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对《
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
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
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
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
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关键词]顾颉刚；《
尚书》研究；规划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26—05
《
尚书》研究规划由顾颉刚一手探索与设计出来。顾颉刚在1930年代做了一个最初的编辑《
尚书》学的计划，50年代又进行了集中的设计，完成了一系列的计划。按照他的规划，现在已有《尚书通检》(1936)、《尚书文字合编》(1995)、《尚书学史》(1996)和《尚书校释译论》(1999)的完成，还有大量单篇的考辨论文和读书笔记的撰写，这些都是《
尚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成就。然而顾颉刚的规划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展开，最多只能说是完成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我们应该知道，全面地研究整理《
尚书》，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他的规划对《
尚书》以及其它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他的一系列具体的计划依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案，因而需要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利用、改进和完善。
一、顾颉刚为什么要研究《
尚书》
谈顾颉刚的《
尚书》研究规划，必须要弄明白他对于《
尚书》的理解。
《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历史文献汇编，今文共二十八篇，其中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周书大部分是可信的，有几篇受到后人加工；商书可信度也比较大，但是传到周时，既有文字上的改动，也有后来加工写定的；虞夏书则问题最多，《甘誓》大致到周代成篇，而《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成书于春秋战国。
《
尚书》关系到两方面的问题：一、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早的史料，也是最多的史料，研究上古史离不开它，所以，它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史实的考证。二、它本来不限于儒家研读，而是全社会共读之书。百家兴起之时，它成为儒家经典。特别到了汉代，儒术独尊，《
尚书》成为儒家专利品，成为儒家经典的中心。它有历史的成分，也有被窜乱的成分，而且它是五经中唯一被严重窜乱的一部。儒家的古史观念就是在这时合法化了、历史化了，以经典的形式凝固了。也就是说，《
尚书》上古史料的成分与后来儒家政治理想的成分在这时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而且，中国传统经学在解读这部经典时只从儒家圣道王功的思想出发，而不顾历史事实，历史是屈从了观念的。所以，它又关系到传统上所知见的历史的写成(即形成)，也就是天系到了中国传统的整部学术史的形成。
从这两大方面来说，《
尚书》关系到了整部的中国上古史。这是顾颉刚在求学与治学的过程中得到的认识。一旦有了这种认识，他就产生了对《
尚书》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的思想。
1919年，还在北大读书时顾颉刚就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自己的总结：“中国的学问，向来是以礼乐兵农为实质，以文字书籍为形式；实质为形式所限，所以‘居则为三皇五帝之书，用则为家国天下之政。’倘使事实与古义有所违忤，乃是事实自己的错谬，应改造事实，使之合于古义。”历史迁就观念，这是旧学的弊病。他对旧学的这种认识，自然地就会导向对旧学的批判。1920年他北大毕业，接着就进入了“古史辨”。1923年，发现了原有的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而且提出了研究中国古史的“四个打破”，即：(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实际上，顾颉刚是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巨大的症结，这个症结是经与史的纠缠，它的结合部则是战国秦汉。《
尚书》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恰恰吻合了这一点，其中的关键是今文二十八篇的头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儒家的政治理想基本上体现在这三篇里了，是它们把儒家的古史观念历史化了。很显然，解开经与史的纠缠，解决中国学术的症结，解决中国古史问题，最直接的是《
