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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穿着黑色的西服，贴身是白色的衬衣，胸前打着 深蓝色的领带，头发泛着讨人嫌的油光。他带着抱歉的神 情看我，尴尬的微笑饱含期待。我怎么也把这个人和我叔 父联系不起来，我叔父此刻也许在家乡的地头手持铁锨翻 地，身上穿着历史悠久的衣服，头发终年难得一洗。回到家 里端起一碗传统在千年以上的饭菜，把它们倒进自己的嘴 里。然后走近猪圈，发出响声，对着跑出来的猪看一会儿。 对我叔父来说，这相当于饭后的娱乐。
       ’
       现在，他的儿子，我的兄弟，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西装革履，站在我面前。他来问我借手机。他需要一部退役的手机，而他知道我恰好有一部。我没有理由不借给自己的兄弟。那个东西并不值钱，放着也是放着。他在最合适的时机开口，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主动借给他似乎应该心怀歉疚。
       他是那种非常会开口借东西的人。他不会堵住你的 门，强行以兄弟之情博得你的同情。他委婉地、抱歉地、不 好意思地向你表示：我只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暂时的 困难，这些困难固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我的 不努力造成的。向你们借钱是一件让我惭愧的事，但是我 一定会努力的……
       他不借太多，开口一百，或者五十，但绝对不会超过二百。他不会让你为难，他理解你的处境。他知道他的兄长们在城市中谋生也不容易，所以他只借一百。他使拒绝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
       通常就是这样。
       这次，他借一个没有用的手机。我的堂弟。
       拿上手机，他说：哥，那我走了。
        2
       我祖母几乎没有看过电视。但是，当我父母把她接到城市之后，看电视成为她惟一打发时间的活动。
       她看着电视，电视上的播音员在说话。是新闻联播。
       我祖母说：这两个娃下午咋又来了?
       我母亲说：每天下午都来呢。
       我祖母说：每天说这么多话把人都负累死了。
       我母亲说；挣的就是那个钱么。
       电视上正在开会，领导们正襟危坐，服务员端茶倒水。
       我祖母说：这个娃有福的，做的事轻省的!
       我母亲说：轻省是轻省，把水倒错了也处分呢。
       我母亲是家里惟一能寻找到我祖母语言逻辑的人，也是我祖母能呆在城市的惟一原因。我母亲先我祖母而逝，在丢了我母亲之后，我祖母再没有进入城市。她全心全意地呆在家里，守着我叔父一家。直到去世。
       在去世前两个月，我父亲捎话，我祖母想见我。这让我奇怪。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从我祖母身上感到过爱，我觉得在我祖母身上，感情从来不是平均分布的，她似乎把更多的心血倾注在我叔父一家人身上。
       看着我，我祖母说：见到你我就心甘了。
       我笑着说：见面的时间多着呢。
       我祖母说：我时间到了。人一辈子跟个柴草棍一样，说断就断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把娃给我照顾好，照顾好婆就走得心甘了。她说的是我堂弟。
       我父亲开玩笑说：你光惦记亲孙子呢。
       我祖母说：都是亲的，你们在城里，我不操心。
       3
       也许，在我祖母眼里，我所生活的城市，甚至我们村庄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我可以随时联络随时支援的场所，只要有人发出呼叫，我就应该随时赶到救援。这种救援应该毫不迟疑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这种呼救和血脉紧密相连。
       但是，每一次接到求救信号，我都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我觉得我似乎游动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永远没有到达的尽头。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想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不幸福的。我在心中不止一次祈祷，祈祷给我打电话的人比我更幸福。但是，每一次拒绝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每一次拒绝都让我感到有我祖母我叔父的眼睛在看着我。我施援的仿佛不是我的兄弟，而是我的祖母我的叔父。
