题”所蕴含的基本哲学问题，可归结为上述“四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依次论述如下。
       一、假定的现实性：“F—命题”的第一个逻辑跨越
       经济学假定问题，首先是其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假定的现实性问题。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经济人假定”展开的，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工具论；二是经验论。
       工具论者认为，“经济人假定”仅仅是开展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工具，在此意义上，假定的现实性是一个没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博兰对“F—命题”作了著名的“工具主义辩护”，而且就工具论而言，他的辩护既合理又成功；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和博兰的批判者，特别是一些极端经验主义者对经济学假定现实性的要求，反而变成了异端论点。换言之，按照工具论者的观点，“F—命题”中的“第一个逻辑跨越的可能性问题”，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这是因为，工具主义辩护使“F—命题”以“无视现实性”的方式，纯逻辑地解决了归纳问题。因此之故，工具主义辩护与其说是对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对问题的逃避，而正是这种以逃避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为新古典经济学免遭批判提供了一种符合逻辑的辩护。这大概也就是弗里德曼在给博兰的复信中承认自己是一个工具主义者的原因。
       然而，经验论者并不认为“经济人”仅仅发挥方法论工具功能，在他们看来，经济人来自经验归纳，且是对经验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任何归纳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经验事实，因而“经济人”具有先天的不自足性。这种不自足性，恰恰是需要认真追问的问题。在此意义上，“F—命题”中的“第一个逻辑跨越”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由此，人们对经济人假定的现实性要求，不但不过分，反而变得合理了。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所遭到的批判，大都集中在对经济人假定的非现实性的批判上，弗里德曼为新古典经济学所作的辩护，也正是为经济人假定的非现实性所作的辩护，且断然宣称：“理论越有意义，其假定就越不现实。”
       理论的有效性与假定的现实性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究竟有何种联系?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相比于自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程度由于其学科性质的特殊性而大大增加。举例来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为建构理论而假定了一个虚幻的“无知之幕”，因而遭到诺齐克等人的批判。然而，罗尔斯基于此而创立的正义理论，对于传统功利主义正义观所表现出来的批判功能，的确具有革命性意义。照此说来，理论的有效性与假定的现实性并无必然联系。问题是，虽然同为社会科学，经济学与政治学有所不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它一直声称自己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追求实证研究而不作价值判断。这样，对“经济人”的现实性与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关系的评价，就不能像评价“无知之幕”的现实性与“正义论”的有效性二者的关系那样，仅以价值观为标准，而必须以经验事实为标准。
       依上文分析，经济学假定如若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来理解，对其现实性似乎可以不必给予过多关注；这样，“F—命题”的“第一个逻辑跨越”便可以通过“无视现实”的方式得以化解。如若将经济学假定视为一种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关注假定的现实性问题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由此，“F—命题”的“第一个逻辑跨越”便不可能，而且它将成为主流经济学永远无法摆脱的难题。然而，事实上经济学假定可能同时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品质，如此以来，“F—命题”的“第一个逻辑跨越”也就变得既可能，又不可能了。照此逻辑，“F—命题”及其争论本身也许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前述理论分析框架本身就
       存在问题。这就是，假定问题不应该被镶嵌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这个二分法框架之中。一方面，假定来自经验归纳，由于“归纳问题”的存在，假定自身便具有先天的不自足性；另一方面，假定既然被谓之为假定，其非现实性就不可避免，否则假定将不成其为假定。就此而言，弗里德曼的如下言论不无道理：“科学的基本假设，其外表可能是靠不住的，但其中有发现、解释或组织论据的路径，这些论据能揭开表面上无条理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出更根本、相对更简单的结构。”撇开上述“二分法”分析框架，假定问题也就转化为其抽象程度的合理范围问题，而不是假定自身应该是，或不是现实性的问题。由此观之，假定问题不是抽象地谈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问题，每一种假定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非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模型，关键是“如何在被认为或被假设是经济中本质和非本质的事物之间划一条界限”，区分不同的假定类型，进而在具体假定的语境中，来讨论某一具体假定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问题。
       二、假定的“思想实验”方法：
       “F—命题”的第二个逻辑跨越
