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代；女性；刑罚
[摘要]汉代女性刑罚贯彻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汉代行之于女性的刑罚与男子类似，除死刑外，刑期从一至五年不等，政府还颁行了一些减免女性刑罚的规定。因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丈夫犯罪，妻子往往要受到株连。对女性的刑罚体现着封建的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47—04
一
刑事处罚作为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之一，在汉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施行。其中有关女性的刑罚占据了一定比重，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
汉代对女性精神摧残最不人道的是宫刑的施行。汉文帝前元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由于犯法被押往长安，其女缇萦上书，使汉文帝取消了肉刑。晁错在前元十五年对策说汉文帝“除去阴刑”，汉景帝曾赞美其父“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1](《史记·孝文本纪》)，但中元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
[2](《汉书．景帝纪》)，又恢复了宫刑。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对于汉文帝不废除宫刑的原因，张斐注云：“以淫乱人族序，故不易之也。”
[1](《史记·孝文本纪》)这就说明了对女子施行宫刑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关系，防止女性因淫乱而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西汉末年，“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
[2](《汉书·刘盆子传》)特殊的环境使宫刑得以再度施行。建武二十八年十月和三十一年九月，光武帝两次“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3](《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继续对女性实施宫刑。汉明帝在位时，陈忠“上除蚕室刑”，“事皆施行”
[3](《后汉书·陈宠传附子忠传》)。虽然废除了男子的宫刑，但是对女性的宫刑仍在施行。建初七年九月、元和元年八月和章和元年九月，汉章帝三次下诏“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3](《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永元八年八月，汉和帝也下诏“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这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关于宫刑的内容，《周礼·秋官》“司刑”郑玄注云：“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宦男女也。”《
白虎通义》卷8《五刑》云：“宫者，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势也。”由此可见，对女性所施行的宫刑是将女子幽闭起来。
汉代女性的刑期基本上延续了秦代的法律规定，女性也与男性一样，有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的刑期。
关于五岁刑期。秦律规定：“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汉代犯罪男女被髡钳城旦舂，其中“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
[4](《汉旧仪》卷下，P85)。刘邦死后，吕太后将刘邦所宠幸的戚夫人囚禁在永巷，“髡钳衣赭衣，令舂。”
[2](《汉书·外戚上·高祖吕皇后传》)虽然这里的舂米非服刑，但从髡钳后舂米来看显然是五年刑期的处罚。汉景帝时，淮南王刘长枉法行政，“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
[1](《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舂”是女子犯罪中处罚较重的一种刑罚，女性罪犯要戴上刑具，为官府舂米。江都王刘非的宫人有过错，刘非采取“或髡钳以鈆杵舂，不中程，辄掠”的手段惩治她们
[2](《汉书·景十三王·江都易王刘非传》)。
关于四岁刑和三岁刑。四岁徒刑为完刑，完为城旦舂，即不加髡钳而筑城、舂米。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
[2](《汉书·惠帝纪》)张家山汉简《具律》82号简曰：“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
[5](P145)83号简云：“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5](P146)《汉书·宣帝纪》师古注：“鬼薪白粲，皆三岁刑也。男子为鬼薪，取薪以给宗庙，女子为白粲，使择米白粲粲然。”《汉书·刑法志》云：“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亡律》158号简云：“女子已坐亡赎耐，后复亡当耐者，耐以为隶妾。”
[5](P154)
关于两岁刑和一岁刑。两岁刑为司寇作，《汉旧仪》云：“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一岁刑为“罚作复作”，其中“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到三月”
[4](《汉旧仪》卷下，P85)。因巫蛊之祸，汉宣帝被羁押在郡邸狱，廷尉监邴吉怜惜其无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徵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孟康曰：“谓弛刑徙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釱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律名为复作也。”
[2](《汉书·宣帝纪》)
汉代还有一些减免女性刑罚的规定。汉惠帝即位后，规定“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
[2](《汉书·惠帝纪》)。应劭日：“上造，爵满十六者也。……今以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血属女连，施德布惠，故事从其轻也。”将城旦舂四岁刑“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将四年刑期改为三年刑期，有减轻刑罚之意。汉文帝时，张苍等人建议：“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如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