       不管是一百或者五十，最后我都出手了。每一次出乎我都暗含希望，希望这五十或者一百块钱能发生神奇的作用，让他骤然翻身，改变命运。我告诉自己，他确实不像我叔父，但是像我叔父我就心满意足可以坦然资助吗?像我叔父那样面朝黄土又有什么出路?我既然否定了我叔父的出路，又怎么能否定他的出路?让一无所有的他在这个城市中突然变成一个有产者不是太苛刻了吗?我难道不知道像他这样的青年生活在城市是多么艰难吗?我有什么理由责备他呢?他无依无靠，除了沿着血脉上溯寻找帮助，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去找谁?如果连血亲都无法信赖，他应该再去哪里找到帮助？
       在这个城市中，血缘如此稀薄，但又如此让人难以剥离。
       4
       汽车在甩开西安之后开始进山，它拼命吼叫，要爬上山坡。我随着车厢东倒西歪，感觉自己随时可能被扔出去。更要命的是我感到冷，我的脚冻得发疼，我的脚指头好像让人用铁锤砸了一样。这种疼痛让我不时回想起我母亲在村口送我时的情景。她手里牵着我弟弟，看着我和我父亲渐渐走远。我父亲说：让你妈回家。我对我母亲和弟弟喊：妈，你们回去。我母亲招了招手。我知道我母亲已经泪流满面。进入城市的兴奋在那一刻被分离的痛苦代替了，我觉得我可能永远见不上我母亲了。我想起连环画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小孩子被卖掉了，一个人把他带走了，他母亲瘫倒在地。我觉得我就要变成那个男孩予了。现在，汽车进山了，我对眼前的景物产生不了一丝好感，我只想起我母亲，我母亲给我的温暖。我父亲似乎早已经从分别中解脱出来，若无其事地和旁边的人说笑，他对能进入山中似乎感到特别兴奋。并且，面对一个丝毫也不可爱的山口，我父亲背了一句诗：雪拥蓝关马不前。我父亲拥有这种令我敬畏的能力，他看见一个地方能念出一句诗。他曾经亲手抄下一小本子的诗，让我母亲在家里督促我背诵。我母亲不知道这些诗词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我们家的窗台上贴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家的中堂贴的是：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父亲把它贴在家里。它成为我必须温习的功课。我父亲希望我在作文中或者生活中能随时想到这些诗运用这些诗，他希望我能触景生情。现在，我父亲不断重复我熟悉的那些句子，他希望他的提醒能让我投入到这场歌颂山脉的活动之中，但是，我木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内心一片悲凉。我让我父亲失望了。 ，在又一首诗之后，我们到达目的地。这是陕西南部一座小城，是我第一次进入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当时默默无闻，但是因为此后出现一位作家而闻名全国。在这个城市从事写作成为一件神圣的事情。这个城市叫商州，那个作家叫贾平凹。
       5气
       我父亲喜欢在晚饭后写字作画，他常画的是梅花。他会吹笛子、拉大提琴、弹洋琴。他在学校的楼道拉大提琴时，大提琴声音愈发沉郁悲怆，让我心情黯淡。
       我认识了我父亲生活的城市。我从此过上了一种只有父亲在身边母亲不在身边的生活，此前的生活刚好相反。
       我接受两种不同的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果是在我母亲身边，当我没有完成父亲交代的任务，我母亲告诉我的是：你的父亲在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他对你充满期待……我父亲采取的办法略有不同，他柔情款款，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一段话，末尾常常是：艰难困苦，玉汝欲成。想想你远在千里之外的祖母、母亲和叔父，他们正在田间地头忍受劳动之苦，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我几乎丧失了所有娱乐的欲望和冲动，简单的享受都能让我产生罪恶感。如果我考试成绩差，不用父亲说，我会关上门独自垂泪反省，会在日记上重复引用“游子吟”这首诗。我的这种自觉的反省精神最后波及到其他人。我发现在我父亲供职的学校当中，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他们要么是母亲带着，要么是父亲带着，家都在农村。我和其中一个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他竟然拿学习的录音机听流行歌曲的磁带，我一下子把磁带扔出门，然后说：你也不想想你妈这会儿在地里干什么!
