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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将其视为一本书，而这个作为一本书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对于列宁“哲学笔记”传统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
       [关键词]列宁；“哲学笔记”；研究模式；阿多拉茨基；凯德诺夫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098-07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未完成文稿集。大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不少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被称之为列宁哲学“思想实验室”的文献群进行了潜心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那个时代中为数众多、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另一方面，当代的一些西方“列宁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列宁的这一文本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固然他们也在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其中一部分人的研究目的，却是试图寻求一个造成列宁哲学思想进程自我断裂的根据，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也由此，今天认真地研究列宁“哲学笔记”，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伯尔尼笔记”的真实逻辑思路，就成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和当代意识形态思想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此，本文仅就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的传统研究模式作一发生学的研究，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重要历史性语境。
       一
       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将其视为一本书，而我发现，这个作为一本书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
       从理论思想的深刻度上看，列宁这些文献的理论性质并非都是同质性的。重要的是，由于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列宁并没有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期，他自登上理论舞台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当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拟文本的文献被不加甄别地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在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笔记中，也可能包含着不够深入、不够准确的东西；进而忽视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个由浅入深、从一般的正确观念到具体的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发展进程。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简单地非历史地按照哲学原理的专题剪裁列宁不同时期的哲学文献时，就有可能出现非科学的同质性的强暴逻辑。其次，各种版本的“列宁笔记”的文献编排被人为地设置了一种等级化的结构，非摘录性笔记特别是阅读批注都被放逐于次等文献的地位。所以，这使得列宁的这些重要的阅读批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造成了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的某种盲区和文献断裂。这也导致人们会在面对“哲学笔记”时，都会不自觉地将列宁1914年写于伯尔尼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伯尔尼笔记”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笔记”，而对其他文献则很少投以深入的关注。
       也因此，在前苏东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忽视列宁1895-1913年为我们留下的有关哲学学习和研究的相关笔记和札记，特别是已经发表的多篇读书批注。在人们的研究视域中，这些重要的文献被视作摘录性笔记之外的次要内容，除了很少论者对其的一般提及，这些文献通常都没有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人们也没有发现，这些笔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列宁哲学思想演进的重要逻辑线索。而大多数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关注，毫无例外地指向他后来写下的“伯尔尼笔记”，并且，非科学地用“哲学笔记”这一称谓简单指认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这是一种以点盖面的奇怪逻辑替代。
       我们可以说，对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目前仍然占主导性地位的结论性意见是：“哲学笔记”(等于“伯尔尼笔记”)是列宁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未完成著作。当然，这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列宁学的意见，依他们的观点，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于“伯尔尼笔记”)是一个皈依黑格尔主义的宣言，并且，“哲学笔记”直接消解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存在的旧唯物主义观念构架。这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老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之后，西方列宁学制造的“两个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期的旧唯物主义者列宁与“哲学笔记”时期黑格尔主义者列宁)的神话。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判断里，列宁的“哲学笔记”被认定为一个具有同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科学文本。在面对“哲学笔记”时，人们假定了列宁这一论著的绝对成熟度，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怀疑“哲学笔记”中列宁所有观念的正确性。这既是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崩溃时留下的遗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
       必须明确指出，我目前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结果是直接否定这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先见的。在此，我想进行一种谱系学或知识考古学的讨论，关键是看一下这一传统研究模式的历史发生过程。
