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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志贺直哉；基督教；性苦闷；反抗意识
       [摘 要]志贺直哉的青年时代曾有过七年学习基督教的经历，虽然随着对宗教认识的深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最终背弃了基督教，但是因禁欲教义而产生的“性苦闷”却成了他创作的主题之一，并由此形成了反抗压制、尊重自我的个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97－02
       志贺直哉(1883—1971)是日本近代文学团体“白桦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多为短篇，常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家庭生活为题材，以描写个人的情感认知见长，呈现出很强的日本私小说的特征。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曾学习过七年的基督教教义，对志贺一生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这段经历促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一、基督教与志贺作品中的“性苦闷”
       最初接触基督教时，志贺并未对其有任何抵触，“我自十七岁起整整七年时间都是一个温顺的基督教信徒。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虽然有这种种禁规，但是成长于和睦家庭的我，对于此等戒律大致上未起什么矛盾。”(《浑浊的头脑》)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基督教的禁欲观逐渐引发了青年志贺的困惑。“以圣经和祈祷为食粮”的虔诚的信仰生活与倡导神圣纯洁的教义不能阻挡青年人本能的性欲冲动，清规戒律为年轻的志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自然的人性要求与刻板的教规之间的矛盾对立动摇着志贺的信念，他将满腔的疑问不解与迷茫写进了自己的一部部作品中。短篇《浑浊的头脑》里，自传性的主题被融入虚构的情节中，主人公这个温顺的基督徒在对禁欲教义的畏惧中癫狂迷离，活脱脱一幅作者“病态”精神的自画像。长篇小说《暗夜行路》，通过对主人公时任谦作一生经历的描写，暗示了作者志贺在“性苦闷”的困扰下，一度沉沦，却又靠坚强的自我意志不断奋起，走出人生暗夜的过程。此外，在其创作早期，还有一批反映“性苦闷”的未发表作品，它们常常以通奸、杀人等恶性事件为题材。如《苔藓之床》、《炸药》、《恐怖的种子》、《富次之妻》、《转逃》等。这些虚构世界的形成固然与当时的志贺沉溺于旧文学中有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志贺苦闷于自然的生理欲望与教义的冲突，以及他想要冲破伦理藩篱的迫切愿望。
       因为禁欲教义所引发“性苦闷”，虽然在生活中为志贺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但却从文学创作的层面上为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和不尽的灵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志贺的文学主要是从‘性苦闷’起步的。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往往都程度不同地贯穿着‘性苦闷’因素。”^[1]
       在这里，笔者试举他的中篇名作《大津顺吉》为例，探讨志贺在禁欲主义影响下，有着怎样的爱情观、婚姻观和对自我意识的初步认知。
       小说的主人公顺吉情窦初开之时，遇到了两位完全不同的女性，混血少女K·w和女佣千代。K·W带有异域风情的美诱惑着顺吉，然而做为一个“温顺的基督徒”，囿限于禁欲教义的他停止了追求的脚步，两人的恋情尚未开始就已结束。第二部中，他将爱慕之情投向了家中的女佣千代，开始了他的心灵之恋。热恋中的他，眼中只有千代的身影，“她的到来使自己的心情变的轻松起来”。情欲的鼓荡使他与千代有了夫妻之实。而内村宣扬的“尚未决定将其选为己之妻室之前，切不可恋之，……否则，奸淫行为与杀人同罪”，“不为周围所承认的夫妇关系，是犯罪行为”的戒律使他畏惧不已，遂决意不顾身份地位而与千代结婚。听闻此事的父亲勃然大怒，断然否决了婚事。顺吉在自由意志、教义、父权三者之间开始了痛苦的挣扎。
       顺吉的两次恋情，都与基督教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表现出的就是顺吉在观念与情感的相克中，所产生的“不调和”。
       “内村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将奸淫做为重罪之事始自基督教，奸淫同杀人一般罪大恶极’。 　此话令我感到恐惧与不快。 　这是因为我的‘心’与‘体’虽在不断地寻找着恋爱的对象，但是却被‘境遇’与‘思想’所阻碍，我无法忍受这种因不调和感而产生的苦闷。”
       在这里，被志贺加上引号的“心”与“体”，“境遇”与“思想”无疑是理解顺吉也即志贺内心的一把钥匙。“心”是指对异性所产生的纯洁、纯粹的恋情，他压制着赤裸裸的肉欲，“体”就是身体，即肉欲。相对于志贺的“心”与“体”，基督教中也有着“灵”与“肉”的对应。在基督教人学观中，人是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在精神与肉体的矛盾冲突中，人若一味满足自己的物质性，则走向沉沦的地狱；而若不懈地坚持内心的精神性，则可飞升至天国。
       灵肉分离的二元对立学说构筑了西方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导致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学都离不开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心灵与肉体的纠葛。然而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中，封建教会和反动僧侣们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和对人们的思想欲求加以控制的企图上，推行了赤裸裸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他们强调人必须遵守上帝的戒律，若想在末日审判中获得天国的拯救，就必须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求，做没有思想，没有理性，只会盲目服从的“羔羊”。
