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关键词]明代；李太后；国本之争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118－04
一
所谓“国本之争”，其实就是立储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明朝神宗皇帝就与朝臣围绕立王恭妃之子朱常洛，还是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此一事件对明朝党争之形成、神宗之怠政均有重大影响。众多朝臣之所以能与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如此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李太后的支持。
李太后，明顺天漷县(今北京通州区)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生。其父李伟，字世奇，为避乱，举家迁居京师。不久，李氏被选人裕王府，作为宫女，服侍裕王朱载重，颇受宠爱。嘉靖四十二年(1563)生朱翊钧(即明神宗)。隆庆元年(1567)，朱载垕即位后，被册封为贵妃。隆庆六年(1572)，朱翊钧即位后，被尊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初年，在神宗年幼、无法亲理国政的情况下，李太后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事业，使明朝统治得以稳固，“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亲政后，李太后依据明朝祖训，不再过问国家军政大事。不过，她对明神宗的威严仍在，特别在涉及皇位承继问题上仍有发言权。
李太后对王恭妃和王皇后的支持，有效地抑制了郑贵妃势力的膨胀，是朝臣抗争的重要支柱。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姓王，原本是李太后所住的慈宁宫的宫女。万历九年(1581)十月的一天，神宗是在去慈宁宫向李太后问安时，和这位王姓宫女发生关系，并使她怀孕。神宗对此事并不在意。不久，这位外貌一般，年龄且比神宗大的宫女竟被遗忘了。按宫中规矩，宫女受皇帝宠幸，必有赏赐。随侍文书房宦官必定记注皇上与之发生关系的时间及所赐物品，以备查验。这就是《内起居注》。神宗对此事的讳莫如深，以及左右内侍的守口如瓶，很有可能将这位宫女及其所怀子女湮没下去。正是李太后挑明了事情，并给王氏宫女正名。《
明史》对此这样记载道：“一日，侍慈圣(指李太后)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可见，正是李太后使神宗承认事实，并以“母以子贵，宁分差等”的话语告诫神宗，一定要给王氏宫女以名分，绝不能因其是宫女，而轻视她。
神宗确实看不起王氏宫女。当时他已宠爱德妃郑氏(即后来之郑贵妃)。郑氏就常在其面前戏弄宫女王氏，称为“老嫫嫫”，有讥讽之意，弄得神宗很是尴尬。但母命难违，只得不久册封王氏宫女为恭妃。册封之后两月，王恭妃果然生下一个男孩，他便是神宗长子朱常洛。因神宗王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的诞生便成为朝廷上下的大喜之事。神宗不仅派成国公朱应祯等代表皇上祭告郊庙、社稷，他本人还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的祝贺。皇长子满月时，神宗诏告天下：“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系恭妃王氏出，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李太后力挺王恭妃，使其母子获得应有的名份，这就为日后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朝臣争立其为皇太子准备了条件。
同时，李太后与神宗王皇后关系亲密，亦对国本之争产生很大影响。王皇后，余姚人，生于京师。万历五年(1577)在神宗选妃中，被李太后选中，次年册为皇后。她端庄恭谨，持身有节，十分孝敬李太后，因此甚得李太后的欢心。不过，王皇后却不受神宗的宠爱。加上她身体较弱，又多年不育子嗣，因而在后宫的地位不很牢靠，这也就使郑贵妃及其家人常怀神宗废掉王皇后而改立郑贵妃为后之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皇三子朱常洵就由庶子变为嫡子，自然就会取代皇长子朱常洛而为皇太子。朝臣亦担心不已。万历十八年(1590)大学士王锡爵在疏文中就说：“臣适又闻外间宣传中宫有疾，嫌疑之间，甚而以小人极暧昧之心窥皇上，臣窃痛之。”所谓“以小人极暧昧之心窥皇上”，其实就是唯恐神宗借口皇后身体不好，而废黜之。万历二十八年，时任皇长子朱常洛讲官的中允黄辉从宦官处了解到王皇后多疾，“左右多窃意后崩，贵妃即正中宫位，其子为太子”的情况，就对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说：“此国家大事，旦夕不测，书之史册，谓朝廷无人”。王德完不敢怠慢，上疏请求神宗善待王皇后，“道路宣传，咸谓中宫役使止得数人，忧郁数亲药饵，阽危不自保。臣不胜惊惋，宫禁深严，虚实未审。臣即愚昧，窃知其不然，第臣得以风闻言事，果有如道路所传，则天地阴阳之大变，宗庙社稷之隐忧，大小臣工无一人不闻，无一人不骇而无一人敢言。臣(九王)赢之骨不足尝篓楚，然仰恃高皇在天之灵，俯羡袁却坐之事，得致皇上眷顾中宫，止辇虚受，媲美汉文，即死且不朽。”神宗对此疏甚为恼怒，颁谕内阁予以批驳：“朕揽文书，见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不谙规矩，妄言宫禁是非。且中宫乃圣母选择，朕之元配。见今侍朕同居一宫，就少有过失，岂不体悉优容?……迩年以来，稍稍悍戾不慈，朕每随事教训，务全妇道，何尝有疾!”神宗否认王皇后有疾病，但承认因王皇后“悍戾不慈”，因而每事教训，双方关系不太融洽。但点明王皇后是李太后所选，就清楚地告诉朝臣，皇后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不要妄加猜测。大学士沈一贯赶紧回奏：“臣读谕因有‘旱戾不慈’之语，不觉惶怖欲绝。及至‘亦知改悟，何尝有疾’，惊魂乃始定耳!中宫为皇上元配，选自圣母，体统甚隆，既二十四年矣。……皇上意向，众目所窥。万一左右颛愚未知大体，不悟皇上之言出于辩白美意，而或致妄猜妄构，浪传浪语，则此谕非惟不宜布之于外廷，此意亦不宜微露宫禁也……”。这里沈一贯劝谏神宗不仅莫要把前所下谕旨颁于外廷，也不要宣露于后宫，以免众人妄加猜测，生出事端，十分清楚地显露出事体之重大。神宗接受沈一贯的建议，将此事压了下去。王德完为此挨了一百棍棒，发原籍为民。不过自此以后，“帝自是惧外廷议论，眷礼中宫，始终无间矣”。王皇后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地位稳固下来。这为朝臣“国本之争”提供了牢固的后宫支持。