       二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并没有因为过去的政治分歧而完全否定德波林等孟什维克学者，对列宁“哲学笔记”最早期写下研究性论文的就是德波林。在1929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九卷中，德波林为刚刚出版的“伯尔尼笔记”前三个笔记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下了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前言。他提及，从大量笔记情况来看，列宁可能曾经打算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著，“毫无疑问，如果他能把业已开头的事做完，他会极大地推动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显然，德波林的学术评价当时还是比较平实的，这也没有形成某种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定性式的观念。30年代，德波林及其追随者受到了斯大林的打压，他对列宁的评论遭到了否定。也因此，德波林本人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对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评价过低，并认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阶段”。自己不错，也知道自己不错，却在意识形态他者的强暴性质询中以歪曲的形式认错，这是许多在斯大林教条主义统治下学者和思想家的“生存之路”。如我们熟悉的卢卡奇、布洛赫等人。
       我发现，真正对列宁哲学思想最早做出理论概括的学者，是与列宁一起共事过的前苏联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拉茨基。他是列宁同一所学校喀山大学法律专业的校友。列宁称他为“可靠的”、“有很好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据阿多拉茨基自己的回忆，他从1904年开始就经常与列宁见面，并一直保持很好的联系。他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受列宁委托参与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梁赞诺夫)。上一世纪30年代，阿多拉茨基发表了第一批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为《列宁文集》第十二卷所写的前言，即《列宁对哲学的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阿多拉斯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
       了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基本内容。我注意到，在阿多拉茨基这里，对列宁哲学研究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时为列宁辩护的内容，还停留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列宁是否从1908年才开始关注哲学?”“在1906年前后，列宁是否只是一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发表意见?”阿多拉茨基认为，在1894年到1905年，列宁已经是“卓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的，此时在阿多拉茨基这里，列宁还没有被打扮成一个哲学家。特别是在对“伯尔尼笔记”的认识上，阿多拉茨基认为，列宁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和理论家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时期继续深入了对这一革命方法的理论研究”。当然，在阿多拉茨基这里，接近德波林的说法，他只说了“如果列宁打算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那么他为了这个任务已经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关于‘黑格尔论辩证法’这一问题)简直是详尽无遗的材料”。这个“如果”用的还是很重要的，至少，阿多拉茨基没有肯定列宁这一次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著作。他倒是明确指出，列宁同马克思一样，“找不出时间来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专著”。另外，阿多拉茨基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分析和讨论还算不上专业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不得不指出，阿多拉茨基在上一世纪30年代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式，开启了一种非历史化的先例，在他的多篇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论文中，我们看到将列宁不同时期的论著(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无时间地混同在一起，专题性地认定其中思想的同质性和绝对真理性。很典型的文本是阿多拉茨基1930年写下的《列宁著作的哲学意义》一文。这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这种理论倾向后来在新一代斯大林主义者米丁那里，上升为一种更加绝对化的做法，即将同质化的列宁哲学思想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30年代由于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斯大林通过《联共(布)党史》教条式地建立了新的强制性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体系，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展了后来那个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我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做法是有其重要历史合理性的。也由于思想同质性一体化的要求，在不同性质、不同思想水平的列宁哲学文献中，斯大林将观点明确、简单、易于宣传普及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确认为列宁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直接肯定了列宁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说法。并且，斯大林在1946年直接指认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伯尔尼笔记只是不成熟的“列宁的思想实验室”，由此，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在前苏联学界落入了谷底。以至于前苏联出版的前三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竟然都没有收录列宁的“哲学笔记”；以至于一直到1955年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列宁传略》一书的第二版中，竟然对此也还是只字不提。斯大林去世之后，列宁的“哲学笔记”才以增补的形式收入《列宁全集》的第四版。
       三
       直到上一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对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批评了斯大林时期那种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视为“自为的摘要”，从而否定其在整个列宁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错误认识。可是，我发现大多数前苏东学者的研究思路却开始生成一种反注式专题和同质性预设的理论逻辑。
       这里，我们以对中国研究“哲学笔记”影响最早也是最深的一位学者吉谢辽夫和他那本《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例。吉谢辽夫当时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他为了指导和培训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专家，特别是为了译校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于1956年为中国学者作了25次系统的讲解，后来以他的教学演讲为基础，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名为《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此书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专家着手译介“哲学笔记”的重要参照系。我以为，此书是一种斯大林教条主义框架隐性支配下的研究典型。
