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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个阴晦的星期天早晨，从文在简陋的寓所里接待了一个儿时的伙伴。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李开运，现在叫李全。他的不期而至让从文显得不知所措，毕竟已经有多年没有联系了。如果不是额头上那道月牙形的刀疤，从文还真难断定面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就是从前那个爱流鼻涕的同桌。李全告诉从文，自己目前在南方开了一家经营建材的公司，并爽快地问从文有没有兴趣跟过去一块干?李全甚至还当场承诺，愿意支付从文十万的年薪和百分之十五的干股。从文慌张地戴上眼镜，只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他毫无准备。对于在机关当副主任科员的从文来讲，这自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几乎就是一夜暴富。可他最终还是谢绝了对方这个过于潦草的建议，他说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也不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坚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李全也没有多劝。人各有志，李全说，我不勉强你。等你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说着就给了从文一张印制考究的名片。李全没有说明，他此番来这个城市的真正意图，但给从文的感觉，好像就是专门为动员自己而来。这让他很有些感动和不安，同时私下计算着这笔意外的接待开支。事实上，李全在从文这里住了三天，没有花从文一分钱。这三天里他都是早出晚归，独自行动，晚上带回一些打包的卤莱和整箱的听装啤酒，和从文起劲地聊天，聊一些儿时的鸡鸣狗盗的破事。
       第四天早上，从文还在睡梦中，李全碰醒了他，说自己今天要走了，公司里有点急事。
       说着，李全把二个一尺见方的小包裹放到了从文面前，说临时寄存一下，等下次来了再带走。从文点点头，本想起来叫一辆的士送李全到机场，但是后者已经迈出门了。从文要做的，便是把那个小包裹放进柜子里。
       从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以前的李开运、现在的李全，竟是一走了之。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竟然连个电话也没来。在从文看来，李全的这次造访好像真的就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了。
       二○○○年五月，从文在一个黄昏里再次想到了李全。准确地说，是想到了几个月前李全临时寄存的那个小包裹。这天晚上，从文要出席十个同事的婚礼，所以提前下班回家，洗完澡，在柜子里翻衣服时，无意中瞥见了那只放在一角的小包裹。他就把它端出来，第一回觉得这个东西的分量，然后就引起了好奇心。他想这么一个小东西，李全居然还要寄存，可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他闻了闻，没有气味，又晃了晃，也听不到声响。但他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李全为什么不愿意带着它上飞机呢?还是不敢?这样一想，他心里便咯噔了一声。他怀疑这里面有可能是毒品。李全在叫李开运的时候，就是一个容易闯祸的家伙，他曾经用一根皮带抽趴下了三个人，但也挨了人家一刀(留下了那道月亮形的刀疤)。这些年李全去了南方，据说混得不错，看上去也确实不错，衣冠楚楚，出手阔绰。但从电视上见到的那些玩命贩毒的，基本上都是这般模样的人。从文带着这点心思出门了，琢磨了一路。在之后那个显得过分排场的宴席上，他硬是回忆不起来，自己吃了点什么，居然嘴里这么苦。
       人的好奇心是很难制服的。那只摆在眼前的小包裹使这个夜晚变得十分漫长。从文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小便也变得频繁，后半夜他想想还是起来了，然后就从抽屉里找出了剪刀。揭开外面的一层报纸，里面露出了一只硬纸盒，上面用透明胶带封着口，封得很整齐。从文小心地拆开，里面又是一个纸盒，还是用透明胶带封口。于是再拆开，里面还是一个纸盒，还是用透明胶带封口。如此反复三次，盒子越来越小，从文的心却越跳越快，等彻底打开之后，从文的心几乎就要跳出了胸膛——
       里面是一把锃亮的手枪。
       从文惊吓得往后一退，似乎那把枪已经发射了，把他击中。
       果真是枪啊，他内心这么感叹着。怪不得李全那小子不敢带着它上飞机呢!等这阵惊吓过去之后，他渐渐平静了，他像研究一个模型似的伏在这把枪边上，几次都想用手去碰碰。从文从小到大没有碰过真正的枪支，甚至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审视过一把手枪。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文从好奇转为惊吓，再由惊吓转为意外的满足。毕竟，枪这种东西不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这个晚上，从文最后的动作，是把这支枪握在了手里。那一刻，他竟感到十分惬意了。
