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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集萃]试论图象思维与古文化缘起(摘要)
作者:杨永军

《东岳论丛》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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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上古文化;图像思维
       [摘要]上古文化是人类早期的思维模式——图象思维创造的。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消退,才使得许多古代文化现象难以解读。图象思维是一种原始、感性、直观的思维模式,与目前存在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有着本质不同,在中国古文献中遗有大量图象思维留下的痕迹,象形文字是图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主要分水岭。《山海经》“象物以作图”,则是古人用图象思维开创了图象叙事之先河。
       [中图分类号]B8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99—02
       由于时间久远,现代人很难理解上古的思维方式及文化。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一些文化现象现代人之所以无法解释,是由于诞生这种文化的某种思维方式中断或发生变异,后人没能继承下来。因此探讨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研究和理解上古文化的发展过程。
       一、在文字产生前,图象思维承担着创造史前文化的主要职能。上古神话是由原始的图象思维创造的。文字产生前,口头语言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主要的交流工具。从古人结绳记事到文字产生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口头语言发挥着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无法确切地推断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但从一些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可窥知一二,因为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艺术表现和群体智慧的结晶,折射着图象思维的印迹。神的形象大都比较原始,多为人兽同体的半人半兽之状。这些神话有一定的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成分,但也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
       在《淮南子》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女娲的描述:“乘雷车,服应龙,骖育虬,援绝瑞,席萝圆,络黄云,前白螭,后奔蛇,浮游逍遥,道鬼神,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2]此段文字展现了一幅立体图画,并且有黄(黄云)、白(白螭)等色彩,还变换了不同场景,着实是一幅壮观、立体、动感的多彩图画。而神话故事所带有超越时空、奇幻异常、想象奇特的特点,也都是图象思维所具备的特点,这是目前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等思维方式所无法解释的。只有图象思维这种原始、幼稚的思维方式才能诠释上古神话的创造。遗憾的是,这种思维后来渐渐消退。目前在学术界对此探讨过少,学者们大多把图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混为一谈。有人认为“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思维”[3]。这种观点是与古代人类存在的最初思维方式相背离的。
       图象思维是一种原始的、感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具体的图象为思维细胞或表现形式,图象文化是这种思维活动的反映。图象思维主要表现为生动、美感的岩画和图象,特点为具体生动,直观性、形象性较强,这也符合人类思维的最初发展规律。形象思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漫长时期由图象思维逐步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更为线性、概括的思维模式。这种解释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古的神形刻绘,凸显着图象思维的特征,是当时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也是古代人们图象思维的真实写照。正如文字学家唐兰所述,“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先驱……在这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只老虎,任何人见了都会叫老虎。”[4]由此可见,古代文化从起源到发展都离不开图象思维,而这些图画则打上了人类早期思维世界的印记。
       二、象形文字代表着图象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转变。图象思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除了影响到上古神话,还主要表现在古代文字创造上。《汉书·艺文志》提到文字源起和构成的六个原则:“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这一造字法是形象地反映世界、也是图象思维开始向形象思维的初步转变。
       在象形文字之前,图画文字曾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水书”的抢救工作正在贵州省荔波县进行。水书是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据专家考证:水书仅有400多个单字,主要由三类文字组成: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字。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把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相提并论。专家王品魁认为:早期的汉字——甲骨文中的绘画因素就很明显,与岩画也最为接近。这也说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与岩画是同出一源的,图画就是象形文字之父。
       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用图象表达和反映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图画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成果,而这些成果是图象思维这种特殊思维的模式创造的。图象思维创造了最初的图象文字,也为图象思维的消退埋下了伏笔。随着语言的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需要,人们迫切期待能创造一种更为简约、便捷的交流方式,在此种情况下,象形文字应运而生,这也就使得原始的图象思维开始跃升为更为概括性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而象形文字也由此成为图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分水岭。
