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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整个夏天都让人痛苦不堪，因为要出很多汗，因为要产生气味。下班的路上总会遇见一个比我更胖大的女人，扛着硕大的乳房和我走进同一幢楼房里去。硕大的、丰满的乳房在冬天还是令人鼓舞给人温暖的，但是到了夏天却仿佛一种残疾，让人充满同情。
       夏天把肮脏放大了，它使肮脏更质感了，它使肮脏更肮脏了。关于清洁品的广告几乎都发生在夏天，洁白的衬衣沾上了汗渍污渍油渍，人和人在接触中沾染细菌。“聪明的妈妈”知道该用什么牌予的肥皂和洗衣粉消灭污垢，在她们轻巧的揉搓之下，衣服又干净了，生活又变得美好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依然处于不洁之中。我强忍着不看街边炉火通红的小饭馆，不看服务员的白色围裙。空气里散发着食物发酵的气息，下水道的气息，隔夜的泔水的气息，菜市场烂莱的气息，烤羊肉串带有狐臭的气息，当然，还有属于人自己的气息。我坐在中巴车上回家，分享属于这个车厢所有人的气息。车上总是人满为患。我原来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如果人太多，多发几辆车不就行了吗?但是，问题似乎并不简单。也许，一个乘客和公交公司之间存在着永远都无法沟通的分歧。公交公司认为，拥挤，没有座位，是保证利润的前提，而乘客则认为，每个人有座位才是交通安排 是否合理的标志。至少从目前看，公交公司丝毫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我对拥挤已经没有任何怨言，我已经接受，拥挤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其中包括，我和站在我对面的人交换彼此的气息，肌肤在迅速的接触之后立即分开小如果我运气好，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陌生的漂亮姑娘，我在彼此的碰撞中能产生愉快引
       下车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我从一种浓度下降到另一种浓度。距家还有五百米，我得步行回去。一抬眼，远远地，我看见一些女孩子在打羽毛球。
       2
       从看见她们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她们是一些农村孩子。她们骗不了我。她们的皮肤是黑红的。这种黑红无法化妆，只有经过太阳长期暴晒才能使皮肤变成这样。但这是一种健康的红色，看上去确实像苹果那样，不是很均匀的红色，而是在红色中散布着细细的斑纹。她们的身体看上去很健壮，这也是只有经过体力劳动之后才会有的，它们让你感到饱满的肌肉是紧张地塞在皮肤下面的。她们的胸部也不是城市生活所能拥有的，我们在城市中已经很难看到饱满的胸部。在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衣服，下垂感很强的、质地非常柔软的衣服把女人的身体包裹起来。可怜的小乳房，它们像一些小型的水果。
       她们在打羽毛球，从春天开始她们就打羽毛球。下午吃完饭后，太阳还那么亮，她们就出来打羽毛球。她们不和其他人交往，她们只交往自已的同类。周围的人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她们不漂亮，她们穿着很短的上衣，仰起腰的时候，腰和肚皮就露出来了。腰不白，甚至黑。我能一下予看清她们暴露的身体，皮肤中有微黑的小型的颗粒，那些颗粒让我想起小时候养蚕时停留在蚕纸上的蚕籽。
       她们是我所说的小姐。她们在发廊里工作。发廊的门上写着：按摩、浴足、洗头、保健。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指向性。她们提供性服务。和她们比邻的是几家性保健品商店。我能记住一句广告词：与时间作战，迅速增大增长增强。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时间最让人难忘的一句话，它是对“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经典阐释，它不庄严，但是让生活多了一分幽默。
       足足有二十家之多。发廊。
       3
       劳动常常被假设为一种非常快乐的娱乐活动。你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脖予围着黄色或者白色的毛巾，手里拿着扳手，非常有力地抓着一根钢管，这时候有人口里喊着号子，手中摇着红旗，喇叭上放着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歌声嘹亮，头顶一片蓝天。 劳动者被假设为一群长期充满激情的机器，他们永远热爱生活，永远不知疲倦，永远处于带电状态。我的这种感受最早可能来自“文革”，来自那些充满战斗力的电影和宣传画。在这些宣传品所展示的生活场景中，正确的人们永远昂着头，头发随风飘散，脸上高潮荡漾。这些电影和宣传画培养了我对劳动的神圣感，满足了我对工业生活的想像，我认定这就是工业生活，真实的生活。人们赞美这种生活，人们运用各种语言赞美这些国家的建设者们。人们用语言的脚手架把这些建设者们送入云端。我的心和他们一起升腾。
