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介词研究；综述；问题与难点；语法理论
[摘要]本文从评析《马氏文通》以来有关汉语介词的研究入手，提出目前介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难点以厦解决问题的对策，意在说明：好的语法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语法演变事实，并有助于对语法的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6-0075-03
从现有的材料看，汉语的介词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了。但是，真正把介词作为语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类来进行研究，才不过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本文打算从历时的角度，对汉语的介词研究概况做一个回顾总结。
一、汉语介词研究概况
从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发表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对介词系统的构建、介词体系的认识及初步统一时期，章士钊(1907)、刘复(1920)、来裕恂(1920)、金兆梓(1921)、陈承泽(1922)、杨树达(1923)、黎锦熙(1924)、傅懋绩、廖庶谦、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到高名凯、张志公、刘世儒、曹伯韩、吕冀平等，他们基本上是针对汉语介词的体系、语法地位、定义与范围、与其它词类之间的界限以及介词的归属等问题来展开讨论。当然这一时期对介词的研究在领域上也有一定的开拓，像黎锦熙、刘世儒开始通过大量的材料，帮助人们认识介词、解决介词问题，但还只是限于列举出介词的一些语法特征；饶长溶、陆志韦、李临定、范方莲等也只是围绕着找出介词(文中称副动词)这个语法范畴相应的语法形式以及是否该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等问题来研究介词。80年代，介词的描写有了可喜的成绩，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叔湘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书中对各词描写之细，也是空前的。另外，这一时期对一些由介词构成的句式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把”字句、“被”字句、“使”字句、“从……到……””、“对”字句、“在”字句等等，它为我们研究像介词这样的虚词的意义、作用和特征提供了一种方法，即只有把它放在一定的语境里，才能更好地认识它。
作为一部普及性的通论性著作，共时的静态描写分析无可厚非，但是，要作深人地研究，就非得有断代性的著作或专题性研究，非得有历史发展的眼光。王力先生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表示，古汉语语法研究不能以构建完整的语法体系为目标，而应以对历史语法的某些现象进行描写为主，他非常重视古今语法之间的联系和演变，在《汉语史稿》(1958)中讲了包括介词在内的九类词的发展演变。而在此之前，汉语语法的研究多是泛时或共时的静态研究，很少是从历时动态角度来人手，更没有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研究汉语语法发展规律的，所以他在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是永恒的。
九十年代末，郭锡良的《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和《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1998)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主要典籍中“于”、“以”的用例进行了详尽的数量统计分析，对“于”、“以”语法功能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起源于动词到丰富表达功能的逐渐形成都作了细致的统计。文章中对某些著作用训诂学方法训释虚词的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强调“要特别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把每个虚词都摆在一定时期的语言系统中去考察，一个虚词的各个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自身形成一个系统，不要孤立地看问题，随文释义，把一个虚词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强给它设立一些非固有的义项”。这一批评振聋发聩，很有现实意义。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专书的语法研究收获较大的，何乐士先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她用描写语法学的方法详细比较了春秋的《左传》和西汉的《
史记》中的介词(前置词)用法并作了多项重要的统计，分析细致，论文材料翔实，重视把虚词和句式结合起来研究，重视运用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
另外黄宣范(1982)、Peyraube(1994)、孙朝奋(1998)以及张赪(1999)等引用多种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介词短语历史性前移的事实和原因，由此揭示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与汉语SVO-SOV词序变化的关系。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一书，专家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他不仅将国外语序类型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介绍到国内，更重要的是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的介词和语序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建立了前置介词、后置介词、框式介词的介词体系，还提出了支配介词和介词短语语序的四个原则(关系项原则、和谐原则、时间顺序原则、信息结构原则)，并对它们之间的主次和互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语介词、特别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后置介词作了系统的研究，建立起更全面的汉语介词理论，使汉语系统和相关语序同其它语言更具有可比性，这部著作在国内应该算是有关语序类型学方面的第一本重要的专题性论著。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目前大家对介词的研究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现代汉语介词研究，有人往往从定义出发，不注意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支持论点的例证绝大多数是研究者自行构拟的，以致于以偏概全，像介词中可以分出若干小类，有的人在讲甲类时举两个例子I讲乙类时再找两个例子。以此适应自己的框框。根据这种例子得出的推断也就必然会打折扣，只能局限于“受限”文本中，无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语言的真实规律。
