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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3日，“俄罗斯新闻网”（РИА Новости）发表了该网站专家委员会成员根纳季•博尔久戈夫（Геннадий Бордюгов）撰写的《大恐怖：民族范畴》一文，介绍分析了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与民族范畴有关的情况，认为不能出于政治目的片面夸大“大清洗”中的种族、民族因素。作者所披露的“大清洗”中的死亡人数不同于西方流行说法使用的数据。现将该文翻译如下，供读者参考。
       70年前的1937年8月5日，在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旨在最终解决国家的内部敌人问题，也就是说，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下进行预防性的社会清洗。1937—1938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行动联结在一起，后来被称作“大恐怖”。这些行动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范畴。
       人们所熟知的是早在1936年秋天就开始的被称为“干部队伍的革命”的政治清洗。经济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军事人员、作家和学者、苏维埃精英（其代表人物在众所周知的莫斯科审判案中坐到了被告席上），这些人是恐怖运动的最初受害者。
       恐怖运动的第二个主要范畴与执行1937年7月31日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批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7月30日第00447号令的行动（通常被称为“富农行动”）有关。这个“死亡命令”确定了恐怖行动的“目标集团”，其代表人物被列入了黑名单。除传统的“敌对”制度集团（“原先的富农”、“反苏维埃政党成员”、“参加暴乱的、法西斯主义的和间谍组织的成员”、“教会人员”等）外，出现了新的刑事罪犯范畴（匪徒、强盗、窃贼、走私者、投机倒把分子等）。这样，政治领导人一方面把社会自发性、不服从行为看作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把一般的犯罪行为政治化，把其与苏维埃制度的反对派相提并论。这一命令对惩罚办法作了规定（第—类是死刑，第二类是8—10年劳动改造或监禁）并按照苏联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确定被镇压者的限额。根据这一可怕的命令被判刑的总人数达到767397人，其中386798人被枪决（根据M.扬森［M.Янсен］和H.彼得罗夫［H.Петрова］的资料）。
       第三个范畴与1938年2月至4月中旬（实际上11月）消灭“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有关。起初，这些镇压行动与主要行动（“富农行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但是，早在1937年7月底，就同时开始了“德意志行动”（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439号令）。8月，开始消灭“波兰破坏性间谍活动集团”（第00485号令）。9月，消灭所谓“哈尔滨分子”——主要是回到祖国的中东铁路俄罗斯员工，这些人被看作是“日本间谍”（第00593号令）。最重大的行动是从远东边疆区把朝鲜族居民大规模地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四项行动都与苏联的“主要敌人”——德国、波兰和日本联系起来。与此相应，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的说法，形成了进行与上述这些国家侦察机构日益活跃（主要在边境地区和设有国防企业的地区）及其转向破坏和暴乱活动相联系在一起的镇压活动的因素。
       1938年的镇压活动涉及居住在苏联领土上的大批阿富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希腊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民族”命令，335513人被判决犯有“替外国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罪，其中73％被判处枪决。在中心地区也存在根据第00447号令进行的大恐怖行动的民族范畴。关于这一问题有时发生可以理解的争论，也发生一些毫无意义的政治辩论。例如，历史学家经常引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乌斯宾斯基的话。乌斯宾斯基说过，当时居住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领土上的所有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几乎都是“间谍和破坏分子”，不仅如此，他还认为75％—80％的乌克兰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人民委员拉甫连季•贝利亚在格鲁吉亚，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夫在鞑靼斯坦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土库曼，致力于建立“土耳其—鞑靼国”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原先的巴斯马奇分子和流亡国外的僧侣集团代表）日趋活跃，从而引起担忧。各共和国的民族共产党迫切要求提高枪决的限额，其中包括在“民族行动”中的限额。
       但是，现在往往把反对“民族主义分子”的行动与犹太人的或俄罗斯的（或“莫斯科的”）体制联系在一起。最先采取这种偷梁换柱手法的是纳粹分子，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失败后，着重强调大恐怖中的种族因素，企图以此动员民族的军事组织。后来，形形色色的流亡者集团开始强调大恐怖中的民族因素。这样，出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模糊20世纪大悲剧的意义的现象。今天，镇压行动的受害者被实用主义地利用来充当政治运作或竞选运动的配角。社会迟早将认识到这些歪曲人们记忆的危险伎俩是没有出路的，并将回到那些困难而又痛苦的问题，以预防新灾难的发生。无论如何，为什么数以万计的苏联公民愿意告发自己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而有些肃反工作人员为了拯救不相识的人，截住了这些告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个问题与他们的民族属性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作出诚实的回答，就不可能保证悲剧不会重演。
       ［李兴耕：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