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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均为二书总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人牛运震在《读史纠谬》一书中，对小序和叙目的文字表述作了概括性的比较。对此，学界关注不多。本文受前人启发，对此作深入探讨，从史书内容处置、著者思想倾向和文字表述三个方面，对小序和叙目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其所得，或许可以对《史》、《汉》比较研究作一点补充。
       [关键词]《史记》小序；《汉书》叙目；史书内容；思想倾向；文字表述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16—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读清人牛运震的《读史纠谬》，见作者在“叙传”一则中对《汉书·叙传》(以下称《叙传》)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称《自序》)作了精彩的比较与评论，他这样写道：
       班掾甚攻司马氏，而《叙传》则极力摹效《自序》，于今读之，其风流隽秀，致有余妍。然质不称华，逸不及庄，求其朴古典醇之气，如太史公之高文绝调，殆靡然萧索矣。
       《史记》纪传诸小序，或如赞，或如铭，或散行如笺记，古雅绝伦。班氏《汉书》叙目，虽复整炼有典则，然不及《史记》诸序远矣。
       诸序目(叙目)袭用经传成语，多有迂而不切、支而无伦之弊。这里，作者主要进行了两种比较：一是比较《叙传》与《自序》整篇的风貌，《叙传》虽模仿了《自序》，然却“质不称华，逸不及庄”；二是比较《史记》纪传诸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文风，并得出叙目“不及《史记》诸序远矣”的结论。牛运震的评论虽带有扬马抑班的倾向，但其所论则大致近是。
       关于《叙传》模仿《自序》一事，牛运震以外，一些史家学人也有所提及，这对于我们并不陌生。而天于后者，即《史记》纪传诸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比较，此前似没有人如此明确指出过。或许可以认为，牛运震在评论《史》、《汉》时实则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牛运震所说之“小序”稍作说明。除《读史纠谬》外，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也论及“小序”，他指出，《史记》小序是《史记》各篇“纲领体例”的说明，也是“太史公教人读《史记》之法”，具有双重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以《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进行比较，当是《史》、《汉》比较的题巾应有之义。
       我们知道，关于《史》、《汉》比较或马班比较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比较，尽管牛运震在《读史纠谬》“叙传”一则中早已明确提出来，但承其后予以论述者甚少，且范围大多限于牛运震所言文字表述方面，惜未深入展开和详细阐述。笔者以为，关于《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比较似应予以关注，或许有些问题在《史》、《汉》总体比较时偶有涉及，然通过小序与叙目之比较，可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此其一。其二，或许可以补充前人没有谈到的认识，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
       这里，需要作出说明的是，因《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即皇朝史，二书断限不同，但其中有较长一段史事(即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末年)是重合的，而且《汉书》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因此二书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和篇目，自然也反映在其小序和叙目中。本文关于《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比较，范围即限定在二书相同的部分，如若涉及撰述思想，或许多少会超出这一范围。
       二、关于反映史书内容的差异
       细察起来，《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在篇目有无、分合形式以及同篇叙述上多有不同之处，这反映了二书在内容处置上的变化，有的也反映了编撰思想的差异。
       其一，《史记》小序不书而《汉书》叙目书者。如《史记》小序中，惠帝未单独立本纪，仅在《吕太后本纪》中以“惠之早殒”一笔带过；而在《汉书》叙目中，单独立有《惠纪》，并与《高后纪》合为一目，但在叙目文中也只有“孝惠短世”一语。关于司马迁未立孝惠本纪，历来史家多有所诠释，或认为“史公书本通史，不为汉一代设，分孝惠纪则嫌烦矣。……王拯曰：‘纪吕可括惠纪，惠不能尽吕’。是也。”或指出：“其于孝惠之世，政教号令皆自后一人主之。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著其实也。”由上，是否可以认为，从通史的角度出发，联系惠帝时吕后专权自恣、政由己出的史实，司马迁不为惠帝立纪自有其深意在；而班固《汉书》为皇朝史，主要记述刘姓一代的兴亡盛衰及帝王世系，而惠帝七年间有天子之名，自应立纪，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顺便提及的是，《史记》小序中称《吕太后本纪》，而《汉书》叙目则为《高后纪》，大概在班固看来，不宣称吕后之姓，而称高后更合乎汉家体统。又如，《史记》中未立《张汤传》、《杜周传》，将他们的事迹列于《酷吏列传》中，而《汉书》则单独为二人立专传，以显其“恶”。再如，《史记》中未立《董仲舒传》，将其事迹记于《儒林列传》中，而《汉书》则为其立专传，着意突出其为儒者之宗的学术地位。
       其二，诸篇分合形式不同，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史记》诸篇在《汉书》中合并为一篇，这是一种简单的分合。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与《陈涉世家》两篇，在《汉书》中合为《陈胜项籍传》；《史记》中的《荆燕世家》与《吴王濞列传》两篇，在《汉书》中合为《荆燕吴传》；《史记》中的《季布栾布列传》与《田叔列传》两篇，在《汉书》中合为《季布栾布田叔传》；《史记》中的《萧相国世家》与《曹相国世家》两篇，在《汉书》中合为《萧何曹参传》；《史记》中的《张释之冯府列传》与《汲郑列传》两篇，在《汉书》中合为《张冯汲郑传》等等。
       第二种情况较为复杂，即《汉书》拆选《史记》诸篇重新组合立传，所拆选者包含《史记》中的专传、合传。如《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则选取《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的《魏豹传》、《田儋列传》以及《韩信卢绾列传》中《韩信传》，合为一篇。以上两种情况都明显地反映出《汉书》叙目与《史记》小序在篇目上的不同。