       与经济学假定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从人为预设的基本假定出发，以“理想世界”为模板何以能够建构具有经验意义的经济学假说?即“F—命题”的第二个逻辑跨越何以可能?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不但是一门研究物(财富)的学问，更是研究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学问。也就是说，经济学主要以人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人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就不能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对研究对象进行任意分割，从而营造一个纯粹的经济环境。但另一方面，像任何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知识需要精确性和体系化。这样，经济研究显然也不能在完全现实意义上进行。这是因为，现实的经济世界变幻莫测，而相对于无限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人认知世界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因而不对之进行化约，研究便无从着手。这就为经济学研究提出了特殊的方法论要求，也就是“经济学假定方法”，即“思想实验”方法。这种方法认为，要想使经济学知识获得“审美的和普遍的品格”，“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现实的实验活动搬到自己的头脑中来”，把纷繁的“实然经济世界”经过合理的抽象化约为“理想经济世界”，通过对“理想世界”的研究，建构知识体系，然后将之用于说明和解释实然世界。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这种“理想世界”在经济学中是如何被建构的呢?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经济人，除了作为逻辑大前提为演绎经济理论提供逻辑起点之外，它还与辅助假设一起，共同为化约复杂的现实经济世界、型塑理想经济世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共同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经济世界，只有在这样一个被化约的经济世界中，体系化经济理论的建构方成为可能。比如，完全竞争假说的建构，首先需要人为地构筑一个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一市场中，除了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外，还包含以下几个辅助性假设：(1)市场参与者都是价格接受者；(2)所有产品同质：(3)交易费用为零；(4)不存在外部性；(5)市场信息完备。很显然，这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经济世界，完全竞争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被建构的。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假说(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这样的“理想世界”。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这种以“理想世界”为模板建构的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经验意义呢?这就是经济学理论自身的经验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对“第二个逻辑跨越”能否实现所提出的质疑。长期以来，经济学把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但是，经济学说史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哪怕是对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主流经济学也既没能做出及时的事前预测，也很少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事后解释。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末的苏东经济解体和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等，经济学对这些重大经济现象均未做出预测，事后解释又意见纷呈，显得苍白无力。由此，人们对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所有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主流经济学知识的非现实性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
       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一个与经济学知识性质有关的重大经济哲学课题。对此，弗里德曼给出的解释是，经济学理论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建立的一种经济学假说，就像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运动假说一样。而按照博兰的解释，经济学假说只是一种预测或解释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真理。弗兰克·奈特则声称：“经济学规律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们在理想条件下可能趋于成立，或者有可能是成立的。”。赋予经济学假说以“趋势定律”的品格，无疑为我们理解经济学知识的性质提供了新视角。正如有国内学者指出的：“趋势定律给出的趋势陈述仅仅只是张期票，即它只有在其他情况确实不变，或者这个‘其他情况’得到详细而确切的阐明时，才能兑现或有修正地兑现。”这说明，经济学采用的是“如果怎样——满足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所要求的条件(理想世界)，方能怎样——形成某种经济学知识”这一语言范式。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以经验事实与经济假说不一致为理由来拒斥经济学知识，除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否则这种拒斥一定是不恰当的：(1)证明该经济学理论所预设的条件并不存在；(2)证明该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基本假定的必然结果。而当我们以(1)为理由反驳一种经济理论时，即便我们在经验事实意义上反驳了一种经济理论，也不能在逻辑上驳倒该理论。因为，如果理论所假定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的话，理论仍然是有效的。因而，在逻辑上反驳经济理论的唯一途径就是存在条件(2)的情况，即指出理论是基于一种错误的逻辑推导。根据博兰的工具主义辩护，在逻辑上能够反驳“F—命题”的条件——(1)和(2)——均不存在，因而，至少“F—命题”，在逻辑上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使得“F—命题”的“第二个跨越”成为可能。可惜的是，“F—命题”仍然有被否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便“F一命题”同时不被(1)和(2)反驳的情况下，而基于“F—命题”而建构的经济理论却有可能被经验事实所反驳。在此意义上，“第二个逻辑跨越”又变得不可能了。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种判定经济学知识正确与否的合理标准。而理论的正确性又是其自身无法证明的，于是，人们转而诉诸于劝说而非标准来宣扬某一理论的真理性。有学者指出，“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是一部始作俑者劝说其他经济学家，再由他们劝说其他人的历史。”毫无疑问，弗里德曼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经济学知识的推销员和劝说者。
