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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图“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以前由共产党统治的那些国家的老一代政治家根本没有悔恨之意。新一代政治家在指控罪责和提出要求时总有一个最合适的靶子——今天的莫斯科。似乎这些人英雄一般地全凭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而莫斯科却仍旧是共产主义的。我希望这种病态的态度很快将成为过去。所有曾经不得不十分痛苦地忍受共产主义的民族应当把它当成自己历史上痛苦经历的真正原因。
       《明镜》：包括俄国在内。
       索尔仁尼琴：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冷静地考察我们的过去，那就可以看到，在俄国，对苏维埃时期的怀旧也早已结束了。东欧国家和过去的苏维埃共和国将会克服它们把历史上的俄国道路当作一切罪恶的根源的那种直觉的态度。像西方经常所做的那样，把具体的领导人的个人暴行或政府罪行归咎于俄罗斯民族及其国家或所谓的俄罗斯民族病态心理，是不中肯的。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独立地认识到的罪责才能成为一个民族恢复健康的保证。来自外面的不断的谴责总会事与愿违的。
       《明镜》：认识罪责要以充分了解过去的情况为前提。但是历史学家抱怨说，莫斯科的档案已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可以查阅了。
       索尔仁尼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里俄国发生了一场档案革命。好几千家档案库和档案馆向研究者开放了。他们可以研究几十万份过去向他们封锁的文件。出版了几百本研究著作。像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这样的有影响的人物也可以看到那些还没有摘去“秘密”标签的公文。社会应当为他们的有价值的著作而感谢他们。但最近几年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作为秘密对待的文件了。遗憾的是，逐步进行的使它们向外界开放的过程远比人们所希望的要缓慢得多。
       尽管如此，最重要和最丰富的档案即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今天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可以查阅。那时联邦安全局曾把十万件审判和侦讯文件移交给这个档案馆，这些文件今天仍既向私人也向研究者开放。2004年和2005年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出版了七卷本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曾和该书的作者们合作并且可以证明，它是非常完备和可信的。今天许多国家的研究者都在利用这部书。
       《明镜》：我们认为《古拉格群岛》是您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从内部分析了苏维埃专政的对人鄙视的性质。今天能回顾这本书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崩溃起了多大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您不应当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作出这种判断不是作者的事情。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候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采。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一个稳定的俄国也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在这期间这种认识已经被接受了。我们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只要谈到俄国合适的政体，您总是坚决主张俄国公民的自治——您用这种模式来同西方民主制对抗。我们在普京统治七年后见到的结果却恰恰与此相反：总统拥有独占的权力，一切都听命于他。
       索尔仁尼琴：是啊，我过去总是坚持并且现在仍旧坚持俄国需要地方自治。不过我决不是要用这种解决办法来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对抗。相反，我要用瑞士和新英格兰的高效率自治的范例来说服我的公民同胞，这些例子是我亲眼目睹的。不过您的问题把地方自治与那种由几十位省长组成的区域结构混淆起来了。前者只有在最低层次才是可以设想的，那里人们认识他们所选出的行政官本人，后者则在叶利钦时代已经与莫斯科的中央政权一同把地方自治的前提扼杀了。
       
       我今天仍旧对地方自治在我们这里贯彻得如此缓慢和笨拙有很深的感受。不过这里也有进展。在叶利钦时代实行地方自治的一切可能都被法律堵死了。现在国家权力准备把更多的决定权交给当地的居民。可惜这还未成为制度。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今还不能就想像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我们上次也就是七年以前谈话时，您批评杜马中只有一半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而这些议员又是受政党的代表支配的。在普京的选举权改革之后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了。这确实是一次倒退！
       索尔仁尼琴：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是政党—议会政治的坚定和彻底的批评者，我赞成不问党派而选举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制度。因为这样的代表知道他们在地区和县的个人责任，如果他们干得不好，也可以被罢免。我了解并且尊重各种经济联合会、合作社协会、地区联盟、教育和职业组织，但是我不懂政治党派的性质。一个以政治信念为基础的联合组织不是必然会成为稳定的组织的，它们往往也不是没有私利的。
