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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山东地区；早期铜器；相关问题
       [摘要]早期铜器的发明与应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对促进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探讨早期铜器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依靠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就山东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22—06
       中国早期铜器的研究，是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已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早期铜器的出现不仅使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质的飞跃，而且表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革。铜器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起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利用考古资料，就山东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及其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进行初步探讨。
       一
       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发现有早期铜器的迹象。泰安大汶口遗址墓出土一件孔雀绿色骨凿，经鉴定，含铜量为0.099，显然系被含铜物质污染所致，也许是铜器加工的痕迹。该墓年代距今大约在5000年-4600年之间。这一例证虽不能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产生冶铜业，但它给我们以启示，证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具备冶炼铜器的能力，尽管遗址中没有发现铜器标本和冶炼遗迹，但大汶口遗址墓葬器物所显示的手工业规模，以及骨针的针鼻、龟甲上的圆孔、象牙梳等，都应是具有使用青铜器的迹象。这种推断，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目前，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主要发现5处含有铜器或铜炼渣的遗址。它们是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日照尧王城、栖霞杨家圈、长岛北长山岛店子以及临沂大范庄遗址。在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时发现两段铜锥。编号分别为T21:11和T110:11，虽然出土时不在一起，根据实物观察，铜锥一段较粗，另段较细，如果对接，则接头的面积形状相差不多，可能是同一件标本残断所致。在第二次发掘呈子遗址时还出土过残铜片。对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时，在T101第三层中出土一些铜炼渣。发掘杨家圈遗址时，在T23第层发现一段铜条，长18毫米，两端均残。较粗的一端宽5、厚3毫米；较细的一端宽3、厚也近3毫米。剖面似为三棱形，因锈蚀过甚不能确定。经孙淑云先生鉴定，认为是铜器残段，原先可能是锥。由于锈蚀严重，又不便切开，故未进行详细的成分分析，只能确定是铜。另外，在许多探方的龙山文化层中发现有碎铜末，均不能成型，最大的直径仅5-6毫米，也应是小件铜器锈坏的残渣。在店子遗址的一个灰坑中也发现了残铜片。
       上述遗址出土的铜器大部分未作鉴定，只有对三里河遗址的铜锥进行过测试。从金相组织和成分看，该铜锥系铸造而成，金相组织观察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黄铜器物成分中均含有铁、铅、锡、硫等杂质，特别是具有一定量的硫，由于含硫并与铅形成硫化铅，说明所用原料是不纯净的，冶炼方法也是比较原始的。据统计，含锌从20.2％到26.4％不等，平均为23.2％；其余还有锡0.35％—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0.93％，硅0.043％—0.11％。所以，那两段铜锥都是成分不纯的黄铜。可能是富含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燃烧的还原气氛下合成的。
       经过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反复试验后认为“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据山东省地质局提供的资料，潍坊、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胶东地区福山县拥有铜锌共生矿，平度市发现含铅的铜锌共生矿，人们还在那里发现古代采矿、炼渣、炉衬材料等遗迹。五莲县1958年开采过含铅的铜锌矿床。日照开采的一些小矿山有铜锌共生的。此外，安丘、昌乐等地也都有这类共生矿在开采生产。严文明先生指出，“我国黄河流域的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比较丰富，为早期冶炼黄铜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锌的冶炼是很困难的，因为氧化锌被还原的最低温度是904℃，而锌的沸点是906℃，往往刚一还原就变成气体飞散。但金属铜的存在可使锌蒸气通过扩散作用溶解于铜，并降低铜的熔点，这样就可以得到黄铜”。看来，三里河遗址的黄铜锥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制成的。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后而兴起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1300年。这一时期发现的铜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龙山文化有了较大提高。在牟平赵格庄遗址灰坑中发现一件铜锥(H37；29)。这件铜锥完整，表面锈蚀较重。尖锋利，剖面近三棱形，长6.2、经0.5厘米。经激光光谱分析含铜为大量，锡为中等，还有少量铁、银、铬和微量铅，是一种含杂质的锡青铜。在沂源姑子坪遗址出土过一件铜凿，形制呈方体斜刃，体积很小，系青铜质。特别是泗水尹家城遗址发现的14件岳石文化时期的铜器，这批铜器主要有镞、刀、锥、环和铜片等。其中镞1件(T219：30)，锈蚀严重，镞身为扁体三角形，有后锋，圆锥状铤，长6.3厘米。5件刀多为三角形，双面刃。1件环(T216：27)保存较好，由韭叶状铜条弯成，接头处略宽，不固定衔接，长径6.6、环体宽0.4、厚0.1厘米。5件铜片均为残片，条形，或为不规则薄片，表面多锈蚀。
