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杭嘉湖地区自宋代始，区域人口增长快，且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导致人地关系失衡，人地关系紧张，至明清时期进一步加剧。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人地关系的调适路径，主要包括农村城镇化发展和商贸兴盛的空间化解；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及人的“自我”调适等，这对今天实现人地关系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关键词]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调适方法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21—05
人地关系即指人类活动与其周围环境间形成的利用与被利用、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中人居于主动地位，是最重要的关系变量。历史上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秦汉时期，本地区“地广人稀”，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是人口过少。六朝至唐五代时期，因大量北方人口迁入，人地关系渐趋平衡。两宋时期，伴随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人地关系日益失衡、紧张，至明清时期进一步加剧。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至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的调适路径，认为历史上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的调适主要包括农村城镇化发展和商贸兴盛的空间化解；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及人的“自我”调适等，旨在对今天实现人地关系和谐有所借鉴和启益。
一、农村城镇化发展和商贸兴盛的空间化解
秦汉时期杭嘉湖地区“地广人稀”，人地关系非常松驰，与之对应，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六朝至唐五代，虽有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本地区，人口增长迅速，但就人地关系而言，较为协调。六朝至唐五代时期，因气候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杭嘉湖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兼及多种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增长方式，商业贸易也有较好发展，吸纳了部分人口。唐代杭嘉湖部分地区人口一度呈下降趋势，背后所隐藏的即是人口由农业部门向航运、手工业、商业的转移。
两宋时，伴随人口剧增和土地需求的膨胀，对资源与环境的掠夺式开发，仍未能有效解决人地关系的紧张，而这一时期杭嘉湖地区出现的城镇化、城市化发展新局面，成了缓解人地关系矛盾的重要途径。草市在唐五代时已出现，“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问。”(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两宋获得快速发展，成长为市镇和城市，且数量多，分布广。城镇化、城市化能集聚大量人口，使日趋紧张的杭嘉湖地区农村人地关系得到缓解。北宋元丰三年(1080)，杭嘉湖地区共有镇22个，计秀州4个，湖州6个，杭州12个。这些镇人口规模都非常大，市镇的商业贸易也非常繁盛。如南宋绍定初年的海盐县澉浦镇，全镇仅在籍居民就有5000余户，以每户5口计，达2万余人。其它各镇大体相同。而杭州则是“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卷一十六《米铺》)《
都城记胜》载：“柳永咏钱塘词云，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以前语也。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纺院》)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口继续快速增长。嘉庆二十五年(1820)杭嘉湖三府人口密度分别为506、719、75。人口发展速度和分布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很少见。人口剧增，使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明洪武时期，杭嘉湖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杭州3.01亩、嘉兴3.5亩、湖州6亩，但乾隆时仅为1.01亩、3.5亩和1.2亩，湖州减速最快。这一时期杭嘉湖地区市镇及商贸发展出现了新特点，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自明中叶起，资本主义萌芽、农业生产专门化、多样化及农村人口非农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市镇快速发展，分布密度进一步提高。据统计，明中后期，湖州府有镇18个，至清中后期增加到了25个；嘉兴府在明中后期有镇30个，至清中后期发展到37个；杭州府明中后期有镇31个，至清中后期发展到55个。市镇商业贸易更加繁荣，集聚和转移了大量人口。如湖州府菱湖镇、双林镇、新市镇、南浔镇、乌青镇等，嘉兴府汗江泾镇、王店镇、濮院镇、硖石镇、长安镇、塘栖镇、新塍镇等，在明中期至清中后期均成为拥有人口万户以上的大镇。清乾隆年间，乌青镇“户口日繁，十里以内，居民相接，烟火万家。”(卷三《市镇》)农村城镇化和商品交换、贸易流通的发展，间接创造了许多就业空间，一定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流通服务业，从事工商业、佣工、苦力、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如清代湖州府菱湖镇“小满后和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卷二十二《村镇》)，号称万家烟火。镇上丝业分工细密，“其专买乡丝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丝行’。别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及买丝客人者，曰‘钞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卷十一《物产》)除吸纳本地农村人口外，本地市镇繁荣和商贸发展，还吸纳了浙东宁绍等地大量流民和外地农民。如嘉兴濮院镇汇集了许多地方的工商业者和流民，“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针工半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卷七《杂流》)