       第二天从文一觉睡醒，睁眼就看见那把钢蓝色的枪，在阳光中神气十足。他又伸手拿过来，握在手里，觉得手感特别好。握枪的动作不止一次地唤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英雄梦想。他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从文当天就上书店淘了一本关于枪械兵器的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知道，他拥有(或者暂时拥有)的这把手枪属于六四制式手枪，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司令朱德六十四岁诞辰而命名的。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小巧，五十米之内可以防身，三十米之内极具杀伤力。从文还按照书中的图谱，学着慢慢把枪分解，当他用右手向后拉住套筒时，一枚闪亮的子弹跳出了枪膛。子弹的意外出现让从文再次受到了惊吓。如果没有子弹，这把枪如同一个玩具，可有了子弹也许就成为凶器了。
       他不能不为此担心。
       上班的时候，从文去机关资料室查看了《刑法》。
       《刑法》第128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文意识到如果不及时交出这把枪，那就已经构成了犯罪。但是他又想，私藏不应该是他这个样子。首先，所藏枪支理应是属于自己的，而他的枪是李全寄存的；其次，事先他并不知道李全寄存的这个小包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可以把那几个盒子重新封起来。
       于是从文就想把包裹恢复原样。这时候，问题来了。用透明胶带封门的盒子，每拆一次，胶带都粘上了表面的纸屑。现在要想恢复原样，几乎就是不可能。那么，即使有一天警方查清了这支枪的主人，从文也逃脱不了干系——你既然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为什么不报案呢?为什么?从文解释不了。他想，还是尽快报案吧。枪械属于国家管制的物品，也是容易惹是生非的东西，还是离自己远点的好。从文很快拿起了电话，准备拨110。但是拨了11，他又把电话挂了。他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如果警方顺藤摸瓜去找李全，怎么办?这等于他把李全出卖了。李全拥有这支枪，但未必就拿这枪去作案。他或许像南方那些老板一样，从广西、云南那边弄支枪回来防身壮胆呢?从文打小就看不起告密者，何况现在还是这种没有利益关系的告密。还有，假使有一天，李全从天而降，来取这个包裹，怎么办?能说交给警方了吗?即使没交，拆开看了都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敢于私藏枪支的人有什么干不出来呢?
       从文的脑子一下就乱了。他决定还是先给李全打电话，可是李全名片上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李全是不是已经“进去”？还是出境在逃?要不就是已经死了?有一天后半夜，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李全向他讨这把枪来了，伸过来的手特别大。他当时吓得连尿都出来了。醒来之后，他把枪又拿在了手里，最后放到枕头下面——他觉得这个举动很像一个大人物的作派。奇怪的是，自从这把枪放在枕头下面，噩梦便彻底远离了他。
       枪最终没有交出去。时间很快就到了夏天。从文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枪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握着，比划着，对一个虚拟的目标瞄准着。有一天他突然萌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念头：何不找机会把这枪打响一回呢?这样想着，他就兴奋起来，迅速做出了决定。这个星期天，骑自行车到郊外的山坡上，对着一面池塘把枪打响。他为这种安排激动不已，晚上喝了点酒。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快乐的喝酒了。从文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长相又有点窝囊，这些年因为和局长的关系紧张也影响了仕途，至今还是一个副主任科员，所以他没有名片。一个小公务员是不需要名片的。他的一些同学如今混得都不错。在机关的，有的已经升到了副厅长；在大学里的，有的已经当上了正教授；还有成为知名作家的，出国访问学者的，做起人老板的，等等。总之，他属于混得最不得志的一类。这种晦气也集中反映在爱情婚姻上，有的同学已经离过两次婚了，他却刚刚获得一次正式的恋爱。
       从后面的情况看，倘若不是因为爱情，落在从文手里的这把枪或许就另有安排。
       第二天黎明，正当从文要去郊外进行实弹射击的的候，他接到了女朋友小惠的电话，说她中午要来省城。小惠是一个小学教师，和从文是老乡。他们的恋爱开始于一年前，但实际上半个月就同居了。小惠是来省城看一个展览的，从文去车站接她，一路好高兴。可是等来到自家的门口，从文忽然想起来，那把枪还压在枕头下面。他顿时就慌了，开门的钥匙拿错了两回。他的慌乱与笨拙引起了小惠的注意。小惠说，你怎么了?好像不是进你自己家似的。从文腼腆地笑着，说，你来了，我好激动。等一进家，他就装着铺床，小惠以为从文迫不及待想寻欢，显得有些羞涩，说你这人，一关门就急着铺床。从文红着脸说，那是啊，小别胜新婚嘛。小惠说，什么新婚啊，我可没说要嫁你呢，看你混得熊样。说着，就坐到马桶上去了，门却没有关严。趁着这工夫，从文用枕巾把枪一裹，从卧室拿到客厅，塞到了沙发底下。
       小惠说，你在藏什么东西吧?
