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不少有意义的共同关心的话语成为中西方思想界几乎同步思考的问题。文章从女性艺术的精神生态、中西方文化的话语资源和生态女性文化批评的文化理念建构三个方面切入问题的实质，强调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命运，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可的今天，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
关键词：全球化；女性艺术；生态文化；女性主义；批评话语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4－0093－03
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使得全球化时代的生态文化批评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一文化现象中人们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的失衡，而且更关注精神生态的失衡。“处于被人类弄得百孔千疮而又危及人类生存的大自然中，文学批评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眼见在跨国霸权横行之下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濒临绝境，文学批评怎么能够麻木不仁?面对一个个被物质欲望折磨得烦恼、沉沦、异化、孤独而无家可归的性灵，文学批评怎么能够视若罔闻?”近年来，一批男性批评家不辱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接连发表绿色宣言和生态文学评论，显露出持续发展的声势。一直在争夺话语权的女性艺术家和女性批评家，应该怎么办?还能够躲进“小楼”，置之世外而无动于衷吗?
因此，面对当前人类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面对当前女性艺术的现状，不得不探讨中国女性艺术的未来走向以及女性批评的价值担当，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中国女性艺术怎样才能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又不偏颇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小女人的世界；如何在女权主义浪潮之后，重新清理女性艺术家和批评家薄弱的“生态意识”，对艺术家的“精神生态”加以更多的关注；如何即能体现女性意识，又能担当社会责任；以及在新的世纪，如何整合中西方文化发出东方女性的声音。这些问题值得学界深思。
一、顺应时代潮流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
当时代的脚步跨入21世纪，当我们回顾新时期以来女性艺术发展的历程时，不难发现，女性艺术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绩。在文学领域中，张洁的“方舟”意识，张辛欣的“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呼声，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的强音，张欣的“爱又如何”的叹息，林白的“个人化”的写作姿态，都为女性文学留下了历史的脚印。但当我们着眼于发展，在首肯女性艺术实绩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20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已陷入误区。书法沦落为一种“画的艺术”，文学沦落为“写的艺术”，而舞蹈也沦落为“跳的艺术”。“行为书法”、“下半身写作”、“裸舞”等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了。
大体上说，女性艺术创作出现了一些文化症候和误区。
误区一：女性艺术与男性话语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女性艺术创作中，总是放逐男性，拒绝男性在场，即使在场，所塑造的两性形象也是趋于对立的两极，且体现着“女尊男卑”的女权意识。但是如果女性主义只是将男女两性在男权文化秩序中角色进行置换，将女性置于中心地位，同样也会导致另一种“强权话语”。这种狭隘的女性立场无助于对人性的超性别思考。 误区二：女性艺术似乎成为展示女性隐私的平台。过分展示和描绘女性的生理隐私和性隐私，把女性解放等同于身体解放，实际上是将女性解放和性解放混同，这也是有悖于女性所追求的“平等”和“解放”理念的。也正如阎纯德所说：“我认为那种淡化和疏离‘政治’、‘拒绝崇高’、‘私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而独尊的倡导是一个死胡同，有害于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在探讨女性艺术的出路时，如果女性批评家不能跳出女性视野来反思女性艺术，如果仍然只是过分地关注女性作为性别差异的本体感，诸如身体特征、生命感性、肉身存在等，就逃逸不了自我身份丧失的境地，这既得不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又不能在一个新平台上引起深刻的对话，更解决不了女性艺术精神出路问题。因此，如何摆脱局限，如何在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从而提升女性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是女性文化批评工作者应该远视的前景。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人类要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生态和谐、人态和谐及心态和谐”。回归和谐应该成为当下女性艺术主题嬗变的主流，成为女性文学中两性关系描写的主旋律。女性批评者应使女性艺术家们在进行个体生命言说时多一些理性思考，使女性艺术家们在创作时解除男女两性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使男女两性走向平等共存、和谐发展，并在女性作品中留下表达爱意、温暖、悲悯和希望的人类情怀，从而创作出有精神重量与高贵灵魂的生态女性作品，这是女性批评者和创作者共同担当的价值重建任务。而要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女性批评者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建构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生态女性文化批评。
二、生态女性文化批评建构的思想资源
新世纪中国生态女性文化批评，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基本具备——既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引进，又有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思想资源可以挖掘，从而形成学派建立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资源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观念层次上分析妇女和自然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要解放妇女和自然，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观念结构”。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在其《生态女性哲学》(2000)一书中归结出“统治的逻辑”：“即这样一种……思维，它解释并维护了‘劣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服从，它还为这种现象争辩，以证明它是合理的。”她相信只有把“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动摇“由二元思维、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三个支点搭建的父权制堡垒”，才能实现自然和女性的真正自由。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压迫的精神文化根源，把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麦钱特在《自然之死：女人、生态学和科技革命》中指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象征着自然界暴力的女巫唤来风暴，……这混乱无序的女人，就象混沌的自然，必须被征服。”文中进一步指出，理性时代以前将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的想法，使得人类认为挖掘大地的行为就如同谋杀自己的母亲，因而不愿任意破坏自然。但到了理性时代，因科学家证明大地不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人们便开始肆意侵占破坏。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社会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都是理性时代文化试图超越女性化的企图造成的。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双重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在《生态女性主义》(1993)一书中，范达娜·希瓦和德国学者迈斯反思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生态环境和妇女的剥削，对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的