尚书》头三篇的突破。所以，1923年，他在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全面分组的基础上，提出对头三篇的考辨计划。这时，他的研究旨在说明旧的古史系统是如何地形成的，还不是对《
尚书》的专门研究。
到了30年代，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形成的探索进入更深的层次，他触及到了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大问题，他深信这是旧系统下的伪史中心，实际上这是中国本土化的意识形态。这时，他更是专门探讨《尧典》、《禹贡》的成书时代，首先要完成这个最关键的任务。
也就是在这时，他形成了编辑《
尚书》学的思想，他说：“《
尚书》是中国上古史的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书，那是谁都知道的了。只因这部书流传的年代太长久，以致其中生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们若要研究商周史，非把它彻底整理不可。”这是在辨伪古史的基础上试图深入研究中国古史的表现，这种研究的深入，客观上要求他开辟对《
尚书》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于是，《
尚书》研究的整体规划就很自然地提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编辑《
尚书》学的计划是由于古史研究的推动，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自觉。当时他曾对古史研究上不重视史料的现象进行过批评：“数年以来，一般人不耐没有系统(案：顾指新的古史系统)，但也不耐费了大功夫去搜索集材料和推敲问题，于是只在传统的文献里兜圈子，真的不足，把伪的续，只要给渺茫的古人穿上了一身自己想像中的衣服，就自以为找到新系统了。”这种批评与他对史料和古史研究的关系的切实认识有关，他明确地知道中国的古史出了怎样的问题，也明确地知道这些问题都与《
尚书》有关，所以他最明白彻底地整理与研究《
尚书》对于古史研究以及对于中国学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古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问题，这样，《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就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系统的《
尚书》学。
二、初步的《
尚书》研究计划：三十年代
如上所述，《
尚书》学计划的设计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在《
尚书》通检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表述。
他说：“《
尚书》是中国上古史的资料中最重要的一部书，……我们若要研究商周史，非把它澈底整理不可。民国二十年，我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一门功课，……便有编辑《
尚书》学的志愿。编辑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
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
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
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文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
尚书》的全部考定。”
编辑《
尚书》学是一个宏大的志愿，因为这是对《
尚书》的“澈底整理”。其中的第一项，是关于《
尚书》文
字与文句的，目的是要通过不同字体的本子清理其文句的沿误。这一项是由他的《尚书文字合编》来承担的，并且在当时已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了。如章太炎正致力于隶古定《
尚书》之学，因而很关注顾颉刚的这个举动，还在1932年《合编》着手辑集时，章就通过潘景郑与《合编》的具体辑集者顾廷龙取得联系，在具体问题上进行交流。第二项是辑录唐以前对《
尚书》文句的引用，这与第一项是一个相互配合的工作，都有利于正本清源，弄明白《
尚书》文本的真相。第三项着眼于历代《
尚书》研究所出现的问题，企图寻出若干结论。第四是针对文句解释的，企图从文法上开一条路，并重视与甲骨文金文的比较研究。
这些设计是想从几个方面对《
尚书》进行整理，显然还是不完善的，但这是当时对于《
尚书》整理的全面设计，已经是不期于局部问题的解决了。这样的计划，显示出了现代学者对于《
尚书》研究的巨大进步，因为这是一种彻底的态度，而且又试图开辟新的研究途径。
当时，编辑《
尚书》学的计划已经着手进行了。《尚书通检》是其中的一种，它是《
尚书》文句的索引，通过任何一个字都可检得相关文句和篇目，从1931年到1936年此书完成。辑集《
