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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各政党纲领中的效率与公正问题
       在即将举行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夕(12月2日)，俄罗斯各主要政党纷纷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和口号。选民们大都期待着国家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解决普通民众的迫切问题。在积极参与选举运动的各党派的纲领中，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许多俄罗斯评论家认为，出现了迎合选民愿望的政党“左倾化”。实际上，确切地讲，应该是各党派对现代俄罗斯社会问题的关注增强了，也开始探索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理想比例关系。
       这一趋势引发了我们对俄罗斯和中国政治精英们制定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纲领进行对比研究的兴趣。从2005年中开始，俄罗斯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接近的趋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俄罗斯经济转入稳定发展阶段，这是二者表面的相似。在更深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满，而为了减少改革产生的负面效果(首先是在社会领域)，也在进行修正改革模式的努力。贫富差距、医疗和教育不完善、科技和创新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环境破坏、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现在不仅困扰着中国的改革者，也困扰着俄罗斯的改革者。两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能代替国家合理的社会政策。俄罗斯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长期社会问题的方案，譬如，宣布了一些在保健、教育、农业和住宅建设领域优先发展的国家计划。
       现在可以说，俄罗斯主流政党纲领已经有条件的“中国化”。本语境中的这个“中国化”的意义分几个层次。首先，政治精英们对已经为中国带来近30年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感兴趣。其次，必须应对当代俄罗斯面对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些挑战很多也是中国领导层现在要解决的、或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过渡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再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俄罗斯政党纲领的“中国化”就是指更多考虑到本国特点、现有条件和局限性、拒绝盲目照搬别国模式。这个目标是邓小平在中国改革之初提出的，现在，它也得到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认可。
       现代俄罗斯的发展趋势，如果借用中国20世纪的争论来描述，就是尽量少讲意识形态(“主义”)，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这个趋势首先表现在中派主义的政治纲领中。传统的左派(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右派(右翼力量联盟)试图坚持意识形态，借此在选民眼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试图将“主义”置于“问题”之上，或者，至少是将二者置于同等地位。
       倾向中派主义、关注社会问题成了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发表的纲领声明的突出特点。这两个政党都力求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这一点可以和最近10年的中国改革者的辩论进行对比。在俄罗斯特殊的现实条件下，每一个政党都强调解决效率和公正的相互关系问题。统一俄罗斯党将国家发展的效率放到了首位，公正俄罗斯党则将社会公正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从该党的命名也能够体现出来。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为了保证社会不同利益关系间的和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公平和正义”，这一直是中国领导层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中的一个要素。
       同时，两国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局势的改变调整改革模式。在俄罗斯和中国都可以看到对旧改革模式的反思，反思其过于注重数量的增长，对发展的质量重视不足，忽视市场经济的社会消耗，忽视贫富差距加大可能破坏稳定的后果。我们要探索的模式，应当在支持穷人的同时避免损伤富人的从业积极性，坚持继续改革的市场方针，防止可能的社会冲突，保障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
       反腐败也是当代俄罗斯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腐败盛行，严重阻碍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妨碍有效发展国际经贸联系，助长了有组织犯罪。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B.瓦西里耶夫声称，今天俄罗斯存在大范围的腐败，它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独立以及进一步发展。
       执政当局也公开承认，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开展得并不顺利。俄总统普京在2007年10月统一俄罗斯党八大上指出，“问题不是靠喊口号和搞突击能解决的，我们需要一系列有计划的措施，不仅是立法上的，而且还有财政上的，组织上的，人事上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制定《反腐败法》，该法将很快由国家杜马审议通过。
       该法案将包括一系列预防腐败的措施。例如，不仅官员本人，而且其家庭成员都要公布收入和败产，不实申报将受到惩处，甚至禁止官员在解职后继续留在曾经任职的部门工作。计划将对国家公务人员实行大范围的财政监督。由此可以预见，近期俄罗斯将成立有一定权力的新部门，来协调国家机关的反腐败工作。
       出台上述法案的背景是，2006年俄罗斯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欧洲委员会的《反腐败刑事公约》，签署该公约意味着俄罗斯自动加入了反腐败国家组织，该组织已经向俄罗斯发出问询，对问询的回答将用来评价俄罗斯法律是否符合公约规定。
       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论，在该问题上，统一俄罗斯党有时受到严厉指责。俄共议员B．拉什金甚至认为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执政党，是促进腐败增长的因素。必须注意到，近一时期以来被揭露出的腐败案件和由此而受刑事处分的高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大大增长了(大量前市长和州长、市和州议员受到审判)。此外，在完善反腐败立法方面，国家将对《刑法》、《刑事审判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违法法典》等进行修正。
       肯尼亚：稳定的民主还是分崩离析?