       三、假说的适用域：“FF—命题”的第三个逻辑跨越
       “FF—命题”所关涉的另一重要经济哲学问题，是经济学假说的认识论问题。之所以强调假说问题是一个经济学认
       识论而非方法论问题，这是因为，混淆假定与假说问题的异质性正是引发对“F—命题”不必要争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混淆二者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没有弄清假定问题属于方法论问题，而假说则是认识论问题。从认识论视角来看，经济学假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假说的适用域何以能够实现从“理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转化?即“F一命题”的“第二个逻辑跨越”何以可能?
       显然，在理想世界中建构的经济学理论，首先是对理想世界的一种说明，它所阐发的原理，也是一种针对理想世界“应当如何”的理论。但是，这种“应当如何”的理论，对现实世界并不是无用的，因为正是“应当如何”为我们确立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这些基准点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基点。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刹安尼一米勒定理(M-M-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阿罗就曾指出：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这并不妨碍该理论成为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这意思是说，一般均衡理论虽不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理论建构，但它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现实经济世界的基准点。这就像真空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真空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经典物理学定律不会因此而失效。把基本经济原理的作用定位于“基准点”至少有两点意义：其一，它有助于我们澄清如下两个误解，一种是把定理描述的理想世界误认为现实世界，忽视定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到处套用或滥用；另一种是仅仅因为定理与现实存在的差距，就裁定它们毫无用处，却不知其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进一步解释现实而进行的理论建构提供基准点。其二，它启示我们，假说的适应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由“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跨越，即使得“F-命题”的“第三个逻辑跨越”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一些基本经济原理在两个世界之间发挥了“基准点”的作用。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在“基准点”与“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和选择，只不过是一种“涅槃方法”。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在“跨越”问题上，我们面J临的问题不是要追问假定是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符合，就像物理学家不要去追问“真空假定”是否符合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一样：同样，我们也不能质问在非现实假定基础上建构的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就像我们不能质问在真空条件成立的自由落体运动规律，能否也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日常现实世界一样。相反，就像物理学家应该创造一个“真空世界”来检验自由落体运动规律那样，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应当是恰当地描述经济理论能够成立的理想条件，再塑能够使现有经济理论成立的“理想世界”。弗里德曼的“类比”方法意欲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应该创造一个“理想世界”适应经济理论，而不是用“现实世界”与假定是否相符这一标准来检验经济学假定的有效与否。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我们能够塑造无限个适应理论需要的“理想世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答。在此，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我们只能在逻辑中实现“F—命题”的第二个跨越；在现实中则不能。
       举例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辅助假设——市场交易费用为零。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分离出了一个理想化的“零交易费用世界”。这无疑大大简化了讨论问题的条件，但是，零交易费用假设从现实经济世界中抹去了一个基本要素：制度和组织结构。这导致了远离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这种“黑板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重大认识论缺陷就是，它没有认识到市场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运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其后果是，一旦制度和组织因素游离于我们的视界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对诸如企业性质、制度结构、产权界定等重要经济学问题，便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其本身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了。换言之，在理想世界中建构的经济学理论，对某些在理想世界中被剥离掉而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的经济分析要素，无法做出有效的说明，因而它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跨越终究无法实现。而事实上，修补“理想世界”中被隔离掉的经济分析要素，已成为经济学不断开辟新领域的一项相当诱人的工作。比如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都是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对相关经济要素研究缺位的结果。