二
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李太后态度鲜明地支持朝臣立朱常洛为太子的主张。首先促使明神宗恪守“立储以长幼为序”的原则，确保皇长子的地位。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后，神宗异常高兴，特意颁谕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按照规制，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名分和地位均在皇长子朱常洛之母王庶妃之上。神宗对郑贵妃的偏爱，使朝臣感到十分紧张，猜测神宗要立宠妃之子朱常洵。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称郑贵妃不当晋封，疏中说：“恭睹圣谕，贵妃郑氏着晋封皇贵妃。臣愚窃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以孕育蒙恩，岂日不宜，但名号大崇，亦所宜虑。贵妃虽贤，则恭妃诞育元嗣，主鬯承祧，乃其发祥，顾当翻令居下耶?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典，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
也。伏乞皇上俯从末议，收回成命，以协舆情。……皇上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而宗社之庆长矣”。姜的疏文着实惹恼了明神宗，随即颁诏将其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吏。同时，神宗还正式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而对于姜及朝臣关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建议，则搁置不办。外廷关于立储的争论传到李太后处。她对皇长子朱常洛很是看重，十分赞同朝臣将其立为太子的建议。姜应麟被谪一事，很使李太后不快。一天，神宗到慈宁宫向太后请安，太后问他：“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原注：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答日：“道他是都人(原注：宫中呼宫人为都人)的儿子。”太后闻听十分震怒，严肃地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这使神宗惶恐万分，意识到说错了话。自己母亲李太后就是出身宫女。如果自己长子因为出身宫女不能立为太子，岂不是自己根本无资格为太子，更不用说称帝了。于是，神宗连忙伏地请罪，“无以自容。自是立长子之议始定，实凛慈圣谕耳。”这里，李太后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支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立场，“母以子贵，宁分等差”；并以神宗自己的出身，痛斥了轻视朱常洛之母的谬论。这就使神宗欲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企图遭到难以逾越的阻击，“国本之争”一开始，就无法公开亮出“废长立幼”的旗帜，只得采取拖延待变的方针，长期不立太子。但断言因李太后这段话，“自是立长之议始定”，就不符合事实。而《明史·孝定李太后传》甚至说：“光宗由是得立”，就更夸大了李太后的作用。实际上，李太后此次痛斥明神宗发生在万历十四年“国本之争”初起之时。如果说此时“光宗由是得立”，那么为什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即在事隔十五年后，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呢?显然还不能说大局已定。但李太后公开表明自己立储以长的态度，使神宗受到很大震动，他在科道官论救姜应麟等的奏疏中批示道：“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事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姜应麟等揣摩上意，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特降处示惩，非为奏请册立之故。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奉行。各官宜体朕意，再不许妄疑渎扰”。神宗在这里实际上否决了谣传要册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的说法，确立了立储以长幼为序的原则和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这是李太后和朝臣力争的结果。不过，神宗并不想付诸实施，有关储位的争论还得持续很长时间才能有结论。
其次，促使福王早日就藩，稳固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虽然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无奈地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同时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迟迟不肯就藩，意味着国本之争仍未结束，朝臣的心仍放不下。明朝定制，亲王成年后必须到封国，没有皇帝的宣召不准再来京师。郑贵妃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离开京师，就千方百计地促使神宗寻找各种借口拖延福王就藩。先是借口福王在洛阳的宫殿未建成，其结果是花费四十万两银子修成一座豪华的府邸。随后又提出要给福王四万顷土地。首辅叶向高以数目太大，据理力争。神宗只好同意减一半。不过福王仍赖着不走。
