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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信仰主义
       [摘要]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他在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确立的。他以人的存在的状态为研究对象，关注个体的人的存在状况，认为人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克服恐惧和绝望，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此过程中，塑造了其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特征。他的哲学揭示了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对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70—05
       克尔凯郭尔是西方哲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哲学家，他的地位的独特性源自其哲学思想的独特性。他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作为批判对象，提出了以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信仰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逻辑的断裂，并对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丹麦，但他的哲学影响却跨越了时空界限，投射到了20世纪。正如列文斯顿所说：“就其一生和著作的影响来看，克尔凯郭尔更多地属于20世纪，而不是他自己那个世纪。”^[1]
       一、非理性主义特征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是沿着理性主义的路径展开的，理性主义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培根、笛卡尔到黑格尔，都把如何获得客观必然的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目标。他们对人的理性充满自信，认为只要借助于正确的认识方法，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在西方理性主义话语占支配地位的19世纪，克尔凯郭尔将哲学的研究对象由认识问题转向了生存问题，要求以个人的非理性存在取代客观世界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恐惧、绝望等主观内在情感代替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试图揭示理性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上的乏力。他撕开了理性主义的铁幕，在理性主义的整齐划一的秩序背后，呈现出了个体非理性存在的混乱和悖论，在理性主义所支配下的世界中展现出了非理性的新的维度。非理性主义构成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的首要特征。具体地说，克尔凯郭尔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体的生存是不能被体系化的。通过概念的推演建构逻辑体系，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建立了一个以逻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为主要组成部分，几乎囊括了全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克尔凯郭尔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不适宜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表面上看面面俱到，没有任何遗漏，但是却把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即它在专注于外部事物时，忘记了对自我的存在的关照。他讽刺说，构造体系的哲学家就像建筑师，建造了一座城堡，自己却住在城堡旁边的草棚里，没有为自我提供一个可以寄居的精神家园。在他看来，一个逻辑体系是可能的，但是关于存在的体系是不可能的。“一种生存的体系是不可能的。生存的体系无法被规范出来。……对任何生存着的精神来说，它不可能是一种体系。体系与终结相呼应，但生存则恰好与终结相反。从某种纯粹抽象的观点来看，体系与生存是不能彼此相融的，因为为了完整地思考生存，体系化的思想必须把它当作终止的，进而是不再生存的。生存分离并抓住这些不能的生存瞬间，相反，体系化的思想则由终结出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2]生存相对于活生生的生存主体来说，永远是片段的、持续的和没有终结的，永远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永远行进在通往永恒的征途之上。将人的存在体系化，实际上就是将个体的人变成逻辑进程中的一个具体环节，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忽视甚至抹煞。因此，克尔凯郭尔极力避免用体系化的方法来研究生存，而宁肯采用散文式和寓言式的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述他的哲学思想。
       其次，生存是不能思辨的。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的存在与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同，客观事物具有先在的本质，可以通过理性思维加以把握，而人的存在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流动性的、生成性的，它的本质是自由，不能用理性加以规范，因为思辨哲学所描述的只是抽象思想，而不是存在本身。理性所认识到的人必然是毫无生机和活力的抽象存在，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它往往把活生生的存在变成死水一般的思想，并最终抹煞人的存在。“存在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范畴，因为，当我思考它时，我就取消了它，因而也就无法思考它。”^[2]克尔凯郭尔还批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符合人的存在的现实，因为人越是思，就越是丧失真正的存在；相反，“我越不思则越在”。“现在我们假定抽象思想是人类行动的最高揭示，就必然会推出哲学和哲学家傲慢地抛弃了生存。”^[2]在他看来，对于人的存在，只能通过主观的体验，通过个体的行为选择来加以把握。存在哲学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达到存在的本真状态，达到存在的根源、基础和起源。他号召人们放弃思辨哲学，转向存在哲学，直接面向自身的罪恶和恐惧，体验它们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宗教的悖论无法被理性所消除。作为一个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人如何通过信仰成为自己。