发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妇女和自然的生殖能力的剥夺，其本质都是父权制的。”并进一步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一种新的人类学，这种宇宙观和人类学承认在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合作、相互照料和用爱来维护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视自己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
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哲学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哲学，它志在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并以本体论哲学的姿态批判传统哲学的父权制世界观，而它所包含和体现的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的价值体系，为女性艺术家和批评家们认知、表现和关照社会生活、世俗人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准则。
(二)博大精深的本土生态话语资源
其一，生态哲学思想。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产生了朴素的辩证自然观，这就是“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这种有机自然观在《
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
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这种天、地、人一体的有机自然观渗透到了后世各种哲学思想当中。道家崇尚自然，超越世俗功利，主张返朴归真，向往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是一种自然生态观。儒家思想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世界观，是一种重视现世，积极人世，强调社会有序性的学说。
其二，生态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生态意识，中国文化重生、贵和富有诗意。所谓重生，就是指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这就是说，既然天人合一，人我一体，人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亦应推己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贵和，以和为贵，不仅注重人伦和谐，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里的“和”，也就是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生命化成为的“和合”文化。管子、墨子、荀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这种“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其三，生态经济思想。在“天一地一人”一体的有机自然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许多精彩的生态经济思想。春秋时候，《管子·八观》提出：“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结果将“闭货之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明清之际的学者孙兰甚至提出了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思想。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破坏了万物的协和，则“鲜不为患”。
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话语资源，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瑰宝，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整理和辨析。在当前生态女性文化批评构建之时，不失时机地开发本土资源激活中国生态话语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态女性文化批评的理念建构
进入后现代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以后，西方的现代话语中心之一和男权中心已经受到了中西思想家的质疑批评，一个更为健康和平等，更富有人性和对精神生活拓展更有兴趣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从这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是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兴起的世纪，更是人类对自己文化身份和灵肉关系更为清醒地加以区分和重塑身份认同的时代。然而，中国女性艺术家、女性批评家的“生态意识”却还很薄弱。一些女性主义的批评家仍在倡导属于女性的个人化创作。这种“私人化”创作，其思维模式仍是男权制二元思维的模式，不过是试图用“女权”代替“男权”而已。因此，在新的世纪，女性艺术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摆脱男权制的统治原则，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提倡一种女性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将改变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
(一)重新建立女性原则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都是由一种共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在沃伦看来，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两者之所以成为对自然和女性统治的重要原因，乃是由于它们被纳入了某种压迫性的观念构架之中。这种统治逻辑是一种用来证明统治和征服关系的合理性的论据结构，沃伦认为，正是这样一种统治的逻辑构架，证明了男人对女人、人类对自然、“文明的”西方对“未开化的”落后民族的征服、统治和掠夺的合理性。所以，女性文化批评要改变女性现在的生存状态，改变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就必须打破这种压迫性的“观念结构”，用有生命力的女性的有机论世界观代替理性的男性的机械论的世界观，重新发现女性价值，重新肯定以尊重、同情、关爱等为主导原则的“阴性”文化，重新建构女性原则。
(二)重新发现女性价值
要重新建构女性的原则，就必须重新发现女性价值，重新恢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敬重，重新树立对大地女神盖娅的信仰，重新构造“母亲的形象”。在《与盖亚的对话》一书中，普鲁姆伍德实际上是利用父权制文化中大地女神的概念，为她赋予一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解释，使其能够在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大地之母”的理论可以制止人们侵害自然，新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应该在作品中对女性身上蕴含的母性关怀精神进行渲染，赞美自然的生命力，赞美女性，母性的生育、抚慰与爱好和平的特质，重构“母亲形象”。
(三)大力倡导“生态精神”
生态精神是一种批判反思精神。它是对西方现代性利弊得失的批判反思，它是对当前女性艺术创作现状的反思，它是对以前经典文本的反思，它是对艺术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尤其是对“他性”的艺术创作模式的反思。自人文主义传统以来，艺术的中心是人，而且主要是男人。男人占据着支配世界的权力宝座，并且在那些以建立历史功业为题材的史诗里担任主角，而女性不过是个配角，自然似乎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场所和背景。自然和女人在这里都已经被“他者”化。女性艺术要恢复女人和自然的地位，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就必须反思把女人和自然“他性”化的创作模式。
生态精神是一种忧患意识。它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深切忧患。贝特在《大地之歌》里富于感召力地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贝特不仅揭示了生态批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他向批评家发出了呼吁，批评家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直面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
生态精神是一种家园意识。它是对于人类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真诚眷恋和祈愿。女性艺术如果在面对爱情失落、婚姻变异、家庭解体这类问题时，只能随俗浮沉地去作各种角色的转换，而没有超越个人的感伤为女性生存困境寻求解脱做出努力。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女性艺术的精神危机。女性艺术家完全有责任在揭示出这困境和无奈的同时，也构建出走出无奈的路径，这路径就是去创造一个生机盎然的安放灵魂的精神百花园，一种诗意的家园。其实，以纵深的眼光来看，不管社会形态如何改变，历史怎样运行，人们总还是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来安放灵魂，放飞梦想，总还是离不开对于诗性生活的体悟和追求的。
责任编辑 谭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