       6
       我外祖父去世于大年初二。去世时 手里端着碗。
       去世前半年我外祖父病过一次，似乎已 经不济。在外工作的二舅父一家回来专门照 看，人似乎又没有问题，全家就走了。到了快 过年的时候，传回来的消息是要回家一块过 年，但是到了三十打电话，说此前请过假，过 年就不能不值班。我外祖父从三十等到初 一，从初一等到初二，最后知道完全不可能， 就没有力气端碗。身体已经衰成一把骨头。
       有一种东西把人和人相连，它在我们根 本察觉不到的地方存在，你无法衡量它在彼 此心中的分量。对有些人来说，它具有让人 难以置信的力量，可以驱赶死神延缓死亡， 而一旦丧失，活着似乎就没有意义。
       我外祖父的去世让我母亲伤痛欲绝，在 我母亲心中，我外祖父至少还可以再活五 年。而他之所以早走，有一半是因为儿女，因 为我母亲自己。
       我外祖母早逝，留下我母亲和两个舅 父。我外祖母去世时，我外祖父正当壮年。一 个男子要维持整个家庭显得力不从心。有人 为我外祖父重新说下一个人。我母亲是孩子 中的老大，晚上喝罢汤(在富饶的关中，晚上 没有吃晚饭一说，而是喝汤)，我外祖父征求 我母亲的意见。我外祖父刚说完话，我母亲 立即扑在炕边哭了起来。我外祖父一个晚上 无法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我外祖父说：不哭 了，不找人咱还照样过。然后就出了门。我母 亲关了前门，端起针线活，坐到了后院一棵 柿子树下，开始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妇要做的 一切。她说：她怕村子人笑话没娘的孩子针 线活丑。到了我母亲的晚年，她常会在不经 意中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我能觉察出我母亲 心中的内疚和不安，她觉得我外祖父应该找 到一个人，也许只有那个人才能把我外祖父 照顾好，而这是一个女儿永远也办不到的。
       现在，来自我母亲血脉上游的路线全部切断了，一切都无可挽救了。
       守住这个家庭的是我的祖母，她带着我姑母、我父亲和我叔父。
       7
       我父亲脾气暴烈，这是我从前不知道的。
       我必须学会和父亲生活。他越是发怒，我越是沉静。我像一个抗击打能力极强的拳击手，接受我父亲所有言语的钩拳直拳。在他发怒完之后，我一言不发。
       我父亲极力要把我塑造成他认为的那种成功的孩子，那种孩子聪明好学能出人头地。
       我竭力走向反面。直到我父亲彻底对我失望。
       我领到高考录取通知单的那天，是，我父亲彻底对我绝望的一天。他自己从招生办拿回通知单，然后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让那张通知单飞向我。他满含不屑地说：看看吧，师专。
       我知道我父亲是不满教师这个职业的。起码在我感知的这个世界上，在我所要面对的生活中，这个职业无奈、无力。这个职业根本无法承担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对一个人的要求。尽管我父亲投入到这个职业时是那么专心，尽管他对学生表现出的那种耐心在我身上从来没有体现过，但是，一旦转身面对社会，我还是能从他身上感觉到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不屑和鄙夷。
       父与子的对抗一直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它是伦理的、心理的，也是生理的。但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方法，让我真正看清我父亲。我和我父亲之间话很少，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我都反对我父亲。
       一直到今天。
       8我母亲的葬礼是我们村予最盛大的丧事之一。送花圈的人络绎不绝，不断有人开着汽车朝我们村子走来。有人。甚至在几十
       里以外的地方打听我们村子的位置。
       参加葬礼的人几乎没有我的同事、同学，而多数是我父亲的同事、朋友。他们既感叹我母亲的早逝，也同情我父亲的不幸。
       看着门前一摞又一摞的花圈，一叠又一叠的白绫，我姑母对我祖母说：你没有福，这些你享受不到了。本来这是你享受的。我祖母说：我看到了就行了，我知道我儿子就行了。
       我祖母的丧事后来就没有我母亲的大。
       9
       你们起床了没有?我父亲问。
       起来了，马上就出发。我说。
       快点儿啊。我父亲挂断电话。
       我对妻子和儿子说：快点几啊，我爸一会儿电话又来了。
       急什么呀，赶十一点到就行了。我妻子说。
       儿子仍然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又回去，每年过年都回去。没意思。
       刷牙、洗脸、吃饭。收拾东西。
       我父亲的电话又来了：走哪儿了?
       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下了楼，儿子又要拿炮。我厉声喊道：不要拿了!
