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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结构基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直接“引擎”。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产业结构；市场机制；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1-0056-02
       社会的阶层结构是否为“橄榄型”，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上都应处于社会中间水平，处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应该只是少数人。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状态和配置机制保证了大多数社会成员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富裕目标。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使我国现有的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根本性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条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科学地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具体的认识基础。
       一、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结构基础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形成于社会的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种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才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商业人员、职员等白领群体。西蒙·库兹涅茨对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统计数据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将发生如下变化：在国民生产总体中，第一产业比例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出现上升，第三产业则显著上升。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这种特征。建国前，我国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农业国。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农业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的耕作方式，工业化也处在初级阶段，而且由于体制的限制，第三产业十分薄弱。在1978年的GDP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28．1％、48．2％、23．7％。这种产业结构与现代社会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的排序为3、2、1)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4年的GDP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15．2％、52．9％、31．9％。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排序由1978年的2、1、3到2004年的2、3、1，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且第三产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其产值已超过第一产业、仅次于第二产业。这种产业结构虽然与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比如说第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比重过小，但它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最深刻的社会条件。这种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提供物质基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迁既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工业化、商业化，使社会日益远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现代的消费品能够大批量生产，日常必需品变得价格低廉，推动社会由消费生活必需品时代向消费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变。耐用消费品消费取向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
       其二，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的职业化过程。社会的工业化、商业化进程不仅使社会运行日益专业化，而且使社会成员的组织形式日益向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发展。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运行逐渐消解了社会成员的身份结构(比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造就了许多新的职业，形成现代职业结构。我国的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分化为专家、学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官僚等，并被组织到日益发展的科层组织中。随着国家由“政治国家”向职业性的“行政管理型国家”转变，多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由身份性的干部向职业性的公务员转变。另外，专业化的社会运行对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说需要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师、科研工作者、工程师等)、管理者(政府里的公务员、公司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雇员等)。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传统身份结构，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群体逐渐发育并扩张起来。蓝领劳动者相对减少，而白领劳动者日益增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实际上也是一个职业变迁的过程。
       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
       我国的改革走了一条由计划向市场逐步过渡的道路。计划机制既是一种基于行政指令的生产资料配置方式，也是一种基于身份和等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与此相对，市场机制既是基于价值规律的生产资料配置方式，也是基于效率和贡献原则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其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作为生产资料的配置方式，市场机制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催生了中等收入群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变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突破为非公有经济成份留下了合法的发展空间，而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各种所有制成份能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非公有制经济取得迅猛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全国有商业服务业人员1319万人，个体工商户3160．1万户，私营企业主150．9万户，投资者322．4万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共计6．23万户，从业人员612万人。而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三资”企业的白领雇员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5413．5万人，约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职业人数(约10482．6万人)的51．64％。市场机制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素质和竞争能力。一部分国有、集体企业经过改制后，适应了市场规则，增强了运行效力和控制力。这部分企业的职工在经济收入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其二，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市场机制改变了我国以权力机制为基础的社会资源获取方式。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通过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具体制度设置在干部、工人、农民三个身份群体中有等级的再分配社会资源。单位、集体和个人只是被动接受再分配，其业绩同回报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种非竞争性分配方式不仅使社会层级之间缺乏流动，而且在层级之内造成平均主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受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约束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他们能在市场运行中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在市场上，那些
       与行政权力相关联的因素的意义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市场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人们不仅有可能在国家直接控制的身份、单位和行政体制之外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物质财富)，那些与个人地位相关或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例如教育水平、职业经验、技术、管理知识等，也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而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且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加速了劳动者在地区间、单位间、所有制间的流动。在基于效率和贡献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中，那些拥有较多资本或拥有较高的教育文化技术水平的社会成员，如企业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等，在市场上有较强的交易能力，因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源，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三、现代教育的发展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直接“引擎”
       文化资源既具有价值性，又具有工具性。其价值性体现在，它能直接构筑、提升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其工具性体现在，它能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素质，增加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意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中等收入群体所具有的重要特征。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必要条件，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直接“引擎”。在传统的两极社会，教育资源与机会被少数人享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是极少数人，多数人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社会运行对社会成员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要求，社会上层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日益打破，更多的社会成员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代教育也日益发展起来了。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第1号)，中国大陆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42989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程度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309人上升到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到33961人。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不仅让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拥有工具性和价值性的文化资源，而且使人们日益接受了社会主导规范或中等收入群体规范。
       社会和谐的一个关键表现就是“橄榄型”的阶层结构，需要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力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群体，既体现了我们既定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也是党的既定发展方针。但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与壮大，并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蕴含在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要加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则必需加深对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条件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既避免盲目冒进，又防止碌碌无为。
       责任编辑　任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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