福王不就藩，实际上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太子虽已立，但地位并不稳，随时都有被废除的风险。万历二十六年(1598)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两次掀起的“妖书案”，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初二日，锦衣卫百户王日乾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诅咒，谋害东宫皇太子的事件，更显现了局面的险恶。据王日乾说，一个大姐嫁与郑妃宫中太监姜丽山，在阜城门外歃血为盟，报答郑贵妃恩情，结交心腹人等欲毒害皇上、皇太子，拥立福王。是年二月，孔学、赵字舜宴请妖人王三诏等，并书皇太后、皇上圣号、皇太子生辰，在学校后花园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妖人王三诏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将新铁钉四十九只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收坛。他们约定要在李太后生日前动手。神宗获悉后十分生气，欲清查此事。幸赖首辅叶向高劝谏，只将王日乾等人处置，未将事情闹大。
不过，这场危机后，朝臣连连上疏敦请神宗速将福王之国。于是神宗和郑贵妃又找到另一个借口，“礼部既上福王之国吉期，时慈圣年六十八矣。郑贵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圣寿为辞，请留王至四十三年贺太后稀龄寿筵，然后之国。且持金钱为寿”。朝臣对此十分不满，这显然是借给太后祝寿为名，将福王之国的时间再往后拖。李太后得知这一情况后，对郑贵妃说：“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这里，李太后巧妙地揭示神宗和郑贵妃不让福王之国，是违背祖宗家法。既然是给太后祝寿，那么身在外地的太后之子潞王是否也应来京师祝贺呢?如果福王借此不之国，那么潞王当然也可来京城。这样一来，朝廷法规如何能得到遵守呢?李太后的严正态度，使得郑贵妃不敢再留福王。在李太后和朝臣的努力下，福王朱常洵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离京就藩，“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
三
不过，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身为神宗的母后，她本来具有较大的权威和影响，完全可以在这场事关朝廷稳定的纷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其早日解决，将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但李皇后对于神宗在立太子中的表面应承、暗中拖延的策略，并未进行有效的劝谏和制止，致使国本之争旷日持久，局势动荡不已。在争国本中，神宗虽然慑于祖制及太后和朝臣的反对，一直声称遵守立储自有长幼的原则，并不废长立幼。但神宗并不情愿立庶妃之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他拖延时间，等待一切可能的事变，来达到册立宠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的目的。也正由于此，神宗对朝臣经常不断的立太子的请求，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应付敷衍。一旦朝臣稍有过激的言论，立刻予以处罚。这就使国本之争旷日持久，无法在短期内予以解决。从万历十四年起，到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福王之藩止，前后长达二十八年之久。这样长时间的纷争，其对朝政影响可想而知。对于神宗如此拙劣的表现，李太后却未站出来予以劝谏和制止，缄默不语，退让容忍。这就使神宗和朝臣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李太后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
李太后之所以在国本之争中没有起到更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她不愿意过于为难神宗皇帝，也不愿意为此事将俩人关系闹僵。一则神宗皇帝对李太后很孝敬。万历中叶以后，神宗长期不上朝视政，但对李太后的千秋令节却一直挂念在心。每逢这一天到来之时，他可以破例上朝，“与御皇极门。百官致词称贺礼毕，上独召辅臣王锡爵至暖阁中”。神宗还突破祖制，对生母李太后与嫡母陈太后两宫并尊，陈太后为仁圣皇太后，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此后每逢大庆，就分别都加上两个字。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皇太孙出生时，李太后已加至十二个字，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二则，神宗对李太后崇佛建寺的要求无不予以满足。李太后十分崇信佛教，时常颂经念佛，还不时做功德，建寺庙。神宗对此大力支持。史称，李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出于这两方面因素，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只会作出适度的反应，而不会与神宗形成激烈的对抗，这也就限制了她作用的发挥，这是我们应充分估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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