       这些铜制品，均小件器物，其中以工具为主，形制较简单，多单面范铸成，反映了铸造技术的原始性。只有2／3的器物在铸造后进行刃部、脊部或整体锻打，有冷锻也有热锻，这是该批铜器较为突出的特点。经鉴定，多数为铜、锡等合金的锡青铜，少数为铅青铜，还有一件砷铜。据地质部门介绍，在泗水县城关东南有铜矿，矿石有孔雀石等氧化矿存在。县南部有几处铜矿及铅矿床。县东北部新泰县和莱芜县间也分布有铜矿和铅矿，其中铜矿由新泰县开采，并发现老窿若干个。古代采矿遗迹被埋在1—3米的冲积层中。据泗水周围矿产资源分布认为，岳石文化的这批铜器可能是当地制造的。
       岳石文化的铜制品，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较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增多，证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社会形态已经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二
       早期铜器包括红铜、青铜及黄铜。古代人类开始以天然铜锻制各种各样的小型工具或饰物，继而发明冶炼技术。天然铜和早期冶炼的铜没有掺入其他金属，称紫铜或纯铜。这种铜质软性脆，呈红色，亦称红铜，是以铜为主，其他元素含量很少的铜。紫铜的塑性和耐蚀性都很好，但强度硬度较低，只适合制作不受力的用品或装饰品。后来，在铜中加入适量的锡以降低熔点，并改善硬度，即为锡青铜，通称青铜。“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中锡占百分之三到十二。这种合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和纯铜比起来它具有十分重要的优越性。青铜的硬度大大超过铜的硬度，可是它的熔点却低于铜的熔点(铜的熔点在1050度到1330度之间，青铜的
       熔点在800度到1000度之间)。青铜还有以下的特征：它具有化学稳定性，易于锻制，铸件时特别容易成形，容易得出锐利的锋口，最后，它也有美丽的外观。”
       在各种金属中，铜是人类最先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是人类第一次采用化学方法，将天然的矿石熔化后获得铜，铸造成各种各样的器皿。但铜矿石必须在较高温度下才能熔化，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陶器的经验，烧陶温度一般要达到950—1059℃，这与熔化铜矿石所要求的温度已经比较接近。为了能从矿石中冶炼出铜，人们把长期烧制陶器的生产经验用在冶铜上。铜的熔点要在1080℃，烧制陶器的温度一般在950℃，接近冶铜需要的温度了，这样就为冶铜炼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燃烧条件。就自然条件而言，山东地区有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据地质矿产部门调查，山东铜铅锌共生矿及铜锌共生矿分布广泛，有着较厚的氧化矿带。更为重要的是氧化矿带附着于地表。这就为山东地区早期铜的冶炼提供了先决条件。
       关于我国的早期铜器，古代文献有许多记载。《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越绝书·卷第十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史记·封禅书·第六》曰：“皇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鼎像物。”《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乙卜于目若之龟。”《黄帝内传》：“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辑佚《世本》一书也有“以金作兵”的传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上述古史传说是可信的，它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我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在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就不会有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这一时期，生产工具种类少，制作粗糙，墓葬中一般不用石质生产工具随葬，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尚处在早期阶段，加之人们对自然界中某些现象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看来这一时期还不具备冶炼铜的条件。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着农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的独立生产部门，各种手工业生产相继发展起来，这就为早期铜的冶炼提供了社会基础。人们在手工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石器制作掌握了磨光和穿孔技术，玉器运用切割、琢磨等技术，为金属制品的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象牙雕刻等表明，当时已有专门人员从事各种手工业品的生产。农业生产工具方面，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不仅有通体磨光的石器，还有一定数量的骨、角、牙器。石器制作精致，通体磨光，器形规整，刃口锋利，说明石器制作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不仅有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等生产工具，还出现骨铲、骨镰、蚌镰、鹿角鹤嘴锄等，看来生产工具的品种和数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石刀、石镰等是收割庄稼的工具，数量增多，说明播种面积在不断扩大，收获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农业工具的不断进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三里河遗址中大型窖穴和库房内储存有体积达一立方米的粟，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农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普遍提高，同时促进了手工业的专门化。许多绚丽多彩的工艺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大汶口墓地出土的穿孔玉铲、透雕象牙梳、象牙雕筒、镶嵌松绿石的骨雕筒以及野店遗址的单环、双环、四连环花形玉串饰等充分显示出当时手工业生产已日益多样化，标志着手工业品的制作已达到更高的水平。