       2007年12月27日肯尼亚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外部世界当时对此并不在意。突然之间通栏标题开始谈论大规模部族暴力活动。西方媒体谈论“分崩离析”的危险和蔓延非洲的部族冲突。有人紧急呼吁两位对立领导人走到一起并达成妥协。此事尚未发生，也不大可能发生。
       出现了什么情况?眼下的形势似乎相当清楚，反对党即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领导的“橙色民主运动”(ODM)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而政府党即卸任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领导的民族团结党(PNU)遭到惨败。肯尼亚副总统和卸任政府的20多位部长在议会席位的争夺中被击败。民族团结党获选42个议员，少于五分之一的席位，而“橙色民主运动”获得了99个席位。
       似乎有理由推断，奥廷加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齐贝吉。但三天计票之后，选举委员会宣称，齐贝吉已闪电就职。肯尼亚国内出现的直接反应就是：齐贝吉偷走了大选。他12月30日秘密宣誓就职，他拒绝让任何认真的外部调停者评估情况以及国际观察员们的公开怀疑，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他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指望骚乱会慢慢平息下来。会这样吗?
       
       多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肯尼亚被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吹捧为“稳定的民主”，和那么多其他非洲国家都不一样。人们可能还记得，另一个曾经得到这个赞誉的国家是象牙海岸，近几年它已经滑落到持续的内战当中。被称为“稳定的民主”是什么意思?这似乎意味着，它是一个可靠的亲西方政府，并对西方投资敞开大门。肯尼亚符合这个条件，象牙海岸也曾符合这个条件。象牙海岸已经分崩离析了，目前来看肯尼亚也许正在重蹈覆辙。
       回顾1945年以来的历史也许能够解释，这样的评估为什么如此天真和无用。在英属东中非的7个国家中，真正开展过游击战运动的惟一国家是肯尼亚。这个运动叫做“茅茅”(Mau Mau)，英国人耗时多年才把它镇压下去。“茅茅”是肯尼亚最大的族群即基库尤族(Ki-kuyu)的农民运动。基库尤族认为由于他们进行了这场暴动，因此有权得到某些报偿。姆瓦伊·齐贝吉就是基库尤族。
       独立后不久，肯尼亚第一任总统、基库尤族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去世了。他的职位由时任副总统的卡伦金族人(Kalenjin)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arap Moi)继任，他着手建立了一个窃国(kleptocratic)独裁政权，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基库尤族基本上被从政府中排挤出去。第二大群体即卢奥族(Luo)也是一样。卢奥族当时的领导人是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拉伊拉·奥廷加的父亲)。他有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而他的运动遭到了镇压。
       到2002年，肯尼亚人民厌倦了阿拉普·莫伊，他的西方支持者们认为，也许该鼓励出台一种表面民主制了。一党制政权让位给了选举竞争。齐贝吉和拉伊拉·奥廷加以及其他一些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彩虹同盟”(NRC)，他们宣称致力于结束腐败，同时结束把职位和金钱分配冻结在一个族群的状况。齐贝吉赢得了大选。人民举行了庆祝活动。
       但2002年也是布什进行反恐战争的时刻。美国把齐贝吉招募为一个主要盟友。他得到的奖赏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外援和无尽的赞扬。2002－2007年这几年是在新自由主义前提下经济明显增长的时期。但齐贝吉背叛了他所有的许诺。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窟的大量人群。齐贝吉解除了他任命揭露腐败的那个人的职务。他还把奥廷加和其他全国彩虹同盟的盟友排挤出去。
       所以，在2007年举行新大选时，“橙色民主运动”和奥廷加轻易获胜。阿拉普·莫伊目前对齐贝吉表示支持毫无用处。“橙色民主运动”强调肯尼亚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它号召对腐败重新开战。它还与肯尼亚的穆斯林社区达成谅解要停止引渡。显然，这个纲领对选民有吸引力，但对齐贝吉没有。所以，他偷走了大选。而美国和英国竭力要让这个大选窃贼上台。
       当然，在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面前，爆发了暴力活动。暴力采取了部族形式。西方媒体却似乎认为这是非洲特产。难道他们从没听说过美国的种族骚乱?难道他们从不看看北爱尔兰天主教一新教的暴力活动?在这类情况下发生的是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的穷人相互痛击，而社会上层却在他们的围墙社区内照常优哉游哉。
       拉伊拉·奥廷加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革命者。但他赢得了大选，而他赢得大选的原因是因为他反对齐贝吉的新自由主义腐败。奥廷加发挥着非常有限的作用，有点像阿尔·戈尔(Al Gore)在2000年发挥的那种作用。他可能不会比戈尔更成功。齐贝吉说，要是法院告诉他应该这样做，他将举行新的大选，但奥廷加说，法院完全受齐贝吉支配。
