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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解释了革命在俄国成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失败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股最富有创新性的潮流。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创新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并大力培养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5－0088-03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前提——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构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论述，是建立在他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世界无产阶级极大鼓舞，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意大利等中东欧国家相继爆发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使得葛兰西不得不从深层次考虑十月革命胜利和中东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革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存在强大市民社会，不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葛兰西又是如何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呢?他说，“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不难看出，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做出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完全不同的界定，市民社会不再限制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是代表着与“政治国家”相并列的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主要包括学校、新闻机构、工会、政党等等，对一个国家里人们所信奉和尊崇的生活方式的理念或习惯形成与普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葛兰西一旦将市民社会归入上层建筑领域，必然会引起对现代国家统治方式的重新认识。因为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代表舆论，而它又是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现代国家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即意识形态方面和专政方面的职能。而且，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和专政方面的职能相比，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它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专政只是保护它的手段。他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在有关公众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取得“领导权”地位，因为精神方面的至高无上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
       二、国家必须拥有暴力和文化的领导权
       在葛兰西之前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述过领导权理论，列宁就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是他更多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问题。而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对领导权理论进行的系统论述则独树一帜，他认为领导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领导权，包括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而狭义上的领导权则专指文化领导权。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在大多数时候是指狭义上的领导权。相对于政治领导权的“强制”来讲，文化领导权可以被概括为“同意”，就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通过非暴力机器的意识形态机器，使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控制和支配。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有着比政治社会领导权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家成了某种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同时设法使被统治者对其进行认同并拥护的复合体，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旦失去了对文化的领导权，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种严重的危机状态。也就是说，国家失去了一层甲胄的保护，一旦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机器的统治被推翻，整个国家也就完结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之所以多年来一直相对比较稳定，正是因为它拥有暴力和文化两层甲胄。这就很容易解释革命为什么会在俄国迅速成功而在德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连续遭到失败的原因。因为在俄国，政治社会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政治社会一旦被推翻了，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所以，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并非意味着革命的成功，只不过是攻占了政治国家这个外在的壕沟，关键是如何攻克市民社会的这个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就应当首先确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而这个阶级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以后，还必须牢牢地控制这种领导权，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保证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
       三、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全新革命战略：从“运动战”到“阵地战”
       第二国际庸俗的经济决定沦认为，直接的经济因素特别是经济危机可以使敌人的阵地出现缺口，从而内部发生混乱，然后革命就成为了必然。此时是无产阶级政党培养和组织自己革命者和群众的最佳时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革命能够迅速成功。而葛兰西坚决反对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个时候即使革命胜利了，“政治国家”被推翻了，也无法持久维持革命政权。这样，无产阶级要想在西方国家夺取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从事破坏资产阶级文化的工作，即夺取文化领导权。那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葛兰西提出了与俄国革命“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的方式逐步夺取领导权。所谓“运动战”，主要是指俄国式的暴力革命，直接去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所谓“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时，无产阶级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通过教育使无产阶级觉悟，从而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最后夺取整个国家。他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成了统治阶级整个防御体系中最为坚固的堡垒，所以传统的象俄国革命那样的“运动战”不足以解决问题，无产阶级无法以闪电般的“运动战”去摧毁市民社会，而只能采取“阵地战”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中逐个夺取阵地，逐步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四、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几点思考
       如何评价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葛兰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共产主义”以葛兰西为其鼻祖，而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和社会主义战略时，或多或少地继承和发挥了葛兰西的理论。如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认为对于国家机器来说，可以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且指出，诸如宗教、教育、家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非没有强制性，只是它与军队、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相比，首先并且主要是利用意识形态方式来发挥其功能作用。目前，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认为，葛兰西的理论由于忽视经济因素，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对政治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过于强调革命的主观条件、个人意志
       等，有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更要看到葛兰西对发展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认为西方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起着比政治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是单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他们掌握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就支配了市民社会，使人民接受、认同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意了现有的统治，保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他据此提出的独树一帜的文化革命理论，坚决反对所谓正统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现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观。这一切都表明了葛兰西没有教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特定的条件对现代国家的文化控制功能做了新的探索，重新认识了文化或意识形态在国家机器中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同样，葛兰西的理论对我们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借鉴葛兰西的这些独创性见解，丰富和发展我们自身的相关理论，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和实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职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工作。葛兰西的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葛兰西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指导欧洲无产阶级去夺取文化领导权，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考虑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如何更好的维护它的文化领导权。而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葛兰西的时代相比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伴随而来的必将是文化的全球化。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力图称霸全球，更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试图建立一个文化帝国，实现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而当前我国又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时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正抓紧通过思想文化阵地同我们争夺民心，争夺群众。他们或者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加大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或者利用唯心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迷惑、愚弄群众。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紧紧抓住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领导权是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每时每刻都在争夺的对象。这种争夺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中，同时也存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中，因此，这种争夺战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阶段，而且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无产阶级懂得运用阵地战，资产阶级一样能够娴熟的运用；无产阶级懂得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资产阶级同样做得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随时都会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文化方方面面的进攻，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大意不得。苏东巨变就是最大的教训，尽管苏东巨变有经济、政治的原因，但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依旧不可小觑，苏联文化界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文化的创新能力、批判能力严重缺乏，对他们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成果一概拒之门外，最终丧失了文化领导权。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进攻绝不意味着要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隔绝，恰恰相反，在现代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加强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与往来，因为这同样是维护我们文化领导权的有利措施。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必须创新。“同意”是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特征，“阵地战”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具体说来，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并非简单、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并不像人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从属阶级。他认为领导权形成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统治阶级支配权的取得，必须通过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谈判取得，并非简单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当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文化领导权目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产丝毫的放松情绪。这是因为，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甚至丧失后相当长时间也不会觉察，因为这时候一般来说还掌握着经济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资产阶级会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向我们开展长期的“阵地战”，让我们的人民感到他们的那一套东西能带来好处，从而接受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使我们的国家失去一层文化甲胄的保护。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工作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倾向，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要深入实际，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两种方式，充分利用各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尤其是各种现代传媒，以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终做到以理g队。
       三是在文化——意识形态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要获得“阵地战”的胜利，葛兰西特别强调民众的知识分子化问题，认为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让现有的人支配人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只有少数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他的知识的作用对人作为一种启发，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有机知识分子。这些有机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将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广大群众中的内在哲学，通过把自己的革命实践与大众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哲学。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如此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葛兰西就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要建立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领导权也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要保持已经获得的文化领导权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工作被忽视了。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认识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造就更多的如葛兰西所说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正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那样，“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