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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史纪事本末》是清初一部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取材广泛，体例成熟，对此后《明史》的修撰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大量的史论，重视表达总结历史经验、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也颇具特色。系统考察此书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既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历史地位，对于研究明代历史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清初史学；历史编撰；史论
       [中圈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1－0122－05
       《明史纪事本末》，又作《明鉴纪事本末》或《明朝纪事本末》，乾隆年间著录于《四库全书》后，始通行今名。主编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顺天府丰润县(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浙江提学佥事等职。其雅好经史，“夙有网罗百代之志”(傅以渐《序》)，故出任浙江提督学政之始(顺治十三年二月)，即广邀两浙名士，着手编撰有关明代史书。因其推崇纪事本末之体，故有后来这一纪事本末体史著的面世。顺治十五年(1658)冬，书成，历时两年。全书八十卷，近二百万言。从其所用时间之短、各篇章采用之史料不尽相同等方面来看，编撰者当不止谷氏一人，至于具体参撰者都有何人，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关于其版本情况，原刻本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筑益堂本，后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万有文库》本等版本。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有整理、标点本，并附有《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六卷及清初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可补原书内容之缺略。
       一、体例严谨，涵括有明一代史实之大要
       《明史纪事本末》作为一部专记有明一代史实的断代史书，以纪事本末之体，选取八十个专题，因事命篇，各成卷帙。全书记载的史实具有范围广泛、重点突出的特点。
       所谓范围广泛，主要表现在对明代重大史实记载的完整性上。首先，从纵向来看，它对整个明代历史的记载是较为连贯的。全书以年代先后为序，自朱元璋起兵，迄至明亡，对明代十六朝之重大史事，均予囊括。前十五卷：自《太祖起兵》至《削夺诸藩》，主要记载元亡明兴的历史，包括明太祖起兵反元的征战历程、建国奠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在位期间重大史事等；《燕王起兵》、《建文殉国》两篇则集中记载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皇权之争、兵戎相见的历史；《开设贵州》、《设立三卫》、《亲征漠北》等篇主要记载永乐一朝史实，对明成祖如何进一步稳固明朝统治，将其推向兴盛，作了翔实记述；《仁宣致治》篇重点记述仁宗、宣宗在位时励精图治的历史；《弘治君臣》篇则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面对国运渐衰的局面，孝宗为实现明朝中兴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至于《土木之变》、《庚戌之变》、《江陵柄政》、《三案》等卷内容，亦各为正统、嘉靖、隆庆、万历各朝的重大史实，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的种种危机。其次，从横向来看，其内容除了包括传统史书重点记载的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等方面外，对漕运(卷二十四《河漕转运》)、河工(卷二十五《治水江南》、卷三十四《河决之患》)、矿监及税使(卷六十五《矿税之弊》)、历法(卷七十三《修明历法》)、礼制(卷五十《大礼议》、卷五十一《更定祀典》)、民族关系(卷二十一《亲征漠北》、卷二十二《安南叛服》、卷六十《俺答封贡》)等方面，亦均有涉及。可以说基本涵括了明代历史的主要方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明代历史发展之大势。
       所谓重点突出，则主要体现在对突出反映明代社会显著特征的重大史实的集中记载上。书中对宦官专权、倭寇之患、农民起义等问题，都有重点记载。如卷二十九《王振用事》、卷三十七《汪直用事》、卷四十三《刘瑾用事》、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卷七十四《宦侍误国》，均是专对宦官专权问题而发。至于农民起义问题，记载更为详尽，包括卷二十三《平山东盗》、卷三十一《平浙闽盗》、卷四十六《平蜀盗》、卷七十五《中原群盗》、卷七十七《张献忠之乱》、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等十五个专题，篇幅占全书五分之一。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祸患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状况。对于明朝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明中叶的倭寇之患，本书卷五十五《沿海倭乱》篇，亦详载其成因、危害及平倭之始末。还有明末党争问题，卷六十六《东林党议》篇作了专门记述，对明朝自万历至崇祯年间东林党争之始末，予以详载，并深刻分析其危害及所反映出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危机。这些重点突出、论述详尽、用力至勤的篇章，既表现出编撰者对明代历史问题敏锐、深刻的洞察力，也反映出其在史料采择和内容编排上的严谨与苦心。