       其三，性质相同的篇目在叙述上有所区别，这突出表现在《史记》、《汉书》最后一篇小序、叙目中。
       在《史记》中，其列传第七十小序的逻辑层次严谨缜密：司马迁首先概括了他撰述的时代背景，其次对全书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各部分的总的撰述目标作了说明，如“本纪”在于阐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表”为了梳理“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之事，“书”侧重于各种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世家”是要表彰“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拂股肱之臣”，“列传”所立标准在于“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每一部分的撰述目标，同时也是全书宗旨以及作者思想的表现，如“本纪”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无异乎全书的旨趣之一，亦可看作作者的研究方法。“书”体现了作者“通变”的思想，“列传”则表明了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及其价值观等等。再次，司马迁对全书篇目、字数等作了一句概括，申明其书意在“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最后，司马迁称其所著之书将“藏之名山，副在
       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这是一句多么庄严而真挚的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神圣职责和其崇高的抱负，理解他在遭受打击后完全寄托于撰述的那种坚定信念。总之，这最后一句话蕴含着司马迁的一种思想境界。
       与之不同的是，班固在《汉书》最后一篇叙目中只是对全书的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并未交待各部分的撰述目标，在思想境界上不如司马迁。当然，我们不应忽略的是，班固在这篇叙目中蕴含了一种“通古今”的思想，如“穷人理”所指《古今人表》，此表为《汉书》首创，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班固旨在“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其上下博洽之功、古今贯通之意十分鲜明。又如“总百氏，赞篇章”所指《艺文志》，此志亦为《汉书》首创，收录了自先秦至西汉末的著作596家，13269卷，并将这些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可谓先秦至西汉学术史的专篇。其余诸志，如“统阴阳”所指《五行志》、“分州域，物土疆”所指《地理志》、《沟洫志》、“该万方”所指《郊祀志》等，皆有贯通古今之旨。可以这样说，《汉书》虽为西汉皇朝史，然“断代”中又有“通”的思想，这也是班固的卓识之处。
       三、关于著者思想倾向的分歧
       根据《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不同程度上看出马、班思想的异趣。
       其一，在对历史形势的认识上，司马迁多着眼于人事的作用，而班固则更多地强调天命，这突出表现在汉高祖的纪的对比上。《史记·高祖本纪》小序写道：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而《汉书·高帝纪》叙目则讲：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殊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怒。乘畔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阐述刘邦建汉这一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司马迁更多地肯定了刘邦本人及其集团的作用，尤其是“愤发”一词，形象而深刻地体现出了人的力量和作用。而班固则与之不同，他认为汉高祖“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神母告符，殊旗乃举”，所定军纪“应天顺民”，平定天下乃是“龚行天罚”。对于刘邦建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班固着力渲染了天命。此外，在《吕太后本纪》小序中，司马迁也是多言人事，认为吕氏败亡的祸因在于其“崇强禄、产”，“杀隐幽友”等行为；而班固则再次强调天命，指出“罔顾天显，吕宗以败”。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不同，一着重于人事，一强调天命。当然，这与班固的皇朝意识密切相关，他有强烈的宣汉思想，着意歌颂汉皇朝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功业，这在诸叙目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他讲汉高祖“纂尧之绪”，正是宣传“汉绍尧运”。他在《文纪》叙目中说“国富刑清，登我汉道”，突出“我汉”；而与之不同的是，司马迁则多言“天下”，如《高祖本纪》中的“天下惟宁”、《孝文本纪》中的“天下归心”，《孝景本纪》中的“天下翕然”等等，他所讲的“天下”，并无神秘色彩，而是着眼于社会、国家和百姓。
       其二，在对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上，马、班思想也有不同之处。如，关于循吏，根据《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司马迁认为，所谓的循吏乃“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而在班固看来，“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可见，循吏不仅道德如君子，在任教化百姓且有明显功业，而且离任后为百姓所追念，班固在此给予循吏高度评价。联系传文，马、班所叙述的循吏并非同一时期之人，司马迁所记都是秦以前的循吏，而班固所记皆为两汉循吏，司马迁的作法或有深意。尽管如此，应当承认，不论在什么时代，循吏的作用应当大致相同，且为人民所颂扬，为何二人的态度有此种差异?如果细察《史记·循吏列传》，不难发现，司马迁对孙叔敖、子产等人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并在后论中说“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叔孙、郑产，自昔称贤”，可见，传文中所写的循吏并非“百姓无称”，这就与小序所说产生了矛盾。而班固在叙目中对循吏的看法及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隋书·循吏传》后论在表彰循吏时也讲：“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这一思想与班固所言竟如此的神似，而这种要求也逐步成为古代循吏的一个标准。
