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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付鞍安(1955—)，女，江西高安人，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
       摘要：文章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和综述，由此把握住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并对贸易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给予较为全面的再认识，同时提出广义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和贸易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
       中田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4--0012-04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优势始终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实质上是通过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逐渐展开和发展的。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现实的比较优势以及这些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使我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一)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其主要理论缺陷在于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
       (二)大卫·李嘉图(David．Riehado)的比较优势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原理，突破了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奠定了近代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就能够也必然会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成为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解决了国际贸易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比较成本原理揭示出，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当然，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第一，它只把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忽略了资金、自然资源、技术等其他要素对产出的影响。第二，它只是简单地把两种商品的相对成本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比较优势，但如果商品数量增多，比较优势就很难确定。第三，比较优势理论不仅仅把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看成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先天确定，后天无法改变的，而且没有能够探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李嘉图之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使理论得以进一步向前发展。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评述及其实证检验
       (一)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and Olin)的要素资源禀赋理论
       1933年俄林在其代表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阐述了要素资源禀赋理论的内涵。该理论是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李嘉图用比较成本理论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必要性和国际贸易的利益。俄林在原则上赞同这一理论，但他认为这一理论没有充分解释比较利益产生的原因，应该加以补充。俄林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度上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自然资源蕴藏量和气候条件方面的差异；(2)技术水平上的差异；(3)劳动、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拥有量上的差异；(4)与生产规模有关的生产率上的差异；(5)国民偏好或嗜好方面的差异。这五方面原因中，俄林最为重视第三项基本生产要素拥有量上的差异所起的作用，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二)否定要素资源禀赋理论的实证检验证据
       应该说，新古典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在二战以后，出现了许多证伪要素资源禀赋理论的实证数据，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Loentief)提出的列昂惕夫悖论。1957年，当列昂惕夫用数量方法来考察美国进出口商品包含的要素密集度时，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资本／劳动的比值，要高于出口商品中的资本／劳动比值，而根据俄林理论来推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这就产生了理论与实证结果的不一致。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只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却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70％，与此同时，行业内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显然，要素资源禀赋理论在解释这些新的贸易格局方面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因为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框架，资源禀赋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生产类似产品的不同国家相同产业之间是不存在产生大量国际贸易的动机和比较优势的。
       (三)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缺陷的评析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二战以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传统的贸易理论在解释一些现实问题时越来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说明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的。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理论的假设前提上，没有考虑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只考虑了资本、劳力、资源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没有把技术进步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效能和价格的影响考虑进去。(2)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来看，传统的贸易理论都认为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传统的静态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
       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新的国际竞争更强调一国是否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三、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综述
       “新贸易理论”这一名词显然是为了区别于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而产生的，这些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二战以后出现的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新现象，这些现象用经济学术语可以归纳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等。
       (一)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该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广义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不仅仅是资源禀赋上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二)新贸易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新贸易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提出的。他指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相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因此，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商品具有某种特色。产品差异化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与垄断竞争相联系，
       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保罗·克鲁格曼在《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一文中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他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提出的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易。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贸易双方一般只能生产种类有限的产品，然后通过产业内贸易来增进双方的社会福利。第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和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三)以萨克斯和杨小凯为代表的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
       该理论把李嘉图等传统贸易理论所论述的比较优势定义为外生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与生俱来的，不能变化和发展。而在内生贸易理论模型中，每个国家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但这并不表明该国的内生比较优势也不存在，相反，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内生比较利益可以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认为，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产生了女口下的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讲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很容易解释，发达国家由于市场交易效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它们的专业化水平就高，从而内生的比较利益就会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增长，这也就造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要快。
       (四)新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
       新贸易理论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改进而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四、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再认识
       从上述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进中，比较优势始终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实质上是通过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而逐渐展开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摒弃那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从而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脱离比较优势或盲目超越比较优势而提出其他的所谓“新的发展模式”，而是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现实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笔者认为，中国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几个层次：
       (一)比较优势Ⅰ：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理由有：(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
       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二)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三)比较优势Ⅲ：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
       在不完全竞争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是按包括了竞争优势在内的广义比较优势进行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而竞争优势则建构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所在。在现实世界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事实上，比较利益的获得是要以产品实现价值为前提的。在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因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比较优势，还可能来自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因此，将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指导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创新来推动，它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内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制度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有形资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复地产生收益相类似，人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后，一旦拥有了熟练的技术，也可凭借技术不断获取较高的收入，故可把劳动技能视为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该国的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反之，则可能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即一国的制度创新可更多地激励社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由此导致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强的能力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创新所致的人力资本增多可以构成一国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的“内生变量”。
       在企业层次，人力资本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家作用的发挥上。国际贸易比国内商务更加复杂，履约保障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家才能。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而企业的规模实际上是企业家能力的函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是企业规模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见规模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若一国的制度能对企业家人力资本提供足够的激励，就可以更快地产生一大批熟谙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的企业家，从而直接影响该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其原有比较优势的发挥。
       2．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组织结构演进需要遵循两条原则：其—是产权明晰的原则。产权明晰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断探索建立一种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生产费用和组织费用的新的组织结构。其二是资产重组的效率导向原则。对于参与国际经贸的大批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股权或契约等方式将自己的产销活动纳入大企业(集团)的经营体系，还可以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相互支持、补充、服务的横向联系，以形成某种“群效应”(Clusterine)，从而大大降低参与国际商务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责任编辑　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