但是，信仰又是一个绝对的悖论，是极其荒谬的，正因为其荒谬和悖论，使得理性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督教本身包含着一系列奇迹，如盲人复明，跛子重新走路，麻风病人痊愈，聋子复聪，死者回生，穷人变富等；同时也包含着悖论，如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半神半人的矛盾体，这是违反矛盾律和同一律的，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所有这些，在理性主义哲学看来都是无法理解的。人们总是按照固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宗教悖论，认为只要是违背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就是荒谬的，就是应该加以剔除的。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悖论之所以荒谬，就在于它无法被理性所理解和认识，因为它存在于理性之外，存在于理性感到极度绝望和无能为力的地方，存在哲学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进入悖论。克尔凯郭尔说：“无论如何思考都无法理解这个悖论，因为，信仰开始于思考停止的地方。”^[3]然而，悖论及其荒谬同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信仰必须通过的“临界点”，又是信仰赖以维持的力量。生命个体面对荒谬并由于荒谬而“不断地生存在生存的边缘”，荒谬强化了人类生存的冲突，而信仰则化解了这种冲突和张力，实现由理性向信仰的飞跃。当人们再反过来用信仰之眼看待悖论及其荒谬时，就不会感到荒谬了。人只有在信仰中，才能亲身经历理性的冒险，抵御理性的种种诱惑，迅速达到理性的边缘，并借助荒谬的力量穿透理性的虚无，超越荒谬而获得生存的激情，达到人的本真存在。因此他认为，所谓信仰，就是“为赢得上帝而丧失理智”。
       克尔凯郭尔的弃绝理性、纯任信仰的立场，与德尔图良所谓“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的极端信仰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德尔图良一样，他也力图在理性的虚无之处开出一番新的天地。但他并非完全否定
       理性，而是借助于理性来达到中止理性的目的，“通过理性”而“弃绝理性”，这是克尔凯郭尔的主观辩证法的体现，也是他在信仰观上高于德尔图良等人的地方。他一再强调，信仰的义士必须通过对理性的顺从阶段，才能真正发现理性的局限性，从而超越理性的界限，消除生存的悖论和宗教的荒谬，为人的自由选择提供无限的开放的空间。可见，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主义，并不是从宗教蒙昧主义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而是反对理性对信仰领域的粗暴僭越和无情践踏，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作出合理的划界，为信仰开辟出一片相对独立的空间。“克尔凯郭尔的神学不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非理性主义。正相反，它的基础，在于对人类理性的限度，对那些采取一种‘接近永恒状态’立场的理性主义者的可笑自负，具有一种成熟的认识。”^[1]他的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与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霸权的批判，在整体方向上是一致的。
       二、个体主义特征
       与非理性主义相适应，个体主义构成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性主义哲学主张普遍性高于特殊性，认为特殊性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它体现着普遍性，是普遍性借以表现自己的手段。具体到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理性主义所宣扬的是群体主义，认为群体高于个体。近代哲学家们总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抹煞了人的个体性和主观性。黑格尔认为，概念的每一个环节本身即是整个概念，而个体是“被设定为全体的概念”。“要是这些个体的人没有类或共性，则他们就会全都失掉其存在了。”个体的人之所以是一个人，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具有人的普遍性的人”。因而，“人作为这一个人来说，便不复仅是这一个别的人，而是与别的人站在一起，因而成为众人中的一分子。”^[4]克尔凯郭尔颠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将特殊性置于普遍性之上，强调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独立价值。“作为特殊性的单一个体高于普遍性，这一点在普遍性之前得到了确证，但它并不作为普遍性的附属物，而是作为比普遍性更高的东西。”^[3]
       克尔凯郭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腐败行为，他所处的时代的腐败行为是“一种无节制的泛神论对个人的轻蔑”，一切都必须依附于某种运动，每一个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群体，人命定地要被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所迷惑和欺骗，让自己丧失在事件总体之中和世界历史之中，没有一个人希望成为个人。他批评说，现代人迷失于人群之中，离开了人群就不知所措。他们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由自在地采取行动。导致这一弊端的根源恰恰在于理性主义哲学，“以客观性的名义追求客观性的目标已经完全牺牲了个体。这便是事情的症结所在”^[5]。克尔凯郭尔把单个的人作为其哲学的主体，把使人们“成为自己”作为哲学的重要使命。为了将个人从群体的异化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对群体概念进行了解构和批判，揭示了群体的荒谬性。
       首先，“群众”并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在近代以来的观念中，真理是普遍的，它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群众在何处，真理就出现在哪里，因而，人们往往把多数人的意见当作评价真理与否的标准。克尔凯郭尔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它没有任何外在的普遍标准。因而，真理并不关涉群众，它直接指向个人，只存在于个体的主观性之中，存在于个体的生存悖论之中。“真理的沟通唯有单独的个人能承当……真理的沟通也只能伸向个人；因为真理正是包含于仅被个人才能表现出来的生命概念之中。”^[6]当“群众”被视为权威，当群众被视为真理的标尺，或被视为伦理与宗教事务的最终的判断者时，“群众就会成为虚妄的东西”，真理也将会远离人们而去。
       其次，“群众”只是一个抽象物，是一种“非人格”的存在物。群众没有手去完成任何事情，如果它要完成某项事情，必须借助于每个个人的手。众人的联合并不能增进人的力量，相反会使得人们更加缺乏激情的冲动和生命的活力。尽管个人是孤独和渺小的，但他要比任何团体所联合起来的力量还要强大。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他的力量源于精神的质的规定性，而不在于量的规定性，那种认为一千个人更有力量的观点乃是一种谬论，因为关于人类，最关键的是基数“一”是最高的，“一千”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相反，群体的规模越大，力量就越小，这就是他所谓的群体与个体之间关系上的“辩证法”。