       对于《明史纪事本末》在内容编排上的特点，清人评价甚高，称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迹，极为淹贯。”(卷四九，史部五，纪事本末类)近代史家也多给予肯定，晚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称赞它“记有明一代大事，首尾条贯，最为详备”；陈祖武先生认为：“把握了明代历史的基本方面，足以从总体上反映一代治乱兴衰的全貌。”这些评价，可谓对《明史纪事本末》体例严整、内容丰实的优点的精当概括。
       作为一部在短时间内修成的史书，《明史纪事本末》在史料采择和内容编排上，也存在缺陷。许多重要的史实，或受编撰者主观意图的影响，或迫于当时政治上的压力，以至缺乏记载或语焉不详。如对明初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而采取的诸多重要政治制度，缺乏详尽记载；对郑和下西洋这一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则完全失载；对明末满洲之兴起及与明廷之对抗，更是心怀恐惧而避而不谈。在叙述上，也存在详略不一，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外交的偏颇倾向。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清初史学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明史纪事本末》成书远远早于官修《明史》，且与当时诸多私修史书如张岱之《石匮书》、谈迁之《国榷》、查继佐之《罪惟录》等相比，得到官方认可，得以刊行于世，故可以“较早地起到广泛宣传有明一代历史的作用”。要了解明代历史的概貌，本书不失为一入门书籍。
       二、史料丰富，可与《明史》互为补充
       《明史纪事本末》的史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淹贯有明一代之大事，突出反映明代深刻的社会问题，还表现在书中大量史料，可与官修《明史》互为补充，补其缺略。书中对明初永乐时期设立三卫、明成祖亲征漠北以及明中期沿海倭寇之乱、议复河套等史实的记载，均较之《明史》要集中、详尽得多。现择取其中较为重要的例证，分述如下。
       关于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之事，《明史·成祖本纪》中也有记载，但只是简单记述其出师和班师时间、从征将领、战事情况。而《明史纪事本末》则对成祖五次亲征漠北之始末，包括战事起因、战前动员、征战过程、漠北蒙古各部落统治者与明王朝之间和战情况，乃至其间的逸闻趣事，作了较为详实的记载。尤其对成祖亲征语录，也一一录入，将成祖深谋远虑、谨小慎微的性格，以身垂范、体恤士卒的作风等，刻画得极为细致。如永乐七年秋七月，即第一次亲征漠北的前一年，成祖命淇国公丘福帅师北征前，即反复告诫曰：“毋失机，毋轻
       犯，毋为所绐。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又如永乐二十年，第三次亲征漠北讨伐阿鲁台，谍报阿鲁台闻讯携家眷北逃，成祖对此持有疑虑，戒曰：“兽穷则走，然或挟诡谋，示弱误我，不可不备。”及至“前哨继获其部曲，亦悉言众夜遁，乃……发兵尽收所弃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命旋师”。至于描写行军途中，成祖与将士同甘共苦的情形，亦有多处。如记载永乐元年第一次亲征途中，在粮草短缺、将士皆乏食的情况下，成祖亦不进食，与众将士共患难，曰：“军士未食，朕何忍先饱!”至其班师回朝途中，犒赏三军，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艰食，朕食肉岂能甘味，故宁已之。”这些细节描写，大多为《明史》所无，对于研究明成祖的个人性格，提供了重要史料。再者，通过书中记载的明成祖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可以窥探其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首先，他并非一意征伐，而是恩威并重，剿抚兼施。书中多次提到成祖封赏之事，如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使来朝，“上遣使赐之米百石，驴百匹，羊百牵，别赐其部属米五千石，慰抚甚厚”。又如永乐十四年九月，瓦剌遣使来朝，“辞还，赐钞为道里费，……赐綵币”。其次，对于归降的部族，不仅不予追究，且加官进爵。如永乐二十一年九月第四次亲征途中，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眷来降，“上命赐之酒，俱授正千户”。同年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眷属来归，成祖大喜，“乃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为都督，其一属察卜等七人皆为都指挥，赐冠带织金袭衣”。至于所征讨的对象，亦仅限于寇边作乱的首领，而不危及其部属。如永乐二十二年征讨阿鲁台时，下谕旨曰：“王师之来，止罪阿鲁台一人，头目以下输诚来朝者，优与恩贲。”(卷二十一《亲征漠北》)这都表现出成祖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的宽忍、大度。而这些珍贵的史料，对于研究明初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可补《明史》之缺略。