       从文说，没有啊……我在收拾呢，太乱了
       小惠说，不对。每次收拾房间都是我的事，你肯定在藏什么东西。
       从文说，人是会变的嘛，我现在勤快多了。
       小惠边系裤子边说，放屁，你肯定在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哪个女人的短裤落下了？
       从文差点想哭了，说，你真冤枉死我了，不信，你搜查好了……
       小惠没有搜查，但是也没有和从文上床。显然，从文的解释是不能令她满意的。于是女人带着一股子怒气断然离开了这间屋子。
       小惠走后，从文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从文一个人走在城郊的马路上，想着白天里发生的事，心里特别委屈。他不能埋怨小惠，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都觉得当时藏枪的动作十分可疑。小惠说得不错，那确实是见不得人的。可是他却没有理由向自己的女人解释，女人也不肯给他这个机会，说走就走，一走了之，就和那个该死的李全一样。他恨死了这个从前的李开运，平白无故地把他坑了。可是，这事最要怪的还是自己，谁叫你那么好奇呢?如果不打开盒子——那个典型的中国盒子，不就太平了吗?
       这时身后有人喊了他。
       从文回头一看，从路边林子里走出了一个比他高半头的男人，一脸的横肉，目光却锐利得像一把刀子。那人直截了当地对从文说，哥们，手机给我用一下，我有急事。
       从文觉得来者不善，没敢搭理，想尽快走自己的路。但是前面又出现了一个男人，戴着摩托车头盔，拦住了去路。
       分明遇上拦路打劫的了。从文只好老实地把手机交出去。后面跟上来的横肉二话没说，拿着手机就走了。前面那个头盔，示意从文把双手举起来，搜走了他身上仅有的二百三十一块钱。从文说，哥们，你总要给我留下一张“的费”吧?头盔就抽出了一张十元的，扔在了地上。从文拾起这张纸币，已经不知道惊吓了，这个瞬间他有的全是后悔，后悔今晚没有把那支枪别在腰上。他想，如果刚才出其不意地掏出枪来，指着那高个子横肉，那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家伙还敢这么横这么抢吗?另一个头盔敢不发动摩托跑吗?他想起有一次出差去北京，到首都剧场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老舍话剧《茶馆》，别的差不多忘了，但有一句台词此刻却格外清晰地蹦了出来——“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
       此后，每回只要是夜间出门，从文就偷偷把那支枪别在了腰上。不久，秋天来了，从文买了一件深蓝色的挺括的风衣，又换了一副好点的墨镜，还自己设计缝制了一个帆布枪套，斜挎在腋下。这一年是他们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四面八方的同学都来了，有的还开着小车。从文自然也出席了。大家一见从文，都说从文的样子比以前酷多了。一个当作家的女同学认为，从文的主要变化还不在外表，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了一种男人的洒脱与豪迈，这是难以置信的变化。无论这种言辞是否带有夸张的成分，从文都感到幸福。在这次聚会上，从文自始至终没打怎么说话，也没有怎么喝酒，只是挨个到每个同学那里坐坐。大家先是集体聚餐，然后分小组活动。从文那个小组，后来在班长的带领下去唱卡拉 OK。班长如今是一个县级市的市长，所以一进来就宣布，今晚把这个酒店的多动能厅包了。班长说，大家尽兴吧!于是几个爱唱的女同学就抢先拿过了话筒，轮番唱起了当年流行的一些老曲子。从文觉得这些曲子一个共同点就是感伤，听得眼睛都湿了。
       
       忽然音乐停了，大家看见一个魁梧的男人把插头拔了。后来知道是隔隔几个打麻将的嫌吵，就过来干预了。这男人说，你们唱够了没有啊?够能闹的了，闹得我手气好背!这一说，同学们都不响了。那个当作家的女同学说，算了，大家散了吧。大家似乎也都默认了。这时，黑暗中一个方向传出了从文的声音：接着唱!这场子是我们花钱租的，谁还敢霸着不成?