       再次，“群众”无法承担行为的责任。人们之所以经常在群众之中获取做某事的“勇气”，主要是为了逃避行为的责任。“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个人完全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削弱了他的责任感，把它降为零数。”^[7]群体可以逃避责任和惩罚，正如一支军队的哗变，由于犯罪的人数如此众多，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对他们的惩罚，正所谓“法不责众”。然而问题的实质是，“群众所做的实际上是群众之中的个人所做的”，作为群众之中的每个人，永远无法回避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人要真正成为自己，生成人生的意义，就必须要选择。而要选择，就必须承担所带来的相应的后果，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每个人所肩负的责任，要求人们必须脱离群众，成为单个的人。
       最后，“群众”无法达到真正的信仰。宗教信仰只与个体相关涉，而与群体无关。信仰的过程是个体的人孤独地与上帝进行精神交流的过程。人们生而具有的原罪，是信仰的内在根源。这种原罪不是人类作为整体而获得的，而是每个个体独立地分有的，谁也无法替代谁。同时，上帝的最后审判的对象也不是作为群体的人类，而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个人都是独立地获罪。并独立地得到拯救的。在上帝的眼中，只存在个体性的人，而不存在抽象的群体性的人。“在上帝面前，在无限的灵魂面前，那些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的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15]一个人越是体验到自我存在的个体性，就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原罪，就越能够在绝望中强化对上帝的信仰，最终越能够在信仰中成为“那无限的自我”。插在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群体，不仅无助于个人信仰的实现，而且会成为走向真正信仰的障碍。
       可见，克尔凯郭尔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消解群体，使人们从对群体的依附下解脱出来，变成真实的存在。他公开宣称，他的论辩之矢所要射中的鹄的就是“群体”，他的使命就是努力“唤醒群体起来关注他们自身的腐败”，目的在于“使民众警觉”，从精神的异化状态之下解放出来。这样，克尔凯郭尔就赋予个体以至上地位，引导人们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走向了与群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体主义。他率先看到了现代性所要求的普遍性和齐一性对人的个性的压制，要求人们从群体的异化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那个人”，切中了现代性的弊病，并对后世的人本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个体主义，并不是伦理的个体主义(ethical individualism)，而是宗教的个体主义(religious individualism)，即不是那种不负伦理责任的个人主义，而是那种个人独立地面对上帝和自我的个人主义。这样，就使得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呈现出了第三个特
       征——信仰主义。
       三、信仰主义特征
       信仰问题在克尔凯郭尔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越过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回归到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强调信仰的作用。但是，他的信仰主义与中世纪的信仰主义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即他反对把宗教神学理性化的哲学体系，反对思辨的教义学系统，而是要求把信仰同人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将信仰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作为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人们把宗教信仰问题纳入了理性主义范围之内，力陈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荒谬性，要求用理性来统摄信仰，认为信仰只是不完善的知识，只有当它得到理性的承认之后，才是值得追求的真实信仰。黑格尔认为，宗教与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哲学和宗教的内容、要求和兴趣是完全相同的。宗教的对象同哲学的对象一样，是存在于真理客观性中的永恒真理本身。”^[8]克尔凯郭尔认为，对宗教信仰的这种理解，是对宗教信仰的败坏，是用信仰与哲学的一致性来取消信仰的独特性，来抹煞信仰与人的主观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信仰与理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人们不能用理性为信仰进行辩护。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去为基督教辩护是多么非凡地愚蠢。”^[9]因为为某事辩护意味着对辩护对象的贬低。为基督教辩护的人，从来不曾真正信仰过它。如果他信仰，那么就应当诉诸于荒谬的激情，而不是理性的辩护。在克尔凯郭尔那里，信仰所涉及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是人们如何在荒谬和悖论之中成为自己的问题。这样，他就为自己的信仰观确立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
       首先，信仰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为了说明信仰对于人生的意义，他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阶段说”。他认为，在个人通往上帝的道路上，存在着多种可能的选择，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审美阶段的特点是人生活在追求感官快乐的感性生活之中，把感官的享乐作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乐，甚至是粗野的肉欲之中，充满了杂乱无章、腐化堕落和厚颜无耻的行径。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没有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不敢正视生活，极力回避生活中的厌烦、无聊、忧郁和痛苦，更不愿对生活做出积极的选择。在这种生活中，一切都是偶然的和暂时的，感性的欲望被满足后，立即又陷入空虚、无聊、厌烦、痛苦、乃至绝望，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就迫使人们去追求另一种较高的生活方式，即伦理阶段。