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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转型，社会意识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乃至更为复杂的变化：社会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要力求社会和谐发展，主导意识应该、必须且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协调性、导向性作用。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意识；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2-0046-03
       1978年以来，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转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步履，社会意识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乃至更为复杂的变化，表现出以往社会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新的特点。本文试就这些特点作出贴近历史的描述和理性的分析，旨在揭示其发生的内在规律及发展态势。
       一、历史视镜：社会意识变化的社会平台
       社会意识的变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意识统一归就于社会主导意识，即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尽管这一“社会主义”意识中有着极其浓厚的阶级意识的特征，但在现实社会中，阶级鸿沟并未在经济结构及利益层面得以充分体现，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恐怕也仅仅是出于某些人的假想和一厢情愿。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意识具有高度的一统性，这种高度的一统性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与单一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分不开，与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传统分不开，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隔绝分不开，特别是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共产主义的急于冒进分不开。
       如果将对极“左”路线体制的彻底否定和清算的1979年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肇始，那么这时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心理体验来说，这是一次由世界中心的想象向无名处的滑落。随着中国对外窗户的逐渐打开，中国人接触了世界，在与资本主义的会际中，中国人陡然流露出深刻的震惊与创伤的体验。有了这种体验，中国人在情感上增加了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出来的狂喜，在理性上加大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通过“解套”后的痛苦反思，大多数中国人看清了中国在现代世界的边缘位置，由此发出“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强力呼唤。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意识大流是极其浓厚的“忧患意识”，它对历史的宣判，应和着中国撞击世界之门及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契机到来。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意识虽然已不是过去那么一种高度一统的状况，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渐转型及社会分层、利益分化的出现已有了社会意识结构的改组与变换，但几乎所有的社会意识毕竟整合于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愿望之上，其它“ 亚”型意识对主流意识的抗争，亦大多立足于社会民主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共同愿望之上。当然，这并不排除“左”与右的思想倾向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极力阻挠与反动，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分辨、对传统体制的维持与变革、对改革的历史方位及改革方式的确认，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意识领域斗争的主题。斗争与整合的过程及结果颇耐人寻味：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科学与民主”旗帜，诱导社会成功抹去了对“文革”的单一痛苦叙事，并启蒙式地使中国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无缝隙的历史对接。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苍白的窒息与失语的短暂沉寂之后，中国社会中的一种躁动的、谵妄式的语词开始涌动，走向寻常的“通俗文化”热潮渐趋鼎沸，人们试图借此表露一种覆盖社会的、莫名的创伤与焦虑。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难道历史真的就此终结？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复苏了中国人的希望。中国现代化因南方谈话的推进而成为一种突进的浪潮——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加速期。南方谈话以后，商业化的浪头席卷中国，物欲意念填补了人们的意识真空。正是这一社会意识的突然变换，中国社会悄然完成了由20世纪80年代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着90年代经济物质拯救的现实转换，完成着由“精英意识”向大众意识构建社会的现实转换。
       社会性的意识转换伴随着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中国社会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由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加重了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并且在现代化理念的具体运作及对具体问题的现实关注中，中国人又以不断拓展的眼光，加重了对主导文化和主流意识的考究与追问。在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平台上，“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活剧上演了。
       二、走向常识：社会主导意识结构的演变
       主导意识是依附、从属和服务于统治阶级实行政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它是国家政权标定的合理意识，也是国家政权确定社会走向的旗帜。在专制社会或高度集权社会历史时期，社会意识结构与高度统一的政治结构、森严单一的文化体制相映照，主导社会意识被赋予“政教合一”式的不容置疑的法理。这种文化强权或意识专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被推到极至，以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仍在一些人的神经中枢—末梢中留有后患。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意识结构的演变固然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但其相对独立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的社会结构，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从时间上说首先是从意识结构的变化开始的。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如同一道闪电把铁板一块的社会意识结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解除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深刻的大变革，大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当然，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又促使社会意识结构的进一步转变，可以期待在新的政治经济结构上诱发生长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主导—主流—主体社会意识结构来。
       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导意识的演变过程看，与其说是对固定理念的逐步扬弃，倒不如说是对社会性常识的逐渐“回归”。