       又如，关于酷吏，司马迁在小序中云：“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在司马迁看来，针对那些奸猾诡诈、为非作歹之徒，是应当严厉制裁、绳之以法的。可见，他基本肯定了酷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作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维护统治秩序上，司马迁承认“法治”的作用，并非单纯的强调儒家“德政”，尽管在传文中司马迁多着意于批判汉代酷吏执法的虚伪性，他们已逐渐丧失先秦法家“一断于法”的精神，而多以皇帝的好恶和自己的爱憎为准绳。与之相反，班固在小序中则认为：“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报虐以威，殃亦凶终。”这里，班固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基本否定了酷吏的作用。从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话来看，司马迁的认识更近于历史真相。
       再如，关于儒林，司马迁在小序中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视角，指出：“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从中高度概括了自孔子卒后儒学不显于世而至汉代建元、元狩之间复又兴起的情况；而班固则侧重于批判秦朝、赞美汉朝，认为“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这不仅过分地显示了他的斥秦、宣汉的思想，而且也违背了历史事实。
       此外，马、班关于游侠、货殖评价上的思想差异，自班氏父子批评《史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以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而在《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中，这种差异也有所反映：对于游侠，司马迁从仁、义的道德角度出发，称道游侠的人格、品质；班固则从维护皇朝统治秩序出发，认为游侠“作威作惠”，应当匡之以礼法。对于货殖之人即工商业者，司马迁肯定人们正当追求财富的行为，而班同则称引《论语》“盖均无贫”之言，主张“尊王之法”，贬斥致富者“靡法靡度”、“逼上并下”以及“败俗伤化”。这种认识的差异，反映了司马迁、班固在关于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二者之关系的认识上有很大的悬殊。
       四、关于文字表述的异趣
       前文提到，清人牛运震在《读史纠谬》中对《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文字表述作了比较，并作出《汉书》叙目“不及《史记》诸序远矣”的结论。究其原因，他主要涉及其形式与特点两个方面：《史记》诸小序形式不拘一格，“或如赞，或如铭，或散行如笺记”，特点是“古雅绝伦”；而《汉书》叙目的形式整齐划一，即“整炼有典则”，特点是“袭用经传成语，多有迂而不切、支而无伦之弊”。应当说，牛运震抓住了二者的主要特点，给后
       人许多启发和借鉴。对此，我们再作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以期对二者的文字表述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首先，从形式上看，《史记》小序既有四字韵语，同时兼用散文体，灵活多变而以文显义；《汉书》叙目严格运用四字韵语，整齐有余而缺乏变通。这里，我们来看《孝文纪》和《儒林传》两篇的小序与叙目的差别，《史记》小序写道：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汉书》则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述《文纪》第四。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这里，《史记》的表述文少而不拘一格，《汉书》则过于讲究规范整饬，文长而意多重复，严整有余，畅达不足。
       其二，从特点上看，《史记》诸小序简明扼要且有宏放深远之意；《汉书》叙目多引用《周易》、《诗经》、《尚书》、《论语》等的经传成语①，虽有典雅之风却多雕琢痕迹。从前引高祖纪小序和叙目的对比中，我们即可发现这一点。现再来看武帝纪、匈奴传的表述，《史记》小序称：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倚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疆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汉书》叙目云：
       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封禅郊祀，登秩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述《武纪》第六。
       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败我骊，遂亡酆部。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寇侵边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述《匈奴传》第六十四。读上引《史记》诸小序，自然感受到其凝练简洁的言语以及对时势的高度概括，文字流畅给人以深刻印象；《汉书》则多引用《诗经》、《尚书》中的语句，如“百蛮是攘”、“戎夷猾夏”等等，言语虽古拙典雅却略显琐碎。
       历来史家对《史》、《汉》二书的史文表述多有评述，或曰“《史记》宏放，《汉书》详整”，或曰“《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蠖胜”，或曰“《史记》疏爽，《汉书》密寨”，或同“《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评述似也适合于对《史记》小序和《汉书》叙目的评价，由此也反映出《史记》、《汉书》的不同风貌。章学诚所谓“圆而神”同“方以智”的区别，确系中肯之言。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均为全书总序的重要内容，更因后者系模仿前者而作，其中关于西汉史事部分各有表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可比性。这是以往《史》、《汉》比较中较为薄弱的地方，似应引起一定的关注，由此也可进一步认识《史》、《汉》异同；第二，《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在史书内容处置、著者思想倾向与文字表述三个方面皆有不同之处，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记》、《汉书》的不同特点以及马、班思想的异趣。第三，《史记》小序与《汉书》叙目的比较并不限于以上所论三个方面，对此我们还可以作深入的探讨，以期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