       从文的话引得人家紧张起来。大家意识到会有事情发生。果然，那魁梧的男人就直奔从文那边去了，一路说着，哟喝，你小子好狂啊!
       从文继续埋在阴影里说，本来嘛。
       班长上前劝说了，从文，你少说几句。
       班长又把香烟递到那人面前，赔着笑脸说，先生，我们这位同学今天喝多了……
       突然，只听得一声玻璃爆碎的脆响，穿风衣的从文走出了阴影，大声说：我根本就没有喝多!
       然后他就跟着那人去了麻将室。几个女同学都想哭了，当作家的那个摇着班长的衣袖说：赶快报警吧!
       班长也紧张得不知所措，这里毕竟不是他的地盘。
       但是很快，从文已经从隔壁的麻将室出来了。他的表情十分从容，没有大家期待中的血迹，唯一的变化是把那件深蓝色的风衣挽在手臂上。陪着他的还是刚才那个男人，这回却换上了笑脸。那人对大家拱拱手说：大家请随便唱，今晚的单，我买了!
       情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但大家至今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大家只是私下感叹，一个副主任科员怎么就那么容易把事情摆平了?
       从文陪着这支枪默默度过了三年。这把枪让他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苦头，却也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他想枪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能让一个自卑的人变得骄傲，也能让一个懦弱的人变得勇敢，还能让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变得大大咧咧。从文每天回家都要背着枪在镜子面前站上会儿，他以欣赏的目光看着镜子里的男人，时常出其不意地把枪掏出来，做出射击的姿态。他还像香港动作片里那样，把枪拿在手上很艺术地转动着。有时候，他把镜子里面的人想象成各式各样的嘴脸，然后用枪指着他们说：怎么样？有种的上前一步?你小子怎么不横了?你他妈的还敢压制老子吗?你有什么屁话就跟这把枪说吧!你问问我这把枪答不答应……
       这样的时候他才体会到什么是热血沸腾。
       他想佩带着这把枪，去县城把小惠接回来。然后陪她走一段夜路，最好能遇见一宗拦路抢劫的事情，那么他就有理由把这支枪打响了。他想过要用这把枪蒙面去抢局长的家，用枪指着那颗秃头，逼他打开保险柜，他相信里面有很多钱。而且已经考虑了，把即将抢来的钱一半用于结婚，一半捐给“希望工程”。他甚至想过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杀回老家去，用这把枪去干掉当年的村长，这家伙曾经调戏过他的虹姐姐。
       我得把这把枪打响一回。他总是这样对自己说。
       二○○二年十月一个下雨的黄昏，从文正在检修卫生间天花板上一根漏水的管子，站在一个高凳子上。屋子里散发着无限的霉气让他心烦意乱。这时，他感觉有人在拍他的腿，低头一看，脚边下有一个理着板寸的男人，竟是失踪几年的李全。和几年前相比，从文不再感到意外了。相反，他在这一刻异常地镇静，对李全说，李开运，你终于还是来了。你是来拿你的东西的吗?
       李全含糊地点了点头。
       于是从文就像占姆士·邦德那样从腋下把那把枪迅速拔出，往下一点，对着李全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枪像受潮的爆竹那样响了，李全如同一根木头那样往后倒了下去，不到两分钟就咽了气。从文看着李全扭曲的脸，觉得刚刚被自己打死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像是李全，脸上一点自负的痕迹都没有了。有点可惜的是，子弹的入点打碎了李全额头上那块月亮形的刀疤。他拿起一块硬纸板，盖住了那张还在往外冒血的脸。
       然后，从文带着这支枪去了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当警官质问他作案动机时，从文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交出去的那把枪说：
       我只想把它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