       四、假说的检验：“FF—命题”的第四个逻辑跨越
       有关假说的另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假说的检验问题。每当经济学饱受批评之时，这一问题便会浮出水面。弗里德曼写作“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时代，新古典经济学正遭受着空前剧烈的批评，“F第一命题”就旨在回答经济学假说的检验标准问题。弗里德曼关于“与一个假说有效性的唯一相关的检验是其预测与经验相比较”的观点，从形式逻辑来看，并没有错，即我们不能从一个结论为真的命题推出其前提也必然为真。但是，这并不代表弗里德曼已经解决了假说有效性的检验问题。其缺陷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违反理论假说的可证伪性标准。正如弗里德曼所认为的，一个结论为真的命题，其逻辑前提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但是，我们并不能断定假说系统中哪一部分为真，哪一部分为假，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假说系统的构成，使理论永远处于一种无法被反驳的地位。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这样一个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理论，当然是无效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得两个结论：一方面，弗里德曼为新古典经济学所作的辩护是无效的，至少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弗里德曼不是一个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者，甚至他根本就不明白证伪主义为何物，尽管他的有些论述带有证伪主义色彩。
       其二，预测与假定并非没有关系。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假定与理论假说并没有关系，因为判定理论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标准是将其预测与经验相比较。但是他并不清楚，预测是依赖于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的。比如，理性预期假说认为，人们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经济变量做出与其所使用的经济模型相一致的预期。如果我们想通过该假说所做出的预测与可观察的经验是否相符合来判定其是否有效，首先必须关注的是该假说涉及到诸多的限定条件——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系统，即除了经济人假定之外，该假说至少还包括的三个辅助假设：Ⅰ．经济主体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值必须等于该变量的数学预期值，其实质是，要求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必须等于现实经济世界存在的客观概率。Ⅱ．经济主体能够获取完备的信息以对经济变量做出准确的预期，其实质是完全信息假定。Ⅲ．经济人对某一经济变量所做的主观预期值必须与其根据自己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计算出来的同一变量的数值相等，比如根据均衡价格理论预测的价格，必须等于通过该经济模型推算出来的供求均衡点的价格。
       显然，根据理性预期假说所做的预测，是紧密依赖于上述辅助假设的。也就是说，离开这些辅助假设，预测就会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对预测的经验检验了。举例来说，假如中央银行根本不向外界披露将要加息的信息，人们就不可能对央行加息这一经济行为的后果做出合理的预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弗里德曼从‘预测’开始竟然以‘保证’来结束他的实证经济学”，但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保证。这是因为，他向我们保证理论或假说的有效性只与预测有关，而与假定毫不相干，但是他不知道预测本身是要依赖于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的。弗里德曼之所以会犯下上述错误，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经济学假定的“思想实验”方法缺乏深入的哲学思考，他没能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化的可能性给出合理的论证，而是站在违反证伪方法论要求的立场上，强行“保证”理想世界的真实性。
       那么，“F—命题”的“第四个逻辑跨越”究竟是否可能呢?弗里德曼认为可能，但他却没能令人信服地论证这种可能性。西德尼·舍克勒在《经济学的失败》和巴巴拉·伍德在《为经济学哀悼》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由于经济学理论自身的非现实性品格，经济学的整个“假设一演绎”传统是死胡同，不可能产生不受环境限制的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因而经济学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戴尔德拉·麦克洛斯基则直接否定经济学做出可靠预测的可能性。他狡辩说，如果经济学的预言有效，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利用这门科学轻而易举地变为百万富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上述三者对于经济学的前景过于悲观了。笔者认为，尽管弗里德曼没有对上述转化的可能性给出合理的论证，但并不能绝对地说这种转化没有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到基本假定和辅助假设的前提下，审慎地看待理论或假说的预测及预测对假说或理论的检验。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