       常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而能在较大范围和较长历史时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作为理应反映社会共同价值取向的社会主导意识，必须以“人之常理”、“人之常德”、“人之常情”的“三常”意识结构为根基，建立反映社会发展进步取向的略为领先于社会意识大流的运行机制。可以这么说，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主导意识在这方面已作了相当的努力。就大的方面看，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确立，直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主导意识的出发点既关注国情，也观照民意。就在对国情的认识中，国家主导意识已从自我陶醉中惊醒，认清了我国现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很不发达”、处在世界边缘的现实位置；就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中，国家主导意识不再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纯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甚浓的概念，而是将其看作为一个富民强国的现实运动；就在对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把握中，国家主导意识不再脱离“初级阶段”的国情奢谈“超英赶美”，而是把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确定了“三步走”、逐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具体提法而言，主导意识的宣传也比过去通俗化、朴实化，譬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就是通俗的思想表述；“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就是易于使人接受的哲理。总之，在推动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社会主导意识既把现代理念注入常理之中，又在常识基础上对传统和既定现实作合乎常理的突破与超越。
       
       不过，当今社会主导意识尽管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人类生存的逻辑力量、世界统一经济大潮的吸纳力量以及诸如“可持续发展”等常识性法则的真理性，但在一个结构严密、整合力大的转型期社会，主导意识要成为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主体性明快的、强制力确然的社会意识即主体性社会意识，并成为一种众所遵奉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意识，就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为前提。在当前，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其典型表现形式是社会制度某种程度上的失当性、社会关系某种程度上的失调性和社会规范与价值尺度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性，主导意识作为主体性社会意识面临挑战。撇开它与各种反常性社会意识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不谈，它与社会大众意识（或称社会大流意识）有着一定的差距，从而使人有理由对其“超前性”抑或其“先进性”是否完全符合现实提出质疑。
       诚然，社会主导意识对社会大众意识应该具有导向性，而且这种导向性应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向性之，即满足先进性要求，这是国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共同需要。但是，超前性也好，先进性也好，必须把握好一定的度，不能过于远离、脱离常规，不能坐而论道，最起码要与具体实际运作相结合。例如，当金钱成为单纯而有效的惟一价值尺度时，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过去那种先知先觉的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变得一钱不值，此时对他们用再多的“尊重”等虚拟化字眼，不如在社会重组、利益再分配中拉近他们与新富阶层的距离，以平慰他们在自我贬值体验后的不安与躁动。再如，对于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这一社会问题，有些社会主导意识的喉舌至今还在全然无视原来固有、现在尚存的“位置—利益”体制的缺陷，无视工人群体地位的实际坠落，公然将他们认作“公平竞争”的“合理劣汰者”。这一做法，不仅无助于减轻下岗—失业工人在背负改革“阵痛”中的呻吟，反而会激发他们在生存压力下的敌意与仇恨。所以，在笔者看来，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尤其是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口号，不应满足于政治——文化运动方式的运作，它至少应该照映宏观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免在自认为洞若观火、真理在胸之际，陷入了混淆他人与自我、真实与虚幻的迷惘之地。只有走向常识，对现实不作过多的遮蔽与隐抑，致力于改造诸多不尽人意特别是有悖众意之处，才能弥合社会意识的裂隙，构造、保持和延续和谐的社会意识结构。
       三、“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社会意识多元化趋势
       如前所述，在转型时期特别是转型加速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社会结构要素及异质性增加、结构之间距离拉大等情况的出现，引发了传统社会一元意识模式的断裂，并导致社会意识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传统一元社会意识模式的断裂，首先表现为某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神话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动摇，这一变化自“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即已开始。随着那些极“左”思想及其衍生意识——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观念——的逐步破除，传统一元意识模式已 被冲得支离破碎，主导社会意识已被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取代，市场经济观念等现代意识已逐步汇入社会意识主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次得到主导意识形态方向性的确认。
       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趋势，还源自并表现于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来文化意识观念伴随着资本的再度大举入侵，直接冲击着中国人的本土意识观念。在这一严峻冲击与挑战面前，人们不自觉地有了种种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相互对立彼此交替的情绪，有了种种惊慌失措抑或举止乖张，有了“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之类不合逻辑，但合国人复杂心态的陈词滥调，继而是差异认可和“接轨”相迎。不过，种种迎合和抵抗的意识形态裂隙，都在“中国特色”的叙述间得以弥合。
       在新与旧、中与外各种价值观念的并存与冲突中，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已经失落、新的价值观念还不明晰的情况下，虽然外在环境使得部分社会成员思想上产生混乱、行动上无所适从，但在一个急剧变动的世界里，社会成员毕竟有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主体的内在力量也会得到利益驱动的激活。透过社会意识大流从集体性、理想性中剥离并朝个性化、大众化、市民化、利益现实化端点的移动，我们认清了集体无意识思维定势、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宿命，看到了人类生存的逻辑力量以及人的自由取向之于社会的巨大张力。
       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定势中，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取势中，面对着转型时期复杂的权力关系再分配及市场经济双刃作用下，体制、制度、规范、秩序的暂时无序状态，人们在以扭曲的形态复制“精英”文本并以其填充社会“常识”系统——日常意识形态，在以来自港台“转口”的大众文化拓展和构造着“个人”的意识与心理空间，在以调侃甚至亵渎的形式实现着对禁忌与神圣的最后消解，在以超越地域的怀旧心态有效地呼唤和实践着道德观、职业伦理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这就是转型时期杂质与差异拼版的主色调！尽管这色板中有诸多有碍观瞻的色素——腐朽思想的复活、社会凝聚力与社会动员力的下降、“一切向钱看”意识外化的反社会向力，也尽管它还遮蔽着一些人在被抛入现代的美丽的新世界里所体验的金元之神挤压下的焦虑与创痛，但它至少比清一色的灰质世界美丽。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并不意味着只有剧烈冲突而无“无间”合作。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或和谐、恶语相向或握手言和、争夺或共享，都因利益驱动而分外真实、直接且变动不居。这对于也许始料未及的社会主导意识来说，主旋律的弘扬只有来自切实有效的社会整合。在目前，虽然是“多种声音”的格局且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由于不同利益追求的人暂时还没有结成明晰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相同的人也没有认同感，尚未形成一种相互认同和遵守共同规范的阶层意识，这对于主导意识来说，未必不是一个能发挥调停作用的良好空间。不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主旋律的弘扬不是只要一个声音说话，主旋律的弘扬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和大众的心声。抓住了各种利益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一变数并调好这根琴弦，才有社会平台上个体对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正确认定，才有现代化的美妙交响协奏。
       责任编辑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