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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浩斌(1976—)，男，汉族，湖南双峰县人，湖南省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飞南(1976—)，女，湖南双峰县人，湖南省湘西州委党校邓小平理论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党的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在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重大转变，为中国现代化的来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从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出发柬审视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变，这在中国加速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历史哲学；审视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4-0037-0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在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重大转变，为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从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出发来审视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变，这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是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一、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演变之历史哲学语境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历史哲学蕴涵着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姑且不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与西方其它历史哲学之理论分野何在，也不论其在前苏联的丰富和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单就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所形成的最初理论形态而言，无论是其理论的切人点还是理论的最终归宿，无论是思想的深刻程度还是结构的完整性程度而言，都具备了一种科学历史哲学观所应具有的必备条件，事实上，马克思历史哲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
       首先，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演变的本体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市民社会。市民社会(CivilSociely)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私人活动领域和非官方公共领域，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其本质是个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的这一市场经济本质决定了它的基础性地位，即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政治制度则是从属性的、第二性的东西，因而决不像黑格尔所声称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即“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样，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不仅扬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狭窄范围，开始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政治—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所有理论观点都是在坚持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演变的实践论基础和核心内容：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认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是“现实的人”。而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在实现由“自在主体”—“自立主体”—“自为主体”即不断摆脱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其主体性地位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相应地要经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一，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其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全面的物质交换关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制约；其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过来，任何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都要表现和归结为历史主体即从事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发展，并通过人的发展得到确证。“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
       最后，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演变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归宿：世界历史。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为人的“自由个性”的释放即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在实现“个性解放”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着历史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卜文中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著名论断，将人类的交往活动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另一个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历史。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而且“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这个转变过程不是由神或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物质事实所决定的一个客观的历史规律和趋势，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神或某种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即实现这一转变的是市民社会中具体的人。可以看出，“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归宿。
       二、历史哲学语境下党的领导集体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变
       现代化模式系指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方法、方案、措施、途径等的总称。党的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在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积极借鉴其它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重大转变。
       第一，从历史主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革命型——改革型——理性整合型的历史转变，在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上实现了由刚性向柔性到弹性的历史转换。以革命方式为驱动的革命型现代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前提问题，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良性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改革方式为驱动的改革型现代化模式，改变了将“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传统观点，从现实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出发，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中心任务，改变一切不利于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的传统制度、方针和政策等，譬如“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以理性整合为驱动的整合型
       现代化模式，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职业异质性、个体异化以及社会问题等进行工具性、价值性以及制度性的理性整合，以推动社会的整齐合一，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充分实现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刚性的革命型——柔性的改革型——弹性的理性整合型的历史转变过程。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即“世界历史理论”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封闭半封闭型——改革开放型——世界互动型的历史转变，在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条件上实现了由独立自主向世界互动的历史转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由于建国后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伺机颠覆等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而现代化建设的自身经验又如此缺乏以致“开放”现代化的本能欲望始终得不到释放，曾经一度的“以俄为师”也转化为“以苏为戒”，因而，实际中实行着一种封闭半封闭型的现代化模式；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成功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它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认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认为“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因而厉行改革、力主开放，实践着改革开放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信息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洞察了时代发展的新动向，果敢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大潮融为一体，在实践中推行着世界互动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封闭半封闭型——改革开放型——世界互动型的历史转变，在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条件上实现了由独立自主向世界互动的历史转换，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
       第三，从历史主体的认识轨迹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探索型——实践推进型——创新型的历史转变，实现了现代化理论思维上的历史转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最初探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先河，形成了探索型的现代化模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实践推进型的现代化模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制定21世纪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雄伟战略，果敢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一条创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四，从历史主体的自由实现程度来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型——现代市场经济型的历史转变，实现了历史主体由自在向自由的历史转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由于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计划经济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扼杀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弊端，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和一般规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极大地释放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持“以人为本”，极大丰富了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为历史主体实现其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五，从历史发展的空间维度来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均衡发展型——非均衡发展型——非均衡动态平衡型的历史转变，实现了历史发展由局部向整体的历史转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期望以及出于对平均主义的纯粹苛求，强调现代化发展的绝对均衡性并将其确立在“一大二公”的社会制度安排之中，在实践中实施着均衡发展型的现代化模式；以邓小平为杨b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绝对平均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确立了一条“让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了一条非均衡发展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果敢地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实现了东西部现代化发展的动态性平衡，积极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充分注意到国内与国际发展的动态性平衡，同时极为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成功地摸索出一条均衡动态平衡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由局部向整体的历史转换。
       第六，从历史发展的时效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经历了由激进赶超型——渐进型——新渐进赶超型的历史转变，实现了历史发展由突进向渐进的历史转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以暴力革命的激进方式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领导权威和全面发展的工业化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并试图继续以“革命”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赶英超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的主流，系统总结激进赶超型战略的成败得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之路，形成了渐进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则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大胆创新，“既赶又超”，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新渐进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动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责任编辑　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