       搬入西安之后，我知道自己又一次住进建筑工地之中。也许我的一生就注定生活在一个建设的时代里，没完没了的建筑工地，没完没了的高楼大厦，没完没了的脚手架，没完没了的垃圾车，没完没了的机器吼叫，永远都走不完的尘土飞扬的道路。我不知道该歌颂这种生活，还是该抱怨这种生活。但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接受这种生活。这是属于我的、我所处的时代的生活。
       我的对面同时在盖三栋高楼，坐在我的窗前可以看到两栋楼。左边楼房上的标语是“构筑大地风景，奉献人间真情”，“中国建筑，服务跨越五洲”，“过程精品，质量重于泰山”，右边的楼上是“创时代精品，造客户满意工程”，“纳百川容万壑而知天地之广”，“创建文明工地，树立建筑企业新形象”。我一直试图把这些词汇和工作着的工人联系起来。这些工人们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手里拿着扳手，和过去的似乎区别不大。但是我体会不到“火热的生活”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观察那个爬上大吊车的人，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上去的。那个吊车太高，我怀疑是一个带滑轮的机器把他送上去的，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滑轮。建筑工地上有一些女的，她们一般在搅拌机跟前拉水泥，或者就做一些用推车推石予沙子的轻活。她们很多时间看上去懒洋洋的，靠着车子把，只是在椎起车子时才让人觉得她们是有力量的。在整个建筑过程中，工程是不能停止的，工人们实行倒班制，这一批到点了，下一批会跟上去。我每天下班的时候，似乎有一批刚好到点了，该吃饭了。我就遇见他们。我看见他们疲倦地、无力地、没有激情地走在路上，脸上露出勉强的、力量不足的笑容。有些人在路边的小店打电话，只有高亢的声音让人感到他们是兴奋的。我到过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不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们肮脏地、丑陋地住在散发着怪味的墒易房中，他们让我想起骡子或者马，这些牲畜也是长长的一溜住在槽边。他们长年累月这样生活着，他们远离妻子儿女，远离正常的人间生活。他们让我后怕，如果我没有走上读书的道路，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生活。
       当然，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没有快乐，事实上他们每日都可能在快乐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快乐可能就是按时领到自己的钱，下雨天多睡了半天，别人给了一包好烟，工头给了一件轻松的活，自产自销的玩笑，这种快乐可能随时都有。而且，它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
       4
       吁在监狱里，警察为了防止犯人之间发生性行为，要求犯人必须头脚相对而眠。于是，每个犯人闻到的都是邻居臭乎乎的脚气。切断性生活是对所有犯人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常常是犯人在犯罪以前意识不到的。也许所有的犯人在行使犯罪手段时，都模模糊糊意识到可能自己有被抓进监狱的那一天，但是可能所有的犯人都没有想到，他在监狱中丧失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性。
       在进入监狱不到一周之后，这个问题产生了。它根本和失去自由的痛苦、感情的破碎、家庭的离散、道德的忏悔没有关系，它就像你要分泌汗液一样，自动出现了。我不知道一个监狱里的警察是怎样面对一群没有性生活的男人的。也许，在警察眼里，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假装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诸多问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
       那么，这些民工呢?这些拥有自由身体和自由想像力的民工呢?当夜晚来临，在寒风中僵硬了一天的身子渐渐暖和过来以后，当春天无法遏制具有色情意味的来临以后，你怎么样把性带上相反的方向?你怎么欺骗一个具有活力的身体，告诉他性在这个身体中根本就不存在?你怎么用家庭、孩子、父母、妻子来劝告一具肉身，守住，就意味着一切?