城镇化、城市化是人口集聚的过程，从人地关系发展看，也是解决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有效路径。秦汉以来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演变，与城镇化、城市化发展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二、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生产经营方式作为经济调适方法，与农村城镇化发展一样，主要不是在政府政策引导下进行，而是在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的一种自发过程的“内适应”。
在唐五代前，杭嘉湖地区人地关系较松驰。唐五代时期，人地关系仍较协调，但人口增长及由此带来的需求增长，对当时经济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杭嘉湖地区出现了农业多种经营，经济作物种植普遍，茶业、桑业，渔业、果树种植业均得到发展，部分农民已开始从事专门化副业。皮日休《茶中杂咏-茶人》载湖州顾诸山茶农便是一例，所谓“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卷五一零《邦计部，重敛》)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日益丰富，农业商品化进程加快，带动了商贸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大都会杭州“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和“万商所象，百货所殖。”(卷316《杭州刺史厅壁记》)纺织业的发展更是同行之中的翘楚。湖州顾渚的紫笋茶亦是驰名天下(卷下《叙诸茶名目》)。唐代杭嘉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草市贸易及城镇的发展，与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无关联。从南宋末至明初，杭嘉湖地区农户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有人认为减少主因是农民家庭规模缩小及农民耕作方式变化，但最根本的还是人口压力。农户家庭趋小化，可增强农户生产积极性，是人地关系日趋紧张背景下，促进生产、提高效益的一种选择。自两宋至明清，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压力下，杭嘉湖地区农户调整经营方式，逐渐走上了集约化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路子。杭嘉湖地区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农业，在宋代已积累了较系统的经验，包括肥料、耕、种、耘、水、农时、节气形成了一
个完整系统，有学者称其为集约农业样板区，“无论水利、农具、肥料，还是耕种耘荡等田间管理，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都走在各地区的前列，无愧为全国集约农业经营的样板地区。”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看，两宋时期人口剧增，促使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地等各种不同地理条件，讲究多种经营。至明清，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人地关系矛盾的日益突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又有了改进，向生态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综合效率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得到缓解。李伯重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生产效率和生态农业普及的历史意义，指出从16世纪起，江南农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包括规模经营和小农经营两种形式。规模经营就是推行多种经营，把种植业、饲养业等不同生产部门都包括在内，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产品，也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嘉兴桐乡县人张履祥为好友嘉兴海宁人邬行素所设计的《策邬氏生业》式的小农模式是小农经营的写照。邬行素种田为生，有田十亩，池一方。张氏为其设计了小农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即“今即其遗业，为经画之如左：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种豆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池畜鱼。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策邬氏生业》)。杭嘉湖地区的生态农业经营，强调田地整治，将低洼土地改造为高低有别的池、塍、田，形成三种不同种类的农业资源，营造生态农业小环境，发展多种经济。注重利用猪、鸡、羊、鱼的粪便、枯桑叶、作物秸楷等废物，作为其它生产活动的资源，各个生产环境相互联接，循环利用。以稻、桑、鱼、羊生产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与传统经营方式比优势明显，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因环境差异，明清时期本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生态农业模式，即桐乡型、金山型、新登型。
人地关系经济调适另一种“内适应”方式是农业经济主导产业转变。尽管明及清初期统治者出台了许多优惠土地政策，减免赋役，鼓励垦荒，也确使耕地面积得到了扩大，仅1393年一年浙江布政司垦田就达5170515亩，但仍未能满足人口增长需要。除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经济综合效益外，人们开始核算单位生产的成本收益，寻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如清初张履祥认为“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寻求更高经济收益，使农民重视经济作物种植。由此，桑、麻、棉、烟等经济作物种植范围日益扩大，形成了各种专业种植区域。
宋代杭嘉湖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为唐代的二至三倍，明清时期未曾超过此数。南宋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稻米之乡。但伴随着明清时期人地关系矛盾的深化，杭嘉湖地区蚕桑业、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大有取代主导产业水稻种植的趋势。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耕地面积的减少，影响了粮食生产，杭嘉湖地区从粮食主产区变为缺粮区和商品粮进口区，每年需湖广等粮食补给。当然，缺粮与市镇经济高度发达而产生的人口城市化密不可分。大量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扩大了粮食消费。而受比较利益驱使，广大农户放弃粮食生产，改而发展桑蚕、棉花种植业，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地，必树之以桑”(卷二十七引《西吴枝乘》)，更加大了粮食消费缺口。史载嘉兴府“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卷十《风俗》)湖州府常需客来接济，杭州府更是所产不敷所食。在人地关系矛盾日趋深化背景下，选择更有经济效益的桑蚕、棉花种植业，以确保生活所需。湖州府安吉县“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斛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卷下《种桑之法篇第一》)桑蚕、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为特色手工业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丝棉经济尤其是丝织经济处于全国市场的顶端。上海开埠后，近代经济全球化又将杭嘉湖丝织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联，实现了外向型发展。