       妻子转身上楼去拿了。
       我转过身就朝前走。
       车站到处是人，提着大包小包。来一辆车就拼命往上挤。过年，让人头疼的过年，没有尽头。哪里来的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带着孩子。这些人穿着新衣服，似乎对挤车和出行充满兴趣。妻子和儿子终于来了，妻子手里拽着儿子。儿子说爸我拿着包，你和我妈往上挤。终于挤上去了，占到了座位。妻子说：每年都是这样，跟打仗似的。儿子说：咱们不会不回啊。我说：不回?二十年以后再说。妻子问：为什么?我说：我姑母在，我舅父舅母在，我叔父叔母在，怎么能不回去?除非他们都不在了。
       电话又响了，我父亲的，愤怒了：到底怎么回事?全家的亲戚都到了，就等你们?说完，电话挂了。
       终于到家了，一些我熟悉的面孔。我开始打招呼，说话，努力地说话。说庄稼，说雨水，说孩子，说孩子的男女上学工作。今年猪肉价又涨了，农业税取消了，表弟在城里打工一年没有拿上工资能不能想法找个人，我假装沉思在脑子里找人。表叔说能不能给孩子找个活重一点钱挣得少一点都行只要不叫呆在农村闲着就行。我表哥过来说你把哥忘了彻底忘了哥现在负担重得很两个孩子上学不争气你得想办法找个什么学校让学个技术，我想我表哥我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是从小在一块玩大的我表哥总是照应我。我姑母流着眼泪说你爸现在脾气大得很我有话都不敢说，我说那是你兄弟么谁让你要这样的兄弟，我姑母笑了我对自己的幽默效果挺满意。吃完饭我去看远房的婶娘她腰疼腿疼一天吃一粒止痛片我掏出五十块钱塞到她手里……
       第二天，大年初二，该拜会岳父岳母了。十一点，老丈人电话打过来了：最多睡到一点，下午三点吃饭。儿子抢过电话：姥爷，给我买炮了没有?
       10个子是有点儿小了，但是看上去挺活泼，说话叽叽喳喳的，像一只鸟儿乱叫。似乎和所有的男生都交往，这一点看上去有些轻浮。不过和任何一个似乎都没有深交，也许只是说说话而已。当然，重要的是，她说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有城市的气息。
       我就这样确定了我要追求的目标。我把班上的所有女孩比较了一番，最后终于确定了这一个。那时候，我把说普通话作为一个“绝对标准”，这个标准丝毫都不能降低。如果不是普通话，肯定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结婚后，我把我的择偶标准告诉妻子，她极其失望地望着我，问：再没有其他的了?我身上就没有其他地方吸引你?我点点头，她拿起枕头朝我砸了过来，我大笑不止。
       11
       上我父亲生于一九四三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二十六岁时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商州中学教书。十六年后，他把我们全家搬入商州。又五年，我们全家伤感地离开商州，回到故乡兴平。五十八岁时我父亲从家乡中学书记的位置上退休。经过我父亲之手进入城市中学读书的先后有：来自我父亲系统的我的表叔、我的表弟表妹、我表兄的一对儿女，来自我母亲系统的四个表弟和两个表妹，分属于我的两个舅父。我叔父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堂弟，在我父亲操办下当兵。倘若加上我们兄妹三人，共计十六人。
       12
       我父亲脾气暴烈，说话从不留情。我为之忧惧不安，惟恐语言的利刺伤及我的表弟表妹，让他们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是面对我父亲身后这个庞大的团队，我又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我父亲那么暴烈的脾气，又怎么会客许在家中支上一张床，接待一拔一拨的予侄?
       有一段时间，我的叔父我的姑父姑母我的舅父舅母把麦子磨成面送到我的家里，我母亲承担着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忙于做饭。这些粮食远远超出我表弟表妹的饭量，在生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多余的部分就成为对我们家庭不出声的支援。我在这种交换中感受到由血脉传递的温度，它们坚强无私，诚恳朴实，让人对生活永不绝望。
       但是，高估这种情感的价值显然理想化了。我在农村生活中见惯了兄弟阋墙、父子成仇、妯娌反目、亲戚一刀两断，而起源，常常不过是一件琐碎小事，一把小板凳一个小铁勺或者一尺布。兄弟俩甚至可以为几个包谷从村东厮打到村西，打得头破血流，老死不相往来，提起来目眦尽裂，隔代犹有遗恨。在兄弟阅墙的故事中，媳妇是最容易招致舆论声讨的对象，是媳妇的挑唆才导致一个和睦的家庭四分五裂。在那些极具文学色彩的描述中，结尾往往以媳妇的归顺宣告世界的和谐圆满。但是这个结尾恰恰无法对故事的起源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十结尾恰恰否定了血脉的存在。必须承认，媳妇始终是一个外来人，她并不只是在故事的开头，临时扮演一个外来人的角色。媳妇当然可以传递后代，但她同时可以稀释血亲，分裂家庭。她是一个合法的家庭分裂者。我们像一棵植物那样，从妻子那里开始分蘖，基因重组，走上新的生命道路。我结婚后的第一天，当新婚的妻子在饭桌摆上一盘鱼时，我突然间眼泪涌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此刻在千什么，吃着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这样和父母分产了，我就这样失去我的父母了。