       几次恋爱经历使志贺品尝了恋人之间相愉相悦的欢欣，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受到了神学戒律的不合理性和禁欲宗教教条的反人性。他认为人不仅有精神，还有肉体和欲望，不仅要考虑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还要考虑将其与个人欲望的追求相统一，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志贺在爱情观与婚姻观上是具备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在他看来，人一方面有着天生的欲望情感，如果非人道地刻意压制，则是摧残人性，人便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但另一方面，这种本能欲望又不能无限度地张扬，它必须要建立在对自己心灵的正确认知前提下，以双方的心灵相契合为基础，在善的理性规范中才能实现。
       然而理想中的灵肉合一之爱，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实现。志贺试图追求于情于理都能完满的爱情，倡导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自我本能的生活，然而他又时常以基督徒的思想去思考和判断事物。基督教道德教育赋予了他沉重的精神十字架，顺吉对千代的始爱终弃暗合了他内心深处一直惧怕的奸淫罪的训诫，不由得产生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中所展示的通过忏悔以求‘宽恕’的罪意识。在主人公的灵魂深处既意欲追求自我，又踯躅彷徨，连同欲弃不能的贵族公子的特权意识汇聚在一起，发生着激烈的厮斗，一路磕磕绊绊地前行着。
       二、基督教与志贺的反抗意识
       志贺直哉出身名门，父亲直温是有名的实业家，保守严谨、注重实利。两代人因理想认知、人生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不仅体现在父亲对儿子事业的阻挠、思想的管制上，也表现在父亲面对儿子的婚姻问题时，所持有的态度上。当时的日本社会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婚姻之中极重门阀府第。《大津顺吉》中，父亲斥责儿子是“疯狂了的痴情鲁莽汉”，并以将顺吉扫地出门相威胁逼迫他放弃地位低下的千
       代。这一情节无疑是志贺当时生活情景的真实再现。
       因循守旧的父亲意欲抹杀的是志贺想要忠于自我的自由意志。然而西方人文精神中对自由的注重与不懈追求已深深引起了志贺的共鸣。束缚自然人性的宗教神学教义化身为现实生活中父亲的疾声厉色，这大大激发了志贺在不满禁欲教义时形成的反抗意识，使他不甘心沿着父辈铺好的大道盲目前行，做没有自我、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尊重自我意志的志贺将自己的郁闷之情表达在了小说《关子与真三》中。
       关子的父亲是一位持家极为严厉的军人，早在关子七岁，表弟真三五岁时，就因两个孩子共睡一铺而大发雷霆。但这样一位“道德家”的父亲却接连有过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只因不为婆婆所喜，便被休掉。第二任是关子的生母，因不堪忍受丈夫强烈的情欲而导致体质衰弱贫血，最终感染肺病而死。现任妻子体格健壮，总算与父亲做到了夫唱妇随。父亲的三次婚姻，尤其是首任妻子的被逐与关子生母的惨死，深刻揭露了他“道德家”面具掩盖下的封建孝悌观和虚伪本质。他还无视关子与真三之间的纯洁情谊，以己度人，为了维护所谓的家族面子，防止臆想中的有伤风化之事出现而竭力破坏二人之间的关系，重压之下反促使两人真正偷食了禁果。不能不说《关子与真三》里有着志贺家族的影子，有着他对亡母深切的怀念与哀悼。它与另一部《母亲的死与新母亲》前后呼应，体现了青春期的志贺对道德与情感、理性与欲望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刻板教义与封建宗法制度的反叛与抗争，对那些牺牲在男权世界中的不幸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2]。志贺创作的《关子与真三》正是通过批判不合人情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来揭示宗教背后隐藏的封建道德虚伪的伦理意识，是对“家”的封建性和对宗教束缚做出的抗争。
       在志贺看来，肯定欲望自由，是近代日本确立自我的一个标志。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打破压抑自我的宗教教规与旧道德的束缚。在不断的反抗压制中，志贺逐渐形成了尊重自我与人的自由意志，不随波逐流的个性特征。
       三、结语
       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斗争，志贺毅然于明治41(1908)年25岁之时，正式脱离了内村门下，告别了上帝，回归自我。
       志贺直哉将自己对基督教思想的吸收与摒弃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用文学抨击宗教和压制人性的社会。在反抗压制中，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用不屈于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宗教与既有的封建伦理，用文学创作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迈向了通往“自由之人”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4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崔颖(1977—)，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