       这就是所谓稳定的民主。
       接受自由贸易条约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困境
       自由贸易条约是发达国家设计的，其清楚的目标是在经济、金融以至政治上控制那些欠发达国家，使这些国家不能同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厚资本的外国的公司竞争。它是殖民主义的当代版本。在这种模式之下，其结果是不必对其他国家发动武装入侵或侵略就可以统治它们。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97－2000年间，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多次对自由贸易条约包含的危险发出警告，认为它增加社会的不平等，加剧农村的贫困。最近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发表的论文题目是《2008年国际经济的前景：对拉丁美洲和秘鲁的挑战》，他说应当很好考虑自由贸易条约出现带来的新的危险。他以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为例，指出条约签字以后，在墨西哥工资更低了，农村的贫困增加了，不平等加剧了。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由于在协议签字以后“对就业的破坏比创造就业更加迅速……墨西哥种植玉米的农民，不能和美国种植玉米的农民竞争”，后者得到国家的高额补贴。他认为“自由贸易条约并不真是自由贸易条约。它只是一个名字，在华盛顿存在对事物安排一个相反的名字的习惯”。
       在厄瓜多尔举行的另一次讨论会上，斯蒂格利茨讲得更加清楚，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制造了更多的穷人，全球化是为了使金融系统得到更多的利润而设计的，是为了将更多的资金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工业化国家。他认为，自由贸易条约增加不平等，美国在企图将美洲自由贸易区强加给整个地区失败时，开始与接近它和在它的经济庇护下的政府达成双边协议。这样，华盛顿利用双边及地区投资的协议得到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不能得到的让步。
       2008年1月，英国非政府组织奥法姆公布了一份关于自由贸易条约对于南方国家的后果的报告，指出这些关于贸易和投资的条约在很多情况下是秘密谈判的。该组织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些协议寻求为富国的出口商和企业提供利润，却牺牲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给环境和发展也带来严重的后果，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和保护它最贫穷的公民的能力。美国和欧盟正在将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强加给别的国家，减少穷人得到药品的机会，提高种子和其他农业原材料的价格，将小生产者消灭，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难得到新的技术。
       总的来说，美国和墨西哥、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秘鲁、智利、巴拿马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一旦签字，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产品如牛肉、猪肉、鸡、棉花、小麦、大豆、大米和水果等，将涌向这些国家，享受零关税的待遇。以后还将增加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如玉米和谷物。实行条约几年的结果，如同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在墨西哥所发生的那样，将是所有中小农民的破产，他们不能与美国的生产者竞争，因为美国的农业生产者采用高技术，从国家得到巨额补贴。在自由贸易条约生效以后，美国平均80％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的出口将立即免除关税，在5年之内85％的工业品免税。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将逐步消失，它们的居民唯一的工作将是在商店里出售从国外进口的商品。
       自由贸易条约规定，签字的国家在所有的服务部门如电信、快递、计算机服务、旅游、能源、运输、建筑和工程、金融服务、娱乐、保险和其他服务业将准许外资进入。同时还规定对数字产品如软件、音乐、课本、音像等提供非歧视待遇，却同时要求保护美国的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这项条款其实宣布跨国公司将成为这些国家服务部门的主人，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些企业不可能与微软、哈里伯顿、埃克森、泰科等数千个美国大公司竞争。
       为了使最后的结果不仅是指向经济，而且也指向政府，文件为美国投资者规定了可靠的和有预见的框架：在它们的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以后，享受的待遇不能被以后的法律取消。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当地政府应当支付大额资金以补偿由此引起的损失。
       结论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自由贸易条约是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