另外大家还常有一种偏见，认为对于语法史研究来说，语法的理论体系不是重要的，语法演变的事实才是重要的。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使人们意识到，语法的理论体系是语法史研究的指针，好的语法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语法演变事实，并有助于对语法的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最快，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金昌吉的《动词后介词短语及介词的虚化》(1995)、《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1996)、《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1996)，周小兵的《介词的语法性质和介词研究的系统方法》(1997)、《现代汉语介词研究》(1997)，陈昌来的《介词和介引功能》(2002)等等。现代汉语更注重从西方语言学的各种流派中吸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在新的理论视角下加强对汉语本身特点的探求。相对而言，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对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的进展不很注意，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理论思考也比较欠缺，因而对汉语语法演变规律的探求也还做得不够，这对整个汉语的研究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利的。对于汉语特点和汉语演变规律的探求，仅仅靠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不够的，有不少问题，都是需要把汉语的现状和汉语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所以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务必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广泛地采纳多种研究方法来面对不同性质的汉语语法事实，在继续注重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注重
理论，寻求解释。
汉语介词比较复杂，自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第一次从汉语词汇中分离出“介词”以后，汉语语法学界对于汉语介词的语法地位、介词的定义与范围、介词与其它词类之间的界限等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其中有些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认为汉语语法学的介词体系还没成熟，因此，继续探讨介词的性质，搞清楚它与其它词类的关系仍是我们今后研究介词的任务。具体来讲，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1)介词的全面描写；(2)介词在句中的功用：(3)介词与其它词的组合关系；(4)介词在各种组合中的语法语义关系；(5)介词的区别性特征；(6)介词构成的句式等等。
三、理论指导与研究方法
3.1．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菲尔默(Charles I．Fill－mole)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格语法(Case Grammar)的语法理论。所谓格语法中的“格”是指处于句子语义结构核心位置的谓词性成分与处于谓词性成分周围的体词性成分之间发生的及物性关系。其实，早在菲尔默的格语法问世之前，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1941)中关于“起词”、“止词”、“受词”、“补词”等概念的阐述就已经暗含了某些类似于“格”的思想，如“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中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动作之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思说明白，都可称为补词。所以起词也可以称‘起事补词’，止词也可以称‘止事补词’，受事也可以称为‘受事补词’，可是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密切。止词次之，其它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就疏得很，有他不嫌多，无他不嫌少。但是如果没有起词，那个动词就悬在半空，代表很抽象的概念，不成一个具体的动作了，不和其它补词一律看待”。所以在某一特定的语言中，一个动词能有几个支配成分一直是语言学家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各学派用的术语也不尽相同，但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动词的支配成分在生成语法学派里被称为“论元”，在德国配价理论中称为动词的“价”，在Lyons的术语中是“位”，在朱德熙先生的研究中，称为“向”。事实上，介词在谓语动词和体词性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上起到的主要是“介引”的作用，这种介引成分在句中究竟担任什么样的语义角色，是由动词的论元结构指派的，而且动词的论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介词的隐现问题。关于介词用来标记谓语动词与体词性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往的研究过多地注意到了介词和体词性成分本身的语义特征问题。比如说，介词“于”后有表示场所的词。就将“于”划为表引进场所的介词，后面有表示对象的名词，就将“于”划为作为表引进对象的介词，并仅仅以此为标准就给介词划了类别，但是先秦汉语里名词既可表示实体也可表示场所，如：“藏器于身”，“取之于蓝”等等，所以由介词“于”引导的这两类诃组就不好区分，“于”也就失去了它的标记功能。总之是源于对谓语动词对论元角色的指派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要全面把握介词对论元角色的标记，必须对动词的论元结构、动词的词汇语义特征、动词与介词、动词与体词性成分的关系有全面的认识。