       首先，非历史性、非文本式的专题研究。吉谢辽夫在书的最前面只有一个简短的思想史和文本描述。这是一个十分粗糙和不准确的断言性的东西。接下去，他的解析逻辑是将列宁长达20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归并为四个专题，即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辩证逻辑问题，以及哲学史问题，其中又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关键在于，在对于列宁的这个笔记性的大量亚文本和拟文本研究中，我们看不到列宁不同阅读和研究时期读书笔记的异质性，看不到列宁在每一个研究个案中的具体语境以及这种实验性思想的真实改变，不同的笔记性文本被非历史性地消解为一个可以随意裁剪的语料库。人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专题性构架分类挑选无根性的文本碎片就行了。在这种专题性的研究中，我们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面对文本，也没有任何可能进入列宁的思想之境。
       其次，同质性预设。这是上一个研究模式中的必然结果。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曾经指认过，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的“凡是说”：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是没有任何历史性时间根据的，“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面对一个讨论主题可以不加任何历史性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同质性地引述到第50卷”。我发现，对列宁也是如此。在吉谢辽夫的这本书中，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在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列宁的认识有没有变化?同样是研究辩证法问题，列宁的思想是否日益深刻起来?一句话，这种研究根本没有异质性的历史思考维度。所以，在对全部“哲学笔记”的研究中，吉谢辽夫将列宁在现实中长达数年的哲学研究过程的思想话语，只是做了一种简单均质化的处理，只要是关于一种思考对象的东西(如辩证法、认识论或黑格尔)都被类聚，并进行单一定性，仅此而已。虽然，吉谢辽夫也提及了斯大林的那个著名的判断——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实验室。但是，在所有前苏东关于列宁思想的早期研究中，人们无法意识到列宁的思想有可能出错，有可能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有可能从不甚深刻走向深刻。然而，这却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有意遮蔽的事实。其可笑的目的，竟然是为了维持列宁总是正确的形象。我认为，对列宁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真实历史的承认，丝毫不会影响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多数前苏东学者所执的研究模式。译成中文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前苏联白俄罗斯学者集体编写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和苏沃洛夫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不过，至此苏东学界也没有提出列宁是为了写作一本辩证法的哲学专著的观点。
       196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意识形态高峰。特别是1963年第五版《列宁全集》第29卷新版“哲学笔记”出版之后，前苏联关于列宁哲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
       理论热潮。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次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逐步走上了意识形态的高台。在许多重要的学术文献中，列宁主义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因为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评价显然是过高的。我认为，列宁主要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现实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列宁主义阶段，但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意义上的列宁主义阶段却是可疑的。事实上，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列宁哲学思想的时期，但并没有哲学上异质于马克思哲学的列宁主义哲学。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并且，“哲学笔记”被看作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直接继续”。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评价。原因有二：一是“哲学笔记”是列宁在近二十年中写下的各种摘录性笔记和批注，内容各异，怎么会是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继续呢?特别是像列宁写于1895年但十分重要的《<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以及1903年前后的一些笔记，时间上也是根本对不上的。这种误识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前苏联学者眼里，列宁的“哲学笔记”就等于他的“伯尔尼笔记”。二是在这种非历史的评价中，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这两个历史文本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异质性被彻底抹煞了。固然，我并不同意西方列宁学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列宁这两个文本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但无视这两个历史文本之间的理论差异和列宁思想本身的重要思想进步，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我还注意到，在前苏东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评价中，一种不客观的非历史的因素逐渐地在发生支配性作用：列宁被打扮成一个始终正确、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英雄。这里，我们以列宁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为例：
       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其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低估唯物辩证法，不善于把它彻底运用于认识过程，列宁却与他们不同，他阐明了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他深刻而全面地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以新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成就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这一段表述，从文字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关键在于这一综合性的定性分析却是无时间的。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非历史断言中，列宁在1914年以后才完成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认识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被简单地混同起来，以造成列宁从来就是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从而遮蔽了列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经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列宁本人一度也并没有像在“伯尔尼笔记”后期那样极其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等重要历史事实，由此制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神话。德波林正因为说出了“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事实而受到批评。实际上，这种简单的非历史地逻辑拔高，恰恰会抹煞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实现的重要思想革命的意义。我认为，这种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结构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四