在伦理阶段，人们放弃了感性的生活方式，由享乐主义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他处处倾听理性的声音，时时接受道德的呼唤，并用理性和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情欲。这时，人们强调的是心灵的陶冶和追求，注重的是普遍的道德准则。人们严守善恶之间的区别，努力做到趋善避恶，甚至会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这种生活方式高于审美阶段，但人们仍然无法摆脱痛苦。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常常会同道德准则和伦理义务发生矛盾和冲突。人们会由于经受不住感性生活的诱惑而背弃道德准则，当他重新面对伦理时，就会感到自己有罪。这种罪孽感，无法靠理性和伦理消除，只能转向第三阶段，诉诸于宗教信仰。在宗教阶段，人们既可以经受住审美阶段感性生活的诱惑，从而摆脱世俗的、物质的东西的束缚，也能够抵御住伦理的诱惑，从而摆脱道德原则和伦理义务的制约，最终作为一个弃绝了一切的个体而存在。每个个体带着源自始祖亚当的罪感，孤独地面对着上帝，从内心深处虔诚地悔过，满腔热情地信仰上帝，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克尔凯郭尔认为，上述三个阶段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宗教阶段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每个人所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而是人的存在的三个层次和境界，是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是个人所面对的三种可能的选择。无论是在审美阶段还是在伦理阶段，自我都没有克服绝望而成为自己。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使人在信仰的荒谬之中化解了来自感性和理性的种种限制，使人摆脱绝望状态，回归到本真状态，成为真正的自己，因此，宗教状态是人的自我的最高实现，它可以让人重新释放出生命的激情。这样，克尔凯郭尔就把宗教人生当成了个体的最高生存状态，把对上帝的信仰看作个人的最终归宿。
       其次，信仰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与传统哲学对自我的理解不同，克尔凯郭尔认为自我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什么是那自我?那自我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或者，那自我处在那关系中——那关系就是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9]也就是说，自我是无限与有限、瞬间与永恒、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就是自我所内涵着的那种关系。正因为自我是一种关系，致使自我永恒地处于绝望和恐惧之中。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望和恐惧，不是心理学概念，即不是指向具体对象的心理状态，而是本体论范畴，它们代表着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什么是生存?生存就是有限与无限、瞬间同永恒所缔造出来的孩子，因而它是一场持续的抗争。”^[2]例如绝望，所体现的是有限的、瞬间的、必然的自我与无限的、永恒的、自由的自我之间的一种紧张和对立关系，是当下的自我“想成为”或“不想成为”另一种自我的生存选择。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一种致死的病症，是一种充满痛楚的矛盾状态。一个人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摆脱绝望，只有借助于与上帝的关系即信仰，才能走出绝望和恐惧，获得精神的宁静。“只有在那自我——正是通过曾绝望过——透明地使得自己依据于上帝时，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这自我才是健康的并且摆脱了绝望。”^[9]因为在上帝面前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能够在理性认为不可能的地方释放出无限的可能性来，使得自我在有限性中获得无限性，在瞬间中把握永恒，在必然性中拥有自由，从而消除自我的分裂和冲突，实现自我的“综合”和协调，最终达到“成为自己”的目标。
       这样，克尔凯郭尔就由非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走向了信仰主义。如果说非理性主义标志着克尔凯郭尔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个体主义标志着克尔凯郭尔哲学主体的转变，那么信仰主义则是他的哲学的必然归宿。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个特征，都是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立的，是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他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现代性本身的缺陷，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深度反思。他在理性主义狂飙猛进的时代为非理性张目，在群体高于个体的时代为个体的价值辩护，在信仰普遍迷失的时代为信仰呼号，预示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维度，并对20世纪的人本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美]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604,640．
       [2]S．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118,274,267．
       [3][丹]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华夏出版社，1999．47，50．
       [4]德]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1986．350．
       [5]丹]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35，141．
       [6][美]考夫曼．存在主义——从托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M]．商务印书馆，1987．94．
       [7]s．Kierkegaard．The Point of View[M]．New York，1939．114．
       [8]转引自杨寿堪．黑格尔哲学概论[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329．
       [9][丹]克尔凯郭尔．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M]．上海三联书店，2004．362，255-256．
       [收稿日期]2006－09－13
       [作者简介]郑伟(1966－)，男，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