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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恭城新农村建设利用本土兴业，种养致富，使经济具有生态性、节能性、友好性、永续性，是对传统农业的创新。它构建了一种城乡融合和农工互补的农村城市化类型，其路径选择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广西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恭城模式；农村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4－0055－03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力推行“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到“养殖—沼气—种植—加工—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成功之路。其路径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和发展趋势，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态和谐，经济循环节约，环境清洁友好的科学发展、协调共生特征，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发展：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恭城是一个不沿海、不沿边、不沿国道的偏远山区，它从广西48个“老、少、边、山、穷”贫困县之一的后发地区一跃成为农业经济多项指标名列广西前茅并闻名全国的生态农业示范县，其以“富裕生态家园”建设为目标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广为报道。恭城的成功经验，不仅得到上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的肯定，更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与欢迎。其实现富裕的过程，不仅简便易行，而且无损环境，不耗资源。尤其成功之处在于，恭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是立足于恭城现有自然环境、社会现状、经济基础、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与沿海地区以及城市近郊地区通过农村工业化和非农方式城市化转变农村环境与农民身份，进而使其享受城市文明成果的方式不同，恭城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是在现有的土地资源、现有劳动工具以及现有劳动要素、现有劳动力知识结构等原有生产条件不变的基点上，凭借农民自身的努力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创造的新型农业奇迹。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同时，恭城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还是与当地农民现有生产组织结构、农业科技能力相适应的产物。纵观恭城生态农业发展链条的各个环节以及考察该县众多远离城市的富裕新村建设，其发展过程均体现了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品牌效应、市场化运作以及伴有农业技术输出等诸多时代特征。因此，恭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种以农富农、以农兴农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它与以城镇化、工业化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路径有着重大区别。这种区别的意义表明：恭城生态农业模式的路径选择更适合于中西部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也更适合于中西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二、生活富裕：政府公共投入不多，经济社会发展总成本较低
       当今的恭城农村，农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在桂北诸县中居于前列。农民靠种养致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现在，恭城农村由农民自建的新房随处可见，公路路网村村相通，电话电讯已覆盖到边远地区。其中生态农业开发较早的黄岭、社山、红岩、横山、大岭山、杨梅垒等村屯，还出现了拥有别墅、轿车及高档电器的新型农家。因此，恭城的生态乡村旅游也随之兴起，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外地游客来此观光旅游，也招徕了包括全国著名企业北京“汇源”以及大连“汇坤”、“联发”等果汁果品加工厂家前来办厂。这就进一步激活了恭城的生态经济，扩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促进了恭城农村的富庶安康。
       恭城生态经济给当地农村创造财富，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等成就的取得，一直是在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恭城历届党委、政府的坚持倡导下实现的。作为当地政府，他们不仅尽了引导之责，还要设法倾其扶助之力。尽管如此，由于政府的财力限制，政府对于帮扶农业的公共投入显然是有限的。总成本也是较低的。
       首先，在推广沼气之初，政府对农户修建每座沼气池只是给予为数不多的几包水泥和200元左右的补助，这些投人相对于国家经常性的对贫困户发放的生活补贴和困难救助来说，不仅是一次性的，而且数量也是不多的。
       其次，恭城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各部门及城镇有关单位大力扶持下进行的。恭城所采取的扶持办法通常是，县里每年确定3至5个新村建设点，每个新村指定10个左右新村建设后援单位。指定单位出资2万元负责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村民出工出劳按规划进行统一施工。在此过程中，新农村建设一般遵循三个原则进行：一是新农村建设必须是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二是新村道路的硬化及必要公共设施的增设由政府指定的后援单位分别包干完成，各负其责，每年支援3至5个村屯，量力而行；三是各农户建房必须按新村规划进行，坚持创新，不贪多求快，不搞形式主义。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恭城的新农村建设将政府资助分散到各单位承担，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反哺农业、支援农村、扶持农民的有关问题，找到了一条快捷、经济的有效途径，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也减轻了县级财政的负担。
       再次，恭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新村建设，资金投入采取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和社会帮扶一点的方式筹集。农户、政府、社会各自出资比例大致为70％:15％:15％。这种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新农村建设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恭城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和资助成本，就政府投入而言，是比较低的。
       三、环境和谐：人才素质、智力提升与文化教育兴盛并举，民主管理进程同步推进
       “三位一体”生态农业的推行，不仅促进了有机农产品品质的提升，而且改变了恭城农村千百年来打柴烧草的传统生活定势。大规模的植树种果，绿化了田园山川，种果形成的绿色经济避免了工业化开发的环境损害。目前，恭城县域森林覆盖、植被保护和水土保持均呈现良性循环的态势。据统计，恭城的森林覆盖率已从1994年的70.8％提高到现今的77％。此外，由于恭城的新农村建设是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由政府主导，专家论证，规划、设计、环保、旅游等专门机构把关、实施的系统工程，因此，较好地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新村建设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山水原始风貌，突出了乡村的绿水青山、小桥流水等地方特色及民族风格，还兼顾农村改水、改路、改房、改厨、改厕，以及文化、体育、卫生等多项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升级，因而显示了新村建设的人文内涵及新村环境的高质量和高标准。