当时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发展均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即具有一定的农业、家畜饲养和其他手工业发展为前提，同时需要较多的氏族成员脱离农业劳动，专门从事玉制、象牙制品的生产，不然的话，像大汶口遗址的碧玉铲、象牙梳、骨雕筒等精美的工艺品，如果没有专业人员是根本制造不出来的。由此说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支能工巧匠的手工业队伍，这就为早期铜器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陶器生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制作技术经历了从手制到慢轮再到快轮的发展过程。后李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低，质量差，器形不规整。其中刘林、大墩子遗址的陶器已经从手制发展到慢轮修整，中晚期又从手制轮修发展到快轮制作。陶车的发明和使用，是制陶手工业的一次革新，如大范庄遗址陶器底部一般都有轮旋时留下的痕迹。白陶的大量发现，标志着制陶业上的巨大进步。这种统称白陶的器皿，器物造型规整，胎薄，质硬，色泽有黄、白、粉等色。它是用坩子土制成的，经复制试验，窑温度高达1200—1400℃。在陶器生产中，尤其是烧窑技术的改进，从不用窑到用窑烧制；在用窑烧制上，从不密封到密封烧陶，以往对仰韶文化陶片烧成温度的测定是在摄氏1100度以上，有的甚至可达到1300—1400度，这为冶铜技术需要加高温创造了条件。这说明制陶与冶炼金属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常用“陶冶”、“陶铸”等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墨子·耕柱篇》：“陶铸之于昆吾”，指的就是铸铜，即用陶范铸造铜器。所以说，中国青铜冶铸业是从制陶业中产生的。当时虽不能完全控制陶窑温度和气氛，但发明了先进的竖穴式窑，彩陶的烧成温度已达到950—1050℃。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采用含铜丰富的共生矿石，利用氧化木炭的低温还原法，在简易的炼炉中，也可以得到固态的或者溶团状的自然青铜。
       另外，从仰韶文化晚期陶片的玻化程度与硬度等情况来看，烧结得比较好，经测定，其红色与灰色陶片的烧成温度大约为950—1050℃。通过对仰韶文化晚期陶窑结构与陶片烧成温度的测定，说明当时烧制陶器已能达到950—1050℃的高温，那么，冶炼红铜所需的10830c的高温条件在当时业已达到。仰韶文化晚期冶铜所需的高温和还原焰这两个技术条件皆已具备了，因此，当时应已出现了红铜冶铸业。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技术更加完善。陶器生产普遍采用快轮制作，即拉坯与车制相结合的成型方法。特别是蛋壳陶的出现，说明制陶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器物均细泥黑陶，不含杂质，不使用羼和料。器壁厚0.5毫米左右，重量多50—70克，且陶质细腻，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堪称稀世瑰宝。刘敦愿先生曾考察过山东即墨西城汇村的传统黑陶制作工艺，其陶土系就地挖取的表层沙土和下层生黄土之间的黑泥，选择其中含量和粘度适中的作为原料，晒干打碎后，用水沤泡，足踩练熟，搓成泥条备用。其陶轮系木制，安放于坑中木轴上，由两人分别蹬轮和制坯，并用卵石于器内外打磨。卵石用久后一面变平，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的一种石器类同。烧制时，先是敞开窑口，再封闭窑顶，慢火熏烧。熄火前将烟道封住焖烧，待降温后出窑。这样，在还原气氛下，二价铁的还原比值很高，使陶器渗碳变黑。看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也是这样制成的。由于掌握了氧化还原技术和高温焙烧方法，烧制的陶器色调基本一致，而且火候高，质地坚硬。章丘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薄胎黑陶，经测定，烧成温度1000℃左右，已经接近了铜器1083℃的熔点。在烧制的后期主要采用氧化焰，并从中发现了木炭，这可能是古代最早的木炭来源之一。木炭的发现使其比木柴有更高的燃烧温度，为铜的冶炼提供了燃料。另外，铜的氧化物所需要的燃烧温度要低于1083℃。众所周知，杂质会使金属的熔点降低。铜的氧化物进行冶炼，只需400℃的温度就可以达到；或者也可再高一些。这样的温度大大低于当时烧制陶器的温度。因此，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冶炼铜器的条件。所以说，山东地区是我国早期铜器产生和发展以及青铜器起源的中心之一。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山东龙山文化的石质生产工具，形状规整，制作更加精致，并能根据不同工具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石料。一般采用先打后琢再磨光的制作工艺，穿孔采用琢钻和管钻的方式进行。石质生产工具的主要器形有铲、长方形双孔刀、镰、斧以及一些锛、凿等木器加工工具。蚌质生产工具有用厚蚌壳制成的刀、铲、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粮食收获量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三里河遗址墓葬中鸟形、鸟头形玉饰，临朐西朱封遗址玉头(冠)饰、簪、玉矛，临沂湖台遗址的玉扁琮，大范庄遗址的玉璋，日照两城镇遗址的神兽纹玉锛(斧)，五莲丹土遗址的玉琮、玉璇玑等，均雕琢精致、造型优美，不仅反映了玉器制作具有相当高的程度，而且出现一批专门从事制陶、制石、冶铜的能工巧匠，使手工业变成独立的经济部门。由此说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氏族内部已有一批专门从事制陶制石冶铜的能工巧匠，手工业变成了独立的经济部门，“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同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冶铜业。