尚书》文字的工作也在进行，1932年(据《顾廷龙年谱》)《尚书文字合编》(与顾廷龙合编)开始编辑，他们将搜集到的历代本子摹写刻版，由北京文楷斋承梓，“七七”事变时已刻成了十分之八，但未及印出。另外，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当时有《尚书学讨论集》的集辑，已抄出数百篇，只印出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讲义》同样值得重视。讲义虽是为讲课用，但它的纲目实际上是一个研究计划。我们看他1933年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去年初讲本书时，拟分讲义为六种：甲种为《二十八篇》本文；乙种为《伪古文尚书》本文；丙种为对于《二十八篇》之评论；丁种为对于《伪古文尚书》之评论；戊种为参考材料；己种为对于本讲义之讨论。其后尽半年之力，仅得粗将《尧典》探索一过，即觉此事大难，非一二年中所得蒇事，遂拟另定体例，使《二十八篇》不与《伪古文》间杂。故今所定，以关于经本文者，文字、校勘、书目、解释之属，为甲种；以比较材料为乙种；以问题之讨论为丙种；以批评为丁种。”
这里，甲乙丙丁戊己的六种体例是从今文二十八篇和《伪古文尚书》两大部分着眼的，可以看出，他是想梳理前人对《伪古文尚书》和今文二十八篇的研究成果。从他所留下来的讲义来看，他仅仅将《尧典》的著作时代作了考辨并围绕此问题作了历史性的梳理，同时也对《禹贡》作了初步的研究。但他的纲目从六种收缩为甲乙丙丁四种的时候，他的研究思路显得更加细致而科学。相比之下，他的编辑《
尚书》学的计划，没有把《伪古文尚书》考虑在内，大概因为他是从古史研究角度来设计而不必涉及伪古文。
他讲义中的四种体例和编辑《
尚书》学计划的四种方法在当时都没有全面展开，只是做了很小的一部分工作，但这些设计都是有益的探索，为日后的计划设计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研究规划的集中探索：五十年代
“七七”事变打断了顾颉刚的工作，而从现实上来看，这又是给了他一个沉淀的机会，等他再一次设计《
尚书》学计划时，他已是更上一层楼了。从“古史辨”走来的顾颉刚越来越自觉地在做旧学的清理工作，目标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悬在头顶上空的理想，这使得他的具体研究具有极高的境界。1938年到1940年，顾颉刚先后在云南大学、齐鲁大学讲授经学史，而且到1950年他一直在各大学讲授上古史、春秋史、历史地理等课，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他对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化，因而强化了他为经学做总结的思想。
1950年的下半年，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教授《
尚书》，这时他才得到了一个正面面对《
尚书》的机会，他的结束经学的理想于是落在了他的《
尚书》研究上。
他的课是《
尚书》学史，为时两个学期，到1951年暑期结束。顾颉刚为此课作了一个《尚书学》的拟目。这个拟目开列得很细，有三十余题，有的题目可做数篇，共五十多篇。从他的拟目上可以看出，顾颉刚对《
尚书》学史已是大局在胸，表明他已在全面考虑《
尚书》研究的规划了，三十年代的研究计划重新开始。
顾颉刚先有《尚书析》一书的设计，其体例共有六项，包括白文、校文、解释、标点、佚文、批判。这一综合体例演化为后来的《大诰译证》，最后成于《尚书校释译论》。他的考虑是：“此书而成，则二千年来之《
尚书》学得一总结束矣。”从他的《尚书学》拟目和这个《尚书析》的设计可以看出，经过了长年的研究、吸收与思考，顾颉刚“澈底整理”《
尚书》的志愿一直不变，且呈现超越自我的趋势。
紧接着，顾颉刚拟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尚书》十种，进而演为《
尚书》十书：
1、《
尚书》校文——分别今、古文，伪古文，唐人改本，分格书之。2、《
尚书》文字合编——前已为之，当完成之。3、《
尚书》集说——分别今、古文，伪古文等等，以注语点经文，分别列出。4、《
尚书》今译——就今日认为最好的注释集合起来，将二十八篇全译出来。5、《伪古文尚书》集证——将前人辨伪古文语系统地编辑，使人易览，并将此案作一结论。6、《
尚书》学史——将人研究的结果系统地叙述出来。7、《
尚书》通检——前已为之，但未分析今、古文，当补作。8、《
尚书》学论文选——前已为之，已全失，当补作。9、《
尚书》简注——给后人作读本。10、《
尚书》学书录——如《经义考》例。甲、文字：一、文字合编；二、校文。乙、解说：一、集说；二、论文选。丙、考证：一、伪古文集证。丁、工具书：一、通检；二、书录。戊、读本：一、简注；二、今译；三、学史
这一个计划，他用了两种方式表述，一方面有细目的排列，一方面又很明晰地分为文字、解说、考证、工具书、读本这样五大部门，其系统性一目了然。这两个计划(“十种”和“十书”)，内容大致一样，但其规模之巨已超出想象。这样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他是本着彻底整理与研究的志愿来设计的，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他宏大的气魄。对顾颉刚而言，他有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以此牵引自己，确能使他保持一种时时超越自我的境界。
到了1952年，他从另一角度又设计了一个计划。他的设计是这样：“欲编尚书学五种：一、《尚书整理》：将二十八篇分为七个阶段，1、《唐石经》本，2、校勘(求简)；3、写定本；4、解释与考证(附图)；5、标点本；6、译文；7、批判。二、《尚书剔伪》：1、《书序》；2、二十五篇；3、《舜典》首二十八字；4、《大序》；其他伪作如《百两篇》等。三、《尚书考辨》：凡较大问题皆作考证文，小问题则列异释。四、《尚书学史》。五、《尚书补缀》：1、佚文；2、金文；3、《