       到了上一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关于列宁“哲学笔记”最重要的研究模式无疑当数苏联著名学者凯德诺夫的研究成果。首先必须承认，在前苏东所有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成果中，凯德诺夫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哲学笔记”的专题研究是最系统、最深入的。甚至我认为，凯德诺夫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斯大林教条主义框架的内部解构。因为，正是在凯德诺夫的研究中，那种将经典文献用“哲学原理”中的观点栅格化的做法，已经逐步被对文本的深入理解所取代，旧的框架的支配作用还存在，但已经成为一种逻辑思考线索中的弱控制力量。然而，正是在凯德诺夫那里，却生成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支配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以我的看法，这个模式的生成在凯德诺夫那里可以分为这样两个不同的时期：
       其一，按照凯德诺夫1973年在《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用摘要的方法为未来的有关辩证法的著作收集资料”，这基本上是指列宁的整个黑格尔研究的读书全程。第二个阶段是“制定和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计划”，这主要是指“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和“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纲要。第三个阶段是“设想的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开始实现”，这就是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有意思的是，凯德诺夫认为，第三阶段已经在向一个没有发生的第四阶段过渡，据说，在那个阶段中列宁将“充分系统地叙述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这里，凯德诺夫的假设是，列宁阅读黑格尔的目的就是为了撰写一部辩证法的学术著作，整个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即是列宁收集资料、构思写作计划和初步实施构想的变化过程。
       其二，在时隔十一年以后，在1983年凯德诺夫出版的《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一书中，他又将此说法升格为一种列宁从19世纪末就萌发的制定系统化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伟大设想”。这也就意味着，凯德诺夫将自己的先验目的论从“伯尔尼笔记”泛化到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全程。这一设想，成因于1894-1913年的现实革命斗争中，而实际发生于1913-1914年列宁完成的两个理论文本之中，一是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录中对马克思关于改造唯物辩证法“设想”的认识，二是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辩证法“简明系统的叙述”。然后，凯德诺夫进一步将他原来提出的列宁创造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三阶段论”再具体化为一个复杂的多重计划结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开始实现设想”。这有两个层次：一是列宁自己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后期(1914-1915年)形成的四个“计划”，分别为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个计划”(1914年9-12月)，这是指“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研究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二计划”(1914年12月-1915年)，这是指“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研究拉萨尔《赫拉克利特》的“第三计划”(1915年)，凯德诺夫将其命名为“辩证法源泉的计划”；最后是研究亚力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四计划”(1915年末)，即“谈谈辩证法问题”，凯德诺夫说，这“可以被看作是未来的辩证法著作的纲要或是辩证法叙述的开端、第一个叙述辩证法的草稿”。
       应该承认，在当时的那个传统解释框架之中，凯德诺夫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表象系统，建构出列宁创造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历史情境，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未必真能比凯德诺夫高明。可是，时代和思想史的进步，已经提供了让凯德诺夫的这个理论构境走向解构的思想前提和充分的文献资源。我们不得不向前走。
       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凯德诺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深远。然而，以我自己对列宁二十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文献深入探讨和分析的结果，现在可以断定凯德诺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非历史的拟像，制造了列宁关于写作辩证法专著这一并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史假象，这个理论构境是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追问的。近期内，我将陆续发表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以反驳前苏东学者制造的这一虚假的理论问题式。
       伽达默尔说过，文本不是一个独立的质性事物，它是一种关系。当我们面对文本时，关系已经发生了，我们永远不是看到对面的独立的文本，而是文本与我们的关系，我们阅读和研究所背负的历史性视域已经浸透其中了。因此，我完全可以说，由于特定的教条主义理论构架的制约，凯德诺夫并没有真正走进列宁哲学文本的语境，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不可能关闭文本的阐释可能空间，我们在21世纪重新面对这一重要文本的时候，它将为我们再次打开。这将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摆脱前苏东意识形态构架之后，自己打开的全新的阅读和研究视域。
       离凯德诺夫发表最后一本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论著，距今也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真的需要换一种思路思考了。前苏联学者沃洛金在1990年说，“对‘哲学笔记’进行认真的历史一哲学研究工作，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开始”。这句话有一定的真理性。那么，让我们重新开始。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