[2](《汉书·刑法志》)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汉文帝旨在减轻刑罚，贯彻体恤百姓的思想。元始四年正月，汉平帝诏日：“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2](《汉书·平帝纪》)汉章帝建初七年九月，下诏：“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元和元年八月，下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著在所。……系囚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章和元年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系囚鬼薪、白粲已上，
减罪一等，输司寇作”。永元十一年二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竞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3](《后汉书·孝和帝纪》)上述减免刑罚的对象都是老弱和女性。
张家山汉简《具律》85、86号简有赎罪的规定：“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
[3](P146)吕后元年追尊其父为吕宣王，此条规定是对特殊群体予以优容。89号简云：“女子当磔若要(腰)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当耐者赎耐。”
[5](P146)反映了西汉前期对女子犯罪减轻处罚的规定。东汉时期仍有赎罪的规定，这从东汉皇帝所颁行的一系列诏书即可反映出来。汉明帝即位当年的十二月，下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永平十二年二月又下诏：“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人赎。”永平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3](《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汉章帝建初七年九月，下诏：“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成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元和元年八月，下诏：“亡命者赎，各有差。”章和元年九月，“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人赎”
[3](《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永元八年八月，“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人赎，各有差”
[3](《后汉书·孝和帝纪》)。赎罪法令的贯彻执行体现了东汉统治者重视人本的思想。
鉴于女性体力的特殊情况，两汉之际还出现了女子出钱而不服刑的“顾(雇)山”制度。《汉书·平帝纪》云：元始元年六月，“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对于此条，诸家解释不一，如淳日：“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应劾曰：“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日顾山也。”颜师古曰：“如说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妇人。”无论诸家何种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作为女刑徒，可以不再服刑，而是每月出三百钱雇人为其服役。颜师古认为是太皇太后的功劳，因为当时太皇太后临朝，王莽秉政的缘故。东汉初年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建武三年七月，光武帝诏日：“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东汉初年实行这一制度与光武帝鼎故革新有关。但是这一制度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时任议郎给事中的桓谭，上书陈述时政时有“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3](《后汉书·桓谭传》)。可见这一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二
女性作为社会和家庭的重要成员，凡丈夫犯法，妻子都要受株连。张家山汉简中有关株连的法律条文即反映这一点。《贼律》2号简云：“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徧)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
[5](P133)规定了战略要地的守军不坚守或投降以及谋反者，其妻子都要受株连被弃市。汉景帝前元三年十二月，襄平侯嘉之子恢说不孝，谋反并图谋杀嘉，大逆不道。汉景帝下诏：“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
[2](《汉书·景帝纪》)如淳日：“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今赦其余子不与恢说谋者，复其故爵。”汉景帝网开一面，没有严格执行汉代的株连之法。汉成帝时，定陵侯淳于长大逆不道，下狱死。朝廷又派“廷尉孔光使持节赐贵人许氏药，饮药死”
[2](《汉书·成帝纪》)。丈夫犯罪殃及妻子。汉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把持朝政，怨恨冯参之姊中山太后，乃“陷以祝诅大逆之罪”，冯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
[2](《汉书·冯奉世传附子参传》)。残酷的株连之法使许多家庭遭到毁灭。即使曹操当政时推行的“士亡法”也带有明显的株连性质。《三国志·魏书·卢毓传》云：“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当时有“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经卢毓的辩解，方才使曹操感悟。《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亦云：“旧法，军征士亡，考竞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时有鼓吹士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高柔上书使曹操改变了这一株连之法，“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当然，汉代也有一些明显关照女性的法律，并非所有罪犯的妻子都要连坐。《收律》174、175号简云：“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勿收其妻。”
[5](P156)《收律》180号简有“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有告劾未遝死，收之。匿收，与盗同法。”