       西安半坡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半坡的主要文化成果——彩陶文化使图象思维得到了充分的诠释。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从纹饰的类别讲,以几何图形花纹为主,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动植物形象的花纹。人面鱼纹图是半坡彩陶的典型作品,其图象具体生动形象。在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嘴两边各衔一条小鱼。在其他半坡彩陶里,鱼纹可分为单体鱼纹和复体鱼纹两种。不管是哪种鱼纹,都朝着抽象化的方向演变,逐步线条化,有的经过压叠重合,呈现一定的几何图形。图案常把一条鱼的侧面分割为鱼头、鱼身、鱼鳍几部分,用直线、孤线、三角形和圆圈等来表现[5]。由此可见,鱼纹开始经历着从写实模拟的自然图象向写意的几何图形的转变。半坡人把具体的物象演变为几何图案,并在其中注入某种观念。这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创造,而这些图案具备同象形文字——早期东巴文的特点,这可能是中国最早文字的雏形。
       三、从古文献资料可窥探图象思维“冰山一角”。《周易》的核心内容——“象”,即是古代图象思维的结晶。《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易的作者认为,“象”是《》的核心内容。并对“象”作出解释,“古者包 氏之王天下也,仰则仰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6]这里的“象”,显然指的是客观事物天地、鸟兽的具体形象。在易经体系,更把整体划分世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形成一整套思想符号体系,成为中国古代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这是图象思维以图象形式反映事物本质的文献。殷商和西周盛行占卜,所谓“占卜”就是根据灼烧龟甲后的裂纹图象——卦相来推测吉凶。这个裂纹就是一种图象,古人根据裂纹图象来
       判断吉凶,图象思维的遗迹由此可见一斑。
       《山海经》则是“象物以作图”,是古代人以图象思维开创图象叙事之先河的代表作。《山海经》初创究竟是图在前还是文在先?当代学者马倡仪认为,现存的《山海经》是明清之际绘制与流传的图本。但笔者研究发现:在古代原创著作中只有《山海图》,没有《山海经》。《山海图》应在文字产生以前,而《山海经》成书最早在战国末、最晚也在西汉,《山海经》是“依图而作”。主要基于三个理由:
       其一,西汉著述颇丰,文人学士有为典籍做文做注习惯,因此《山海经》应该是西汉文人“依图做经”。故在《山海经》之前应有独立成书的《山海图》。
       其二,东汉史学家班固已经见到《山海经》一书,并在《汉书·艺文志》的“杂占”里记载《山海经》十三篇。而《艺文志》“杂占”又是“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这里的“象”是指具体的图象。
       其三,汉后历代文人学士的论述成为《山海经》是“依图而作”的又一佐证。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提到的只是《山海图》;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举的97种所谓“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就有“山海经图”和“大荒经图”;南宋儒学大家朱熹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清代学者刘师培在《古今画学变迁论》中所说:“古人象物以作图,后者按图以列说。图画二字为互训之词。”
       由此可知:马倡仪的图出于清朝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山海经》既是一部先有图后有经的著作,又是一部图象思维经典之作。《山海经》最初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记述而成书的。后来,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不过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的。
       图象思维是一种拓扑、诗性思维。图象思维在文字产生前后开始消退,形象、抽象思维开始确立地位。图象思维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诠释方法,没有严格的步骤和规则,可以突破常规和定势,具有连续性和创造性。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图画主要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等内容。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互为关联,图象颇具动感,创作无拘无束,有着浓厚的图腾文化和神话色彩。由此可见,图象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它传达的信息不仅是一个具体的表象,而是一个“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
       图象思维作为人类早期的思维模式,它与后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形象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思维细胞是图画,是具体、形象、直观的,后者的思维细胞是语言、文字,而形象思维是一种成熟、概括、简约的思维模式。虽然图象思维具体何时消退还很难定论,但这种思维模式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和否认。作为人类早期原始思维的最初表现形式,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2]诸子集成·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4.95.
       [3]袁行霈,聂石樵.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0.
       [4]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5.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西安半坡[z].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85.
       [6]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86.
       [收稿日期]2004—09—20
       [作者简介]杨永军(1971-),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杜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