       托洛茨基还在十月革命时就已十分恰当地说过：“一个不把夺取政权当作目标的党是没有价值的。”这是说，它要以牺牲其余居民为代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俄国需要一种民族观念吗？这种观念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索尔仁尼琴：民族观念这种说法并不包含任何明确的科学内容。可以赞成这样的说法：这是关于俄国多数居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它可能是完全有益的。不过这种东西不应当由执政者来设想，尤其不应当由他们来尝试用强制手段把这一观念塞进人们的头脑。18世纪以后在法国出现过这样的观念，英国也是，然后是在美国、德国、波兰。当关于民族观念的讨论在共产主义以后的俄国迫不及待地展开时，我曾经试图泼冷水——我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在遭受种种使人筋疲力尽的损失以后，我们必须在较长时期内满足于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即挽救正在崩溃的国家。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明镜》：他们重新想起了从前的大国苏联……
       索尔仁尼琴：这是白操心。但是在这以前西方已经沉迷于这样的幻想——或者做出似乎他们真正相信的样子——即俄国已经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虽然还看不出任何这方面的迹象。俄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很清楚的，它只是才开始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要对俄国提出一项长长的关于我们的错误、疏忽和违背规范的单子，那是太容易了。但是在那场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目前仍在进行的斗争中，俄国明确地和不容误解地向西方表示愿意提供支持，但遭到了拒绝——不知是出于某种心理上的基本态度还是病态的短视。在阿富汗，美国接受了我们的支援，但是仍一再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欧洲对俄国的不满又是毫无疑问地与西方对能源供应的担心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担心确实没有任何根据。
       但是西方真的能够由于考虑到新的危险就对俄国采取拒绝的态度吗？我在回俄国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也就是1994年4月《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时说：“如果展望未来，那么在21世纪将能够看到，美国和欧洲一道将非常需要俄国作为伙伴。”
       《明镜》：您读过歌德、席勒、海涅著作的原文并且一直希望德国将在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起一种桥梁作用。您相信德国今天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相信。德国和俄国感到彼此受到对方的吸引，我确实认为这是一种命定的事——否则这种关系是不会在经过两次疯狂的战争以后还坚持下来的。
       《明镜》：您的全部著作贯穿着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俄国东正教会今天在道德上拥有什么样的权限？在我们看来，它重新成了国教。几个世纪以前它就是这样的国教——一个赋予各个时期克里姆林宫统治者以合法身份的教会。
       索尔仁尼琴：不是的，恰恰相反。看到一个在过去年代里完全服从共产主义国家的教会在不多几年内就能重新树立真正独立的地位，是令人惊讶的。不应忘记，俄国东正教会在几乎整个20世纪在人员方面遭受了多么可怕的损失。现在它站立起来了。年轻的、苏维埃以后的国家学会了把教会当作独立的机构来加以尊重。教会教义在俄国东正教会中的传播比政府纲领远为广泛。最近，对教会态度作出最明确表述的大牧首基里尔要求改变税收制度——这是不符合政府心目中的方向的。但是他公开地在遍布全国的电视上这样做了。
       在谈到赋予克里姆林宫统治者合法性时，您大概是指曾经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为叶利钦举行了一次追悼礼拜吧？
       《明镜》：也包括这件事。
       索尔仁尼琴：很可能这是惟一能控制人民还未平静下来的愤怒的做法，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愤怒在追悼仪式上爆发出来。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这当成今后继续有效地悼念俄国总统的仪式。但说到过去，俄国东正教会曾为悼念共产党处决的牺牲者举行过连续24小时的祈祷——在莫斯科附近的布托沃，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也在其他许多存在群葬墓的地方。
       《明镜》：您在1987年与《明镜》创始人鲁道夫•奥格施坦因谈话时曾经提到，公开谈论自己对宗教的态度多么困难。信仰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属于一个人生命的基础。
       《明镜》：您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早就不怕死了。我年轻时曾经不得不常常想到，我父亲在27岁时死去是太早了。我曾经害怕在我能完成我的写作计划之前就失去生命。不过在30岁到40岁之间，我已经努力做到对死亡泰然处之。对我来说，死亡是一块天然的里程碑，但它远不是一个人格的存在的结束。
       ［殷叙彝：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