       在明代沿海倭患问题上，《明史纪事本末》对沿海倭患之起因及危害、明王朝之对策、平倭之始末等，均有翔实记载，对研究明代东南沿海海防与海禁、明王朝与古日本关系、明朝海外贸易政策及制度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关于倭患由来，既强调与倭人贪慕中原富饶财物有关，又指出明代海禁政策之失，实为导致倭患之内因，其引嘉靖三十四年佥督御史张濂上书之言日：“夫海市旧制，原非创设。向使濒海之军卫如故，则市舶未为害也。惟武备日弛，不能制变。而后海禁渐严，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从明代沿海贸易政策的得失方面来深入分析倭患之源起，体现出编撰者敏锐而深刻的历史见解。另外，编撰者还指出，倭寇并非全为倭人，明代海禁之严，使得“海民生计困迫者”、“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等，亦纷纷加入到倭寇之队伍中来，“为之乡导”，以致出现“沿海诸奸民乘势流劫，真倭不过十之二三”(卷五十五《沿海倭乱》)的局面。认识到明代中期阶级矛盾的激化对倭患形成的重要影响。从这些地方都能看出，《明史纪事本末》对明代社会问题的反映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关于平倭始末，编撰者所用笔墨最多，其中对诸多抗倭将领形象的刻画，可谓细致入微。如张濂、孙濬等在献平倭策上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俞大猷、戚继光等在抗倭斗争中的睿智果敢、骁勇善战，赵文华、许国等人的贪功攘利等，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不一，矛盾丛生，以致倭寇难平的历史事实。这些都是《明史》所缺或记述不详者。再者，倭寇问题以嘉靖朝最为显著，但明初即已有之，《明史纪事本末》不仅详载嘉靖朝有关倭患的史实，对明初太祖、成祖时倭寇尚未成规模、隐约为患的情形，亦有概述。而《明史·太祖本纪》于倭寇之患几无记载，仅提及日本国入朝进贡之事。《成祖本纪》亦仅有数条记载，分别为永乐六年十二月“柳升、陈碹、李彬等率舟师分道沿海捕倭”，七年三月壬申“柳升败倭于青州海中”，七年夏四月壬午“海寇犯钦州，副总兵李珪遣将击败之”(卷六)，十七年夏六月戊子“刘江殲倭寇于望海堝，封江广宁伯”(卷七)。至于世宗时的倭患情况，《世宗本纪》主要从嘉靖三十一年记起，且记载的史实，也远没有《明史纪事本末》详尽。由于体例的特点，《明史纪事本末》在记述明代倭患问题上，较之《明史》自有其清晰连贯、系统完整的优点，保存了不少珍贵史料。但在诸多抗倭史实的描述上，则较之《明史》稍逊一筹，《明史》之《俞大猷传》、《戚继光传》、《胡宗宪传》、《赵文华传》等，乃《明史》关于倭患问题史料最为集中、翔实的部分。故在此问题上，两书可互为补充，相互参证。
       《明史纪事本末》在诸多史实的记载上，较之《明史》详尽得多，与其史料来源十分丰富密切相关。《明史》之史料，多出于《明实录》，较为单一，而《明史纪事本末》则广征博引，除《明实录》、崇祯朝的邸报等官修史料外，对《国榷》、《石匮书》、《鸿猷录》等有关明史记载的重要私修史书乃至部分稗史、笔记中所含史料，皆有所采择。此外，也因两书一为官修、一为私撰，史体有别所致。《明史》作为一部官修正史，必然忌讳重重，诸多史实几笔带过乃至避而不讲。而《明史纪事本末》因私修之缘故，忌讳较少，敢于讲出一些史实真相，发表一些切中肯綮的言论。
       三、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经世致用的史论特色
       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有严谨的体例、丰实的史料，还要能体现出编撰者的历史见解，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而强调史论，一直是中国古代史书编撰的重要特点。唐代刘知几指出：“《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毂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譔，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论赞》)可见中国古代史论起源甚早，且种类丰富。《明史纪事本末》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史论之丰富，在诸多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独树一帜，藉此反映出编撰者强烈的经世情怀，欲通过对明代史事的梳理，总结兴衰治乱的经验，探求历史发展的大势，为现实提供鉴戒。这里强调的，就是此书的编撰欲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体，以达“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自序》)的宗旨。
       《明史纪事本末》除卷二十《设立三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卷六十《俺答封贡》外，每卷之后均附有作者之立论，多冠以“谷应泰曰”，仅有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为“倪元璐曰”，卷六十八《三案》之“梃击”、“红丸”二案，用“夏允彝曰”，“移宫”一案则引倪元璐奏疏为论。谢国桢先生称：“每篇后之论赞，洞见当时症结，颇具见地。”其中有不少切中肯綮的言论，反映出编撰者深刻的历史见解。全书论赞的显著特点是：广征博引，纵横古今，注意从历史发展的一些共象中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且重视历史比较的方法，以古论今，引古为戒。
       如在评论明代宦官专权问题时，首先指出明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的历史事实：“有明百余载，海内义安，朝野蒙业，太阿潜移，刑人执柄，中官之祸屡作。至宪宗命汪直设西厂，喟然废书叹曰：嗟乎!法之凉
       也，国制乱矣。夫千寻之木，必有坏枝；径尺之璧，必有微瑕。故(黄主)纩塞听，垂旒蔽明，山泽纳污，国君含诟。”继而论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为祸现象由来已久：“国武好言人过，君子知其见杀；隋文苛细绳下，识者陋其贻谋。乃欲刺事暮夜，詗人林第，方言巷语，竟入宸听；瓜蔓枝连，立成大狱。不知竹筩鉤距，贤吏薄之，谓其行衰俗恶。况以万乘之尊，行攻讦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权近寺，招致奸民，显行蘩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将闾呼天。因而权归北寺，狱奏黄门，祸发清流，惨同白马。继也，蘩桂皆锄，脂韦成习，呈身宫掖，屈膝私人，中官势成，而主上孤立矣。”最后以史为鉴，总结明代后期君主在为政上的缺失：“宪宗躬法桓、灵，养奸甫、节。卿贰大臣，直皆收问；局司近侍，直得更张。槛车逮治，南署空曹；缇骑行边，北门不守。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掣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昔高皇帝罢锦衣卫狱，焚其械具，垂示子孙，刑人于世，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闥，委命奄嬖也。西厂继罢，弊不复革，瑾读直书，魏倾善类。至怀宗手平内乱，晚年东厂，罗捕无遗。商鞅治秦，道无偶语；元济窃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风，衰国乱亡之渐也。”(卷三十七《汪直用事》)通过这种层层推进、古今对比的论述方式，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对封建王朝所产生的巨大腐蚀和破坏作用。