三、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
农田水利建设利于扩大耕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是化解人地关系矛盾的重要前提。杭嘉湖地区自唐宋始，尤其是宋代进入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期，这与人口大规模增长密切相关。它表明，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是发展生产、化解人口压力的重要方法。
秦汉及以前本区修建的水利工程不多。六朝后，才出现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湖州的荻塘、长兴西湖、吴兴塘等。杭嘉湖地区河渠港汊、湖泊池塘纵横密布，地势平坦。唐五代后，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已开辟了许多圩田，又叫围田，利用水乡田面较低的地势，在河渠两岸的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圩田的修建，减少了水旱灾害，保证了农业丰收。五代吴越国统治者建立了营田军，专门从事修造、巩固堤岸。南宋时，秀州、湖州、杭州圩田随处可见，“周遭圩岸缭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卷三十二《圩田》)圩田产量一般较高，单产可达三石。如秀州亩产收二石或三石，一年两熟计，亩产可达五、六石。农田水利建设重在科学，若违背自然规律，也会受惩罚。在宋代，人口增加过快，人地矛盾突出，为满足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大肆进行破坏性围田，豪强地主凭借权势，强行废湖为田或筑堤罔田，堵塞水流，所谓“圩田多势家所据。”(卷八十九《陈居仁公行状》)因水道排灌系统被破坏，“有水则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化水害为水利，就须严禁豪强地主霸占湖田。为此，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复湖和修治陂塘河道。如孝宗乾道三年(1167)萧山白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牖里运河十三里(卷九十七《河渠》七)。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兴修了大量水利，如江南运河的治理，江浙海塘重新修建，太湖下游水系疏浚等。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开展，改善了自宋以来的人地关系紧张态势。“治圩”是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中心问题，明清两代官府和民间团体十分关注圩岸的管理和修治，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形成了以塘长制、圩长制相结合，以管理圩岸为基本纽带的农村社会组织“乡圩”。深化农田水利建设，基本构筑了以太湖为中心，湖、荡、漾、溪、港、娄、浜等组成的四通八达、生态平衡的完整的湖泊网水系，促进了水路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科学合理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经济效益，化解人口增K压力，实现人地关系和谐。
除农田水利建设外，农田自身的平衡也很重要。《补农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通过以田养田，培植土壤肥力，提高产量。《沈氏农书》提出了“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要紧。”集中反映了明末清初杭嘉湖地区的水稻施肥技术特点，体现为重视水稻施肥、合理开辟肥源、水稻施肥技术的创新。“沈氏指出水稻基肥应结合深耕来深施大量迟效性肥料，追肥则用速效性的豆饼、豆渣等，对水稻施追肥时机的论述，已接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对今天水稻合理施肥仍有参考价值。”清代农书《浦泖农咨》还提到该花草的功效，“于稻将成熟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第九七六册《浦泖农咨》)
除上述人地关系调适外，伴随两宋尤其是明清时期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强，土地资源曲线远低于人口增长曲线，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一些思想家积极探索人地关系中人的“自我”调适，萌芽了早期的生育控制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明代的徐光启、冯梦龙和清代的洪亮吉。徐光启指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卷四《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冯梦龙提出“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卷七《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清代洪亮吉则明确提出了“天地调剂法”、“君相调剂法”思想。除思想理论层面的思考外，杭嘉湖地区民间有采取自我节育措施以控制生育的，包括药物节育、非药物节育及堕胎、避孕与绝育方法等@。“自我”调适还包括人口素质的提高，如思想观念、技能水平、择业观念等。劳动力素质提高主要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和实施文化教育两种手段。
和谐的人地关系既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能改善环境，确保人民生活的质量，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当今人地关系矛盾已非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的问题，而是城镇人口过度集中，居住环境恶化，城市劳动力素质不高，产业配置不当，从而影响了现代化的健康发展。”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必须积极借鉴历史经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指向，在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搞好环境整治和保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