另外，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区分两种类型的论元角色：一类是NP本身就具备某种论元角色，如表示处所的NP可以在句中充当处所论元，如“齐侯郑伯盟于石门”，含有工具义的NP可以在句中充当工具论元，如“以戈逐子犯”；另一类是NP的论元角色是由动词与论元角色的关系或语序所决定的，如“自我观之”和“不以恩加民”中介词后的NP由于动词与论元角色的关系不同分别充当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以往的研究往往对这两种情况不加区分。
3.2介词是汉语标记论元角色的主要手段，但是汉语介词的使用有时又比较灵活，与论元角色之间缺乏严整的对应关系。有些论元角色必须使用介词，有些不需用介词，有些情况下介词可用可不用。何乐士(1985)曾对《左传》和《
史记》进行过比较，指出《
史记》中表示处所的词语前面可以不用介词“于”，但很多处所名词后面加上了方位词，而《左传》中不用“于”的就很少，名词后加方位词的更少。对此蒋绍愈、刘丹青两位有过解释。但是对于哪些论元角色必须使用介词，哪些不能使用，为什么不能使用，不使用介词的情况下论元角色用什么方式来标记，介词的隐现是由什么机制决定的等问题，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系统清晰的认识。
3.3.近些年来，语法化成为许多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语法化现象表明语言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跟语言外的因素，如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她在厨房”和“她在做饭”，“在”由表空间引申为表时间，而不是相反，这是人的认知总是从空间转移到时问的规律在起作用。Anderson(1971)和Lyons(1977)都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因此语言中表示空间的词是最基本的，它是派生其它词语的基础。派生是通过隐喻或引申从空间这个认知域转移到其它认知域，如时间域、目的域等等。所以，鉴于时空概念在介词系统中的基础地位，我们是否能把最初的一个介词形式可以身兼多职的情况，重新进行整理，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把每个介词摆在一定时期的语言系统中去考察，它的各个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使它们自身形成一个系统，不孤立地看问题，随文释义，以至于把一个介词的语法意义系统搞得支离破碎。
3.4.跟介词相关的语序包括两个方面，介词相对于介引名词的语序(是前置还是后置)，介词短语相对于动词的语序(动词前还是动词后)。不同历史阶段的介词在入句以后，介词及其介词词组的位置会有所不同。这之中关于前置介词的后置用法、方位名词向后置词的语法化以及汉语史上介词短语的语序由动词后移到动词前的原因是什么，在借鉴语法化理论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应该有所解释。
3.5.介词作为语索构成双音新词或固定结构的问题。根据掌握的材料来看，有以下解释：王力和朱德熙先生都曾指出，汉语的构词法和句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构词法是语法问题，同时也是词汇问题。因而在汉语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近邻出现的单音介词就有可能结合成一个双音单位，这个过程亦可称为“复合化”，是两个语素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边界，最后成为一个语言单位，这种复合化具有双重效用：语法化和词汇化(Hopper和Tea-ugott 1993:49)；解惠全(1998)认为：双音虚词的形成，除单纯诃和联合式的合成词以外，多与实词的虚化有密切关系，如介宾式的“于是”、“是以”都是由介宾结构发展成为连词，当它们发展成双音虚词以后，原来的代词、介词就都作为词素而存在了，在造句时，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都不再单独起作用。“于”是资格最老的前置词，古代以用在动词后为长，如“勇于、敢于、善于”，现在基本上都承认它们是词，实际上就是承认“于”字属于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诃，而其后的部分则被分析为“－于”的宾语。李艳惠(1990)、冯胜利(1997)、刘丹青(2003)对此有如下解释：普通话轻声轻读基本陷于居后的音节。前置词作为虚诃在动词前时不会变成轻声，但在动词后，就可能在前面作为小旬核心的重读的动词影响下念轻声并在节律上依附于动词，而跟它所直接支配的成分即后面的NP反而有一道节律上的界限，亦即前置词被吸纳进动词所在的韵律词，促发了重新分析。可见针对由介词作为语素构成双音新词或固定结构的类型不同，解释的角度会有少许差异，但都离不开语法化的问题。
四、结语
介诃是个封闭的类，我们完全可以把介词一个一个地进行归纳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目前研究汉语介词的学者，要么描写语言事实，力求从中显示分析方法，体现理论价值；要么探索理论和方法，又以语言事实为基础，从中寻找立论的依据。其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古汉语虚词研究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有了不步新的研究范式，其中就包括虚词的专书断代研究，如果取例对象严格限制在几部几十部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著作中，力求在现有体系的框架内对所选历史时期的汉语介词面貌作穷尽性地描写，就可以避免古今杂糅的现象，增强科学性；然后在专书虚词研究的基础上，再向断代的共时系统研究推进，这种断代的穷尽性研究有助于揭示许多个体研究无法讨论的虚词的共时和历时规律，从而把自己的平面研究作为椅建宏大的汉语历史语法系统的一个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