       又如在论述万历年间矿税之征的危害时，通过对比历史上其它一些朝代的情况，凸显明末税赋之苛重，展现当时末世衰亡的迹象：“大踏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有司得罪，立蘩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虽汉室牢盆，桑、孔乘传，熙、丰手实，鸡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进而劝诫统治者要多施仁义，体恤百姓：“闻之银镂金品，列之《禹贡》；廿人玑贝，载在《周礼》。国有常经，非可以无艺征之也。况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全书史论丰富，其中蕴含深刻历史见解的地方，自然不止上述几处，另如论及农民起义起因时，认为“孽不自生，衅由人作”，以致“俗敝则轻于为非，民贫则去而为盗”(卷七十(平徐鸿儒》)，认识到“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得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日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的朴素的民本思想观点，对于劝诫清初统治者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论述孝宗时君臣之关系时，指出“盛阳之月，必有伏阴；舜、禹之朝，不无共、鲧”，“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安危倚伏不可不审也”(卷四十二《弘治君臣》)。认为盛世背后，也有危机，选贤任能，关乎国运盛衰，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
       受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书中也有不少糟粕性的言论，如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和仇恨，称之为“寇盗”、“困兽”、“鸱张之孽”、“蚁附之妖”等；又如对忠孝节义、君臣之道等封建伦常纲教作了过分渲染：“闻之君臣大义，有死无贰；忠孝大节，有死无陨。以故须漕碎体，弘演纳肝，荡阴被矢，侍中溅血。莫不气激倾辀，志坚化碧，皜皜乎与秋日严霜比洁也。”甚至将明朝灭亡、君臣赴义而死，比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感叹“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卷八十《甲申殉难》)。这些传统封建史书的通病，乃是受时代环境的局限所致，应辩证地加以看待。
       《明史纪事本末》史论丰富的特点，一方面是受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清初之时代特点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明清更迭，时势巨变，总结前朝兴衰之变故，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明末空疏的学风，成为世人普遍批判的对象，强调经世致用，则构成清初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学风，表现在著史上，便是一种实学与经世的史学思想的勃发，一种历史盛衰总结思潮的兴起，将写史与治世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记述前朝历史，考察其治乱兴衰的轨迹，为当世所鉴。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来看，它标志着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完善。
       此外，受中国古代史书向来注重文字表述之美的传统的影响，全书之立论，以骈体行文，词藻华丽流畅，尤为后人所推许。时乾隆皇帝御览该书，赞其“逐段所论四六文颇佳”(卷一二五九，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壬戌)。近代著名史家朱希祖亦对其多称誉之辞：“各篇论议，文仿《晋书》，多俪偶之辞，遣词隶事，曲折详尽。”说明编撰者不惟强调著史“经世”之用，还要力求做到文辞畅美，以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撰成于明朝灭亡后仅15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确为传统史学后期一部很有特色的重要史著。尽管此书存在的缺陷尚有不少，但从总体而言，作为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名著，其不但在编撰体例上趋于成熟，而且在史识上有可观的成就。此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如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杨仲良之《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陈邦瞻之《宋史纪事本末》等，皆据一部史书改撰而成，史料来源皆呈单一性。而《明史纪事本末》已打破这一旧格局，“广稽博采，勒成一编”(《自序》)，“采群书而为书”，“开创合众家之长为一炉的先河”，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正处于天下未定、百废待兴的时代环境，又决定了它作为一部总结前朝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的史书，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