       与此同时，由于恭城生态经济是立足本土的乡土经济，不离土不离乡便能发家致富，因此，当地农村青壮劳动力很少有外出打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留住了乡土人才，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队伍。有关人士指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并不在于资金短缺，最难的是没有乡土人才。而恭城的沼气开发和果树种植均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没有一支稳定的业务过硬的科技人才队伍是难以推行的。但是，恭城自发展生态农业以来，
       通过各种方式在农村中培训本土农技人才，目前，已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沼气池建设的专门技术能手和水果种植、经销专业户。这些人不仅在本地大展身手，成为发展恭城生态农业的骨干和支柱，还曾被贺州、来宾、百色、南宁以及湖南、广东等外省区请去当技术指导。这种状况改变了恭城农村长期封闭的文化观念和传统意识，人们从实践中直接看到了文化知识的价值及科学技术的力量。因此，在恭城广大农村、人们对掌握知识、学习文化、投资教育格外重视。由此也促使广大农民形成了尊师重教及尽力送子女读书的良好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主导下，恭城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恭城是一个总人口仅有28万的边远的民族自治县，但该县的恭城中学却是桂林市较早获得“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称号的学校。在这里，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恭城村村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许多山沟里的孩子，已经从恭城走出山门，跨越国门，走向世界。
       恭城生态经济的发展，除了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还体现在农村民主意识的成长、民主管理的深化以及文明乡风的培育上。据报导，恭城自2005年至今，全县所有行政村“两委”班子成员均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法规的要求实现了“公推直选”。广大群众根据干部德能兼备的原则，直接在本乡本村推荐并选举村支书或村委主任。采取这种方式，全县选出的由致富能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的已占65％，由致富能手担任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已占村委班子总数的71％。在全县117个行政村中，已有96个实行了民主管理。在这里，人们生活安定，经济富足，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四、本土兴业：种养致富。社会关系和家庭结构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
       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劳务输出和减少农民数量被视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使农村快速致富的脱贫良方。于是，人们便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人们也看到，在进城务工农民向家乡汇回一些打工收入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和弊端也随之显现。那就是：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向外转移，农村急需的人才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也大量流失，这就造成农村科技推广及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的缺失和断层，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大量的农民进城，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务工和得到可观收入的。因进城务工遇阻滞留城市而落人传销陷阱甚至沦为城郊“流民”，给城市治安增添压力的“流浪一族”也不在少数。再加上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因亲情疏离和亲情呵护缺乏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和安全保障问题，进城务工农民工与其留守农村妻子或丈夫的情感藉慰、夫妻生活失落所导致的情变婚变等一系列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如何化解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消除日益突出的相关问题，已成为各地政府和社会学家极其关注的重大课题。而恭城新农村建设所创设的发展模式，较好地避免了农村富余人员向城镇迁移的诸多社会难题，极大地减少了相关发展模式的外部性影响，促进了和谐乡风的形成。因此，恭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就其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的视域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其一，恭城本土兴业、种养致富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减低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和人口空间转移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路径选择具有广普的社会学意义，因而显示出广泛良好的社会效应。
       其二，恭城新农村建设模式利用自身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在本土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创新生产环节，优化生产过程，激活市场流通，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培育乡村农家旅游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创立了乡村地区本土城市化的新的形态和动力机制，具有藏富于民、自力更生的特征，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学意义和明显的经济效应。
       其三，恭城新农村建设模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资源能耗，保护了生态环境，降低了生态成本，促进了资源的循环与再生．实现了农产品的绿色、无公害化清洁生产，因而恭城经济的生态性、循环性、节能性、友好性、永续性特征十分明显，它是当今时代由农民自身实现的对传统农业的一种创新，也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光大，彰显了较深的人文意蕴和时代精神，具有较显著的生态学意义和生态效应。
       其四，恭城新农村建设在城乡关系方面构建了一种城乡融合和农工互补的农村城市化类型。它是一种随着社会变迁，农业生产活动日益多元化、商品化、外资输入增长，基础设施改善特别是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使得城市农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城乡的传统差别逐渐模糊，在地域组织和空间结构上出现农业活动和非农活动并存的地域发展类型；是一种非城非乡、城乡兼有的城乡融合、农工混合的经济成长地带；是中西部后发地区农村出现的一种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直接结合的本土城市化过程。这种过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范例，其路径选择与实践探索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