逸周书》；4、《竹书纪年》；5、《
山海经》；6、《
穆天子传》；7、《
尚书大传》；8、《书纬》。此外，应重编《尚书通检》(分别今古文)，并彻底作一个《尚书文字校勘表》(求详)，将前刻《尚书文字合编》做完。如此，可作后人整理他种古书之榜样矣。再编一部《尚书学丛书》，将历代《
尚书》著述合为一编。尚须有《尚书
字诂》一书，每字记其音义。如仪，民之贤也，《大诰》‘民仪有十夫’。仪，来也，《皋陶谟》‘凤凰来仪’。”
这个计划是从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角度来设计的，注重整理与考辨。构成其主体的是整理、剔伪、考辨、学史和补编五个部门，确可以作为一个通例移之于他书的整理；其他，通检、文字校勘表、文字合编、本学之丛书、字诂，可以构成二级部门。这个尚书学五种的计划其实也是十书，而且比原来的五种、十种大出更多，我们可称之为“五加五种”。这更是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计划。后来刘起钎参加《
尚书》学整理工作，他们师徒二人基本上是以《
尚书》十种的思路进行的。
在以上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顾颉刚又作出了一个较低的计划设计。1959年，顾颉刚已六十七岁，开始整理《
尚书》，这时他如此设计：一、《尚书今译》；二、《伪古文尚书集辨》(取前代辨论《伪古文尚书》者集为一编，俾读者晓然于此一问题已成定案，目，可移用此方法于其他伪书，为考订古籍开一大道)；三、《尚书馀录》(取《
尚书》佚文与可资比较的文字汇为一册)；四、《尚书学书录》(著录二千年《
尚书》学著作，并予以批判，使后人便于研究)；五、《尚书集解》；六、《尚书文字合编》；七、校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八、校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他说：“上列八种如皆能成书，则《
尚书》一学蹊径大开，化最难读之书为最易读。其他诸书，循是法以整理，皆不难矣。”(D在顾颉刚看来，这已是一个比较简化的计划了，我们可称作《
尚书》八种，其难度显然降低了许多。
顾颉刚的四个计划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
十 书：尚书今译、伪古文尚书集证、尚书学史、尚书通检、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学书录、尚书校文、尚书集说、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
十 种：尚书章句及释文、伪古文尚书总检讨、尚书学史、金文选、尚书通检、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学目录、尚书文字比较表、尚书集释、尚书学论文选
八 种：尚书今译、伪古文尚书集辨、尚书馀录、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学书目、尚书集解、校点阎若璩疏证、校点段玉裁撰异
五加五种：尚书整理、尚书剔伪、尚书考辨、尚书学史、尚书补缀、尚书通检、尚书文字校勘表、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学丛书、尚书字诂
这四个计划，形成四套方案，其中只有《尚书学史》、《尚书今译》(尚书整理)、《尚书通检》和《尚书文字合编》是一致的，其余大多不对称。实际上，这四套方案是按两种思路设计的，前三个可以“十书”为代表，因为它有另一套表达方式，分为文字、解说、考证、工具书和读本五大部门，这五大部门基本上可以概括前三个计划。这三个计划与“五加五种”形成对比，而“五加五种”有囊括前三种的意思。这两种思路，如果要说出哪一个更好一些，我们还没有能力做一个结论，因为其中的细节需要有更深一步的研究。而且，所有的方案似乎不宜简单相加，因为它们的相类似的细目存在着交叉，如《伪古文尚书总检讨》与《伪古文尚书集证》、《伪古文尚书集辨》、《尚书剔伪》，它们是类似的，内容是交叉的，这就不好处理。或许，顾颉刚本人也没有最后的结论，他也是在探索。但是可以肯定，这些计划中的每一具体T作，都是有意义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它们。
小 结
顾颉刚的《
尚书》学研究规划，从上世纪30年代的构想到50年代的“十种”、“十书”、“五加五种”、“八种”，形成一个庞大的整理与研究体系，这显示了在科学性与系统性上对旧学的超越，具有前所未有的彻底性与开创性。到现在为止，在对传统经典的整理上，确没有第二个与此相类的规划设计。
顾颉刚的计划不容易实现，因为工程太大。但是，他的这些研究计划，对我们来说，每一个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它们可以让我们知道：《
尚书》以及其它古籍的研究整理应该如何进行和达到怎样的境界。这些计划各有不同，还没有形成定制，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古典学术的重大贡献。目前，除了顾颉刚规划中的工作已实现了的之外，学界的《
尚书》研究多集中于通论、今注今泽、考证以及从历史文化角度的研究与收材，这一些工作与顾颉刚规划中的项目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尚书》研究的基本T作还有极大的空缺。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