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和考察翻译。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笔译活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翻译史上共出现了五次高潮，我们以翻译史上的这五次高潮来探讨翻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政治混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又滋扰边境，内忧外患，普通民众无力通过现世渠道改变这一切，自然将关注投向了异域传入的思想。佛经的翻译导致了佛教的传入，引进了一种新的东方思想。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对老百姓起到了一种镇静作用，弱化了老百姓对统治的对抗心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协调阶级矛盾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历代统治者不断遣人取经，设立译场，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世界翻译史上都是少见的。仅自汉至唐早期，已译出经传3616部，8641卷。①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大量佛经翻译是由政府支持的，虽然自南北朝至隋代有个别君主的确是佛教忠实信徒，但他们只占极少数。佛经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分不开。
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完成了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相继获得迅速发展。与欧洲各国相比，在明末清初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制度下，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进步。而此时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从事宗教活动，传教士把科技翻译活动作为其传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一些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士大夫，先后帮助耶稣会的传教士进行译述工作。科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治学上的浮泛，一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走上实学之路。徐光启在1631年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说：“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修翻译。”②他把翻译科技著作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首选，明确指出了科技翻译活动的作用，那就是通过融会贯通地借鉴翻译过来的“彼方”经验，以达到“超胜”之目的。
三、清末、“五四”时期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
1清末民初的翻译
甲午战争到戊戌新政，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把译西书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梁启超说:“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③译书范围很广，包括政治学、法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书。此后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类书籍便不断地被翻译到中国来。以清末翻译巨擘严复为例，他抓住当时中国社会弊病的症结，翻译了赫胥黎宣传进化论的《天演论》。他也翻译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通过这一宣扬“三权分立”的法律名著，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这一译著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孙中山先生制定的民国宪法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严复翻译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是一部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此书的译介批判了中国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耻于言利的封建意识。此外，他还翻译了《群己权界论》、《名学浅说》、《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涵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严复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翁同龢等读了这些译作，在思想上打下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烙印，这充实和丰富了他们变法维新的思想，最终促成戊戌政变。
翻译文学作为大力输入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得以繁荣起来。统计数字表明，1905年至1918年期间出版的翻译小说约为1000种左右，已经超过了此前出版的翻译小说的总和。⑤翻译小说气势之盛，与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翻译解决社会问题有很大关系。“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纾是我国近代富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文学翻译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亟需新的价值尺度、伦理观念、处世原则、社会理想作为变革旧中国的参照系。林纾翻译的小说及时满足了这一历史要求，为变法维新的时代先驱提供了一幅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林纾的文学翻译成了改良派维新事业不可缺少的一翼。总之，关注民族命运、反抗外国侵略、讴歌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当时翻译界选择的风尚。
这一时期的翻译使沉睡的广大民众逐渐苏醒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思想对人们的禁锢，使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
2五四时期的翻译
五四运动宣告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旧有的伦理制度作为政治制度，其合法性一旦被摧毁，引进新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据的问题便立即出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翻译作为传播先进思想的工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各种政治和学术思潮都通过翻译纷纷流传进来。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外来翻译文章开始成为新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根据。这些新东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新青年》、《新潮》、《觉悟》、《解放与改造》、《新妇女》、《新教育》、《
新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刊载翻译作品。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未名社、语丝社、沉钟社以及新月社等团体陆续介绍和翻译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撞击了长期处于封建桎梏中的中国读者的心扉，引起了共鸣，激发起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热情，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3“五四”以后的翻译
五四运动以后的翻译活动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并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做了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曾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⑥他在谈到自己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时，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分别是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规模空前的翻译传播活动酿造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传播社会主义的结果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翻译事业自此又走向新的起点，为指导革命和建设提供马列主义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形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国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就没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实现的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四、建国初期的翻译活动
我国建国之初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大量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这项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了全国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统一了思想，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主导意识形态的位置。同时，还翻译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进步国家的文学作品。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总印数达1亿1千多册，计5300余种，其中俄苏文学3526种，占658%。⑦在谈到这一翻译格局时，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最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特别符合我们思想教育和艺术借鉴的不断增长的普遍要求”。⑧这对于我国建国初期单纯、健康、清新、向上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形成，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建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经济获得的飞速发展，是得益于翻译事业的。
五、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西方学术思潮和“新潮”方法论成为了翻译的热点。这些翻译作品“正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⑨一批著名的翻译丛书，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汤永宽主编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西方学术译丛》、《青年译丛》、《西方学术文库》等纷纷出版。这些丛书密集地辐射到社会思想与文化领域，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王宏志所说，从这次翻译大潮可以看到，人们把翻译放在自己的政治日程里，作为冲击一个原来是密封及稳定的社会系统的主要力量。因此，翻译又再一次变成了政治角力的场地。⑩
六、结束语
尽管每次翻译高潮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不同，翻译的内容也异彩纷呈，但其总的意义以及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使其能以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融进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进程中来。■
注释
① 王克菲：《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② 徐寅：《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1期。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
④ 安宇:《冲撞与融合》，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⑤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⑥ 《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9页。
⑦ 孔惠怡、杨承淑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⑧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淼：《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⑨ 《西方的幽灵与翻译的政治——印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⑩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55—56页。
［韩振宇：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