妻子不解地看着我，然后告诉我，会习惯的，慢慢就接受了。我的妻子是一个有准备的妻子。妻予永远都是一个准备充分的人，准备做一个新娘，做一个家庭的母亲。她是被嫁出去的，她本身就是被分裂出去的，她的被分裂已经告诉她，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加入或者返回都是不可靠的，只有重组才是自己的出路。是的，我会习惯的，我告诉妻子。这种习惯包括独立生活，也包括责任的分解，或者说逃避。起码在我看来。当血亲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当我的兄弟姐妹们在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有了毋须回避的借口，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必须尽的责任。这种借口随血脉渐远而理由充分，也宣告了感情的脆弱和不可靠。
       不能否认的是，血亲的淡漠常常来自于物质的窘困。不负责任常常包含无能为力，血亲之所以得到重视实在是因为无依无靠。灾难无常，突变骤生，命运的泪水除了向亲人倾倒再也找不到哭诉的对象。谁能在冥冥中帮我的至爱亲朋啊，在一天一天的祷告中，人变得越来越现实。
       迄今为止，我都不敢把生活过得放浪恣肆，我总觉得在我大笑的时候将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这倒不是我对塞翁失马、祸福相依这样的人生道理有着哲学的体认，而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可能把一个弱小的家庭打成内伤，让它难以生息。我得感谢我的家庭，我们虽称不上父慈予孝、母爱妻贤，但亲戚还都通情达理，我父亲脾气是刚硬了些，但凭借他提供的那个小城市的视窗，我得以窥见整个世界的面目。在血脉传递的温情中，在物质的挤压和逼迫中，我还保留了一方难得的精神空间。起码，在那个小城市，一个数学成绩极差的孩子，还拥有对文学生活想象的权利。
       13
       在我和父亲的长期较量中，我逐渐学会接受我父亲身上拥有的一切。作为一个标准的中国式的儿子，我温和恭谨，对父亲只做远距离的打量，从未试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对我父亲的烦恼暴怒无奈，也只是在成年后，才有了以手试水的体味和感受。黄仁宇说，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而一旦功成，若不提供相应的负担，则不只是个人品德的堕落，还会造成社会结构性的道德断裂，成为一个民族无法治愈的内伤。我父亲几乎实践了这样一个定律，我们的家庭几乎是在走一条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道路。我亲眼看着我父亲画梅花的手换上炒瓢，大提琴的音乐在中年以后不再奏响，琴弦则变成了我自行车上的闸线。在漫长的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人生道路上，我父亲和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们，拉着早巳超载的车，拖着无边无际的绳索，收拾起属于个人的心事，拼命朝前赶。那种苦恼和暴怒剔除了个人的性格因素，更像是一种反抗和不服从。但是最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遵从了命运的安排。最初，这种屈服也许还包含挑战，随后就转化为自觉的毫无意识的承担。这一切既加重了个人的命运负担，也聚拢了容易离散的血缘亲情。今天，当我坐在桌前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要我像我父亲那样，我是永远办不到了。似乎一切都可以成为拒绝我堂弟的借口，房子紧张，工资有限，夫妻双方家庭亲戚不对等可能引起的矛盾，等等。而随着血脉的渐行渐远，我在城市的嚣声中，渐渐找不到我的兄弟们的身影。诗人说：我看到人们向四下散去；
       我父亲现在没有任何爱好，不打麻将不玩扑克不下象棋围棋。惟一的爱好似乎是交游，交很多朋友，吃饭说话排遣寂寞。他喜欢看一本叫《报刊荟萃》的杂志，那上边常登政治秘闻红墙故事。他坚定地认为，台湾要搞独立就打，不信打不过一个小岛。他坦率地承认，现在生活是比过去好了，但是社舍风气还是存在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上溯，上溯到我们谁也无法说清的过去，那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我无法说服他，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在之中，现在的困惑现在的迷惘。一切问题都在现在发生，而一切问题都未必在现在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在六十岁时决定给自已过一次生日，此前他从未有过生日的习惯。我们摆了四桌酒席，在有限的范围内通知应该到的客人。参加我父亲生日的有从五百里以外赶来的学生同事，，有从外地赶回来的我的表弟表妹。我弟弟喝得大醉。生日过得圆满，父亲也高兴。该来的人都来了，没有来的人还打电话祝福。我父亲说：我过生日他们不敢不来。
       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