       性，在自然地寻找一个通道。他们和那些打羽毛球的女孩子的结合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时候，性不是一种泛滥，不是醉生梦死，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是淤积的生命自然力的爆发。
        5
       新闻编辑宣里灯火通明，我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拿着红笔。敲击键盘的打字员、唠唠叨叨的校对、拿着稿件来回走动的编辑、闪动的电脑屏幕、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的电棒，它们让我兴奋，难以入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度过的，一篇乱七八糟的东西经过我的手之后变成铅字，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第一次把一篇铅字变成报纸新闻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些难以置信。这件事在经过我手之前只是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如果我不写这篇稿件，它会依然那么无足轻重。甚至，在这个晚上之前，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经过一个魔术般的夜晚，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一件普通的事情成了一个新闻事件，昨天还默默无闻的人今天突然被各种电话包围。我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我觉得是自己，是我，改变了生活，决定了舆论。我沉醉于这种生活，我热爱这种生活，我觉得自己参与了某些重大事件，有许多人的命运因为我而被改变了。我上班到凌晨两点之后还感到兴奋，早上八点，刚斗醒过来，我就要来报纸，把自己昨天晚上的工作再欣赏一遍，又一遍。然后我觉得自己是充实的，幸福的。
       我认为通过一张报纸，我经历了一切，我参与了一切生活。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厌倦和一些人说话，他们所谓的谈资在我看来毫无新意。我似乎知道世界所有的秘密。实际上，我后来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经验的瘫痪。本雅明说。
       有时候，夜班所有的稿件已经处理完了，但是为了等最后一篇稿子，大家还不得不呆坐着。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拿着毛笔，在铺在自己面前的报纸上写字。报社里最多最廉价的就是报纸。用毛笔在报纸上写字的时候；报纸似乎更像宣纸，能激发人不断写下去。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但是我的手还是在写什么。这时候，楼道一阵乱响，最后一批记者回来了，他们气喘吁吁，但满脸兴奋，从挎包里掏出刚冲洗出来的照片：坐在床上的低头嫖客，捂着脸躲避镜头的小姐，床下的避孕套，警察奋力踹门的大脚……
       这是明天的重点新闻。
       6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今天，我们比在任何时候都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性。性，不再是像我们原来认定的那样，作为爱情的副产品出现，而是单独敲开你的门，出现在报纸电视广播之中，出现在城市的任何部分，甚至你想像不到的地方。你刚在酒店的房间放下行李，马上就有电话过来，一个陌生的女声很礼貌地问：先生，需要按摩吗?我们的电话是总机转九五八，需要服务请打电话。几乎在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附近，你都能见到那些拉客的男女。他们低声走近你，神秘地问：住店不?有小姐。那些临街的发廊妹，在夏天公开展示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大腿伸出玻璃格档之外，向每一位路过自己的男人发出呼唤：喂，喂，来嘛，进来嘛。有一段时间，我步行上班，每天早上，我都会在经过的路上遇到一个发廊妹的召唤。她蓬松着头，用眼睛、手臂、媚笑，身体所有能调动人的部分召唤我，召唤我这个生意。我能在那一瞬间感受到她多么迫切的需要我，需要我身上的钱。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她丑恶或者淫荡，我向她微笑，意味深长地微笑，然后继续赶路。我也是一个赶路的人啊，我没有觉得自己在此刻有停留的必要。但是我的微笑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我是带有挑逗性质的，我的挑逗中包含了嘲弄、讥笑、鄙视、暗示、下一次等等我也说不清的因素。