[5](P157)
与株连法相连的是男子犯罪被迁往边地，妻子也要随迁。永平八年十月、永平九年三月和永平十六年九月，汉明帝三次下诏，令郡国死罪囚到度辽将军营，屯田朔方、五原、敦煌等边县，并令“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
[3](《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汉章帝在建初七年九月、元和元年八月两次下诏，“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
[3]《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汉和帝永元八年八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
[3](《后汉书·孝和帝纪》)。阳球诛灭中常侍王甫等人后，“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后来中常侍又诬陷阳球，“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
[3](《后汉书-酷吏传·阳球传》)。将妻子跟随罪犯一同迁移，一方面免除了朝廷的内忧，另一方面充实了边地的人口，有利于边地的开发。到了汉桓帝时朝廷又允许这些人从边地回归故乡。建和三年五月诏曰：“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
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人者不从此令。”
[3](《后汉书·孝桓帝纪》)。
犯罪之人的妻子有时受牵连被没入官府为奴婢。《周礼·天官》“酒人”郑玄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智以为奚，今之侍史官婢。《疏》举汉法言之。”《三国志·魏书·毛玠传》云：“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周礼·秋官》“司厉”郑玄注：“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天凤元年，王莽改私铸钱死罪的法律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人为官奴婢。”
[2](《汉书·食货志下》)《汉书·王莽传下》云：“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人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正因为王莽时期奴婢众多，才有光武帝即位后所下的八次解除奴婢的法令
[3](《后汉书．光武帝下》)。
三
在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的社会环境下，有关女性的刑罚问题有些是以封建的理念来处理的。《
太平御览》卷640《刑法部六·决狱》引《风俗通》云：“女子何侍为许远妻，侍父何阳素酗酒，从远假求，不悉如意，阳数骂詈。远谓侍：‘汝翁复骂者，吾必揣之。’侍曰：‘共作夫妇，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后，阳复骂，远遂揣之，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鲍昱决事曰：‘夫妻所以养姑者也，今婿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与凡庸，尚不迁怒，况所尊重乎?当减死论。”’因女婿不尊重丈人，使妻子也对婆母施以暴力。这种情况虽然反映了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但因为妻子的行为不符合封建的伦理道德，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结果女子被判“减死”。
妻子为了维护婆母的尊严而杀死丈夫的行为则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礼记·檀弓下》“正义”郑玄注：“《异义》云：‘妻甲夫乙欧母，甲见乙欧母而杀乙。《公羊》说甲为姑讨夫，犹武王为天诛纣。’郑驳之云：‘乙虽不孝，但欧之耳，杀之太甚。凡在宫者，未得杀之，杀之者，士官也。’如郑此言，欧母，妻不得杀之；若其杀母，妻得杀之。”丈夫殴打母亲被妻子杀死，因而在朝廷引起争论，郑玄认为，丈夫殴打母亲，妻子不能将其杀之；如果丈夫杀死母亲，妻子可以将丈夫杀死，且妻子因而无罪。张家山汉简《贼律》38号简规定：“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殴)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免除及赎。”
[5](P139)36号、37号简云：“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听。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
[5](P139)其精神与上述事例一致。但是对于妻子无辜殴打丈夫、骂詈父母则要被处以相应的刑罚，《贼律》33号简云：“妻殴夫，耐为隶妾。”
[5](P139)40号简云：“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
[5](P140)规定了对长辈无礼的严厉处罚。
正因为汉代以孝治天下，所以，地节四年五月，汉宣帝诏日：“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2](《汉书·宣帝纪》)即儿子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的罪行都不算犯罪。反之，妻子如果告发婆母，则要被治罪。《告律》133号简云：“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
[5](P151)就是说妻子告发“威公”(婆母)则要被弃市。妻子告发丈夫也要被治罪。《收律》176、177号简云：“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毋夫，及为人偏妻，为户若别居不同数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内孙母为夫收。”
[5](P157)
妻子在丈夫死后未葬而改嫁，则要被治罪。《
太平御览》卷640《刑法部六·决狱》引董仲舒《春秋决狱》云：“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
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剌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这里妻子是在丈夫被淹死无法行葬礼，又在母亲的主持下而改嫁的，且没有子嗣，所以董仲舒认为不应当治罪。如果丈夫死后未葬而私下改嫁，则要被判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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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8—15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