       铜器的萌芽与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它标志着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已经出现，与这一技术进步相关联的是冶铜业生产的专门化。因为青铜冶铸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生产部门，工艺非常复杂，需要多种技能和工序的配合，这就必须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脱离其它生产活动进行专业性生产，即专门从金属手工业的生产。大体上，首先要通过找矿、采矿、选矿、破碎、运输、筑炉、燃料整备、熔炼制型、得到一定纯度的金属，然后进行铸锭、锻打、熔铸、加工成形等一系列工艺过程，技术要求高，生产周期又长，还经常需要从其它部落甚至远方得到矿物原料。他们通过生产实践，摸索和总结了冶炼、铸造和热处理等一系列的冶金技术，这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标志。由此说明，冶铜业的出现，决不是一种偶然性的行为，而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性行业。它需要多人参加，专人组织，并要有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进行统一协调，包括采矿、选矿、铸造、修整、运输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并锻炼出一批熟练的操纵者，如果没有一个强制性的组织机构是不行的。所以，冶铜业成了一种专门化的手工业行业，它标志着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冶金术(青铜)的出现，也意味着阶级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同时，奠定了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坚实基础。
       由此推断，这一时期不仅能制造小件铜器，而且也能生产青铜礼器，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而已。礼器作为社会权力的象征，体现在青铜器后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青铜礼器应是文明时代日益发展的产物。这说明礼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冶铜技术的发展使礼乐之邦的礼器获得了发展，使礼制和祭祀获得了升华和独立。自此之后，掌握和控制冶铜业，不仅仅是掌握一项先进的技术，实际上已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工具，掌握和控制了更高级的宴饮和祭祀之权，这样，再加上铜制武器的作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和冶铜业须臾不可分离了。
       三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农业劳动，“是使其他一切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使社会财富急剧增长，这不仅为各种手工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加速了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严重对立由此开始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出现，以及商品交换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内部一系列的变革。以冶铜业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发生重大变化。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由于出现剩余，社会开始分裂为穷人和富人、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使部分人可以不通过等价交换，而采用暴力方式来获取他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在大汶口遗址，墓葬规模、有无葬具和随葬品的多少优劣等有明显差别，大墓有棺或椁，随葬品达100件以上，除陶器，还有精美玉器和象牙雕刻器等；其中最精致的黑陶、白陶、彩陶以及玉器、象牙器、鳄鱼麟板、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都出现在大墓当中。中型墓仅少数有葬具，随葬品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小墓无葬具，随葬品罕见或没有随葬品，表明当时氏族内部已存在贫富分化，而且出现身份地位上的差别。至于大汶口墓10出土的绿松石、玉器、象牙器等贵重物品，成为墓主人权力、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种现象是私有财产、阶级开始出现的重要例证。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和各种手工业都有巨大进步，生产力水平以冶铜业出现为标志进入崭新的时代。随着铜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农业、畜牧业和各类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使整个社会发生质的变化。诸城呈子遗址大型墓葬都有二层台、木椁，随葬品质高量多，还随葬猪下颌骨和精美薄胎黑陶高柄杯。小型墓，皆无葬具，随葬品数量少，质量低，一般不超过3件。有的墓穴仅容尸骨，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尹家城遗址65座墓葬有随葬品的39座，一无所有者26座；最大墓室面积25.3平方米，二椁一棺，最小的仅0.54平方米。有的墓葬还发现人骨被捆绑的现象。随葬品多者40余件，少者1件，一般3—4件。临朐西朱封遗址3座大墓，其中两座为两椁一棺，1座为一椁一棺，棺椁上均有彩绘。这些墓葬，墓坑规模大，随葬器物丰富，多放边箱和脚箱内，有的在棺椁间或棺内。主要有大批陶器和一些玉、石、骨、牙器等，还有大量彩绘木器残迹。陶器中有精美的蛋壳陶杯、黑陶罍等。玉器中有象征权威的钺，还有玉头(冠)饰、刀和簪等。而有些小墓的死者几乎一无所有。这种富有者大墓与贫穷者小墓之间的明显差别，是死者生前占有财产的重要记录及财富和地位的反映。
       由此可见，龙山文化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一批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特权阶层或集团成员，这些具有祭祀天地特权的部族显贵，“实际上已成为最早的剥削阶级——奴隶主”。他们不仅拥有巨大财富，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为剥削他人劳动提供了条件，由此促进了阶级分化的进程，破坏了部落、氏族组织原有的公有制，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诞生。
       四
       早期铜器的发明与一直用，是山东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一种标志，它不仅对于促进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古代先民在冶金技术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成就，为中国古代冶金史写下了不朽的光辉篇章，同时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今天看来，探讨山东地区早期铜器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