我的挑逗显示了我身份地位上的优越，我的挑逗定义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这种挑逗显然给她留 下了想像的余地，使她觉得这笔生意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我们之间的微笑保持了有两个月之久，直到我换了地方。但是不久我就听说，我原来居住的小区附近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姐妹两人被杀。两个都是坐台的。警方在她们租住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账本，是她们进行性交易的记录。这个记录显示，她们最多一天接客二十六次。也就是说，在一天时间里，她们分别和二十六个不同的男人调笑、周旋、讨价还价、交易、结账。我怀疑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不能想像一对姐妹可能同时坐台，我猜想这对姐妹甚至就是我见过的女子，我甚至想回头走一遍那条路，看看对我调笑的那个女子在不在。但是，很显然，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我有更多的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去跑一趟。那只是我的一个想像而已，那只是我内心中突然闪出的一个念头而已。于是，我成了一个劫案的传说者，我对朋友们说：哎呀，你知道不，我原来住的那个小区……大家马上惊讶，这种惊讶给人的第一感觉常常是同情，是对生命的可怜。但随后就在惊讶中转化为带有猥亵性质的调笑和戏弄，它演变为一种逸闻，引出更多的令人耸人听闻的事件。这些事件嘲弄我们刚才的大惊小怪，嘲弄我们那仅有的对人的一点同情心，嘲弄我们对任何事件进行感情投入是多么不成熟多么可笑。南门外边每天晚上都有下岗女工在街边等客，三十块钱一炮，你没见过吗?西门里边的歌舞厅，一张门票十块钱，你可以自己挑舞伴，正跳着灯一黑。十分钟后，灯突然一亮，地下满地的避孕套，你信不信?你不信?你不信咱们马上走，我带你去体验。
       
       你信不信?
       我信!
       我为什么不信?我是一个心地高尚纯洁如玉毫无杂念的男子吗?我们所处的时代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生活的大地上，每个夜晚，有成千上万个女人，她们以出卖肉体为业，从和他人的性交易中获得利润。她们的身体就是她们的资源，她们的身体就是她们耕种的土地，她们生活在我们涉足的几乎每一个场合，她们为那些不愿回家或者无法回家的男人提供服务。她们，被称为小姐。
       7
       有整整六年时间，我几乎没有看过电视。我没有夜晚，也没有电视。我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陪伴我的是一张单人床。我曾经有过买一台电视的想法，但是后来放弃了。我内心里确实认为，许多时候，电视呈现给人们的不过是一堆垃圾。但是我还没有一尘不染到自觉抵抗电视的程度，我不买电视的一半原因是惧怕自己陷入到电视之中。我太爱看电视了，只要有机会看电视，我会坐 -着原地不动坚持不懈看下去，看得自己腰酸脖子痛，四肢发麻，看到电视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但电视总是有东西呈现给你，意思不大，但你也不能说它就没有意思，每个台都能耗你一点时间，但是耗完了你又觉得这个节目看不看都不重要。你就这样度过自己的夜晚。
       不过，那个时候我有一台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让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奇特的时光。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农村度过的少年时光。我从下午六点半开始听收音机，新闻联播，农村节目，评书联播，体育新闻。我几乎不收听本地的节目，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听的。而在晚间十点半以后，许多台都开设了只适宜在晚间谈论的节目：夜半悄悄话、张大夫信箱、性福时光、有爱对你说。这个城市所有的心理病症在夜晚全部暴露出来，爱情受挫，生理苦闷，夫妻不和，第三者插足或者插足做了第三者。许多话题都指向性，许多话题也都被引导到性的方向。坐在声音背后的是主持人和一些著名的大夫，主要是治疗性病的大夫。主持人通常是女的，大夫通常 是男的。女主持人通过温柔的提示，把你的生理病灶准确地表达出采。
       在电话的另一边，是无数希望打进热线的听众，更多的，她们是那些缺乏起码生活常识和生理常识的农村来的打i妹，在投入城市之后，她们才发现自己把自己投入荒漠之中，她们缺少的东西太多，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性在各种讲述中逐渐沦为一个生理性的话题，欲望的发泄成为可以被饶恕的过错。
       但是，当我把同情给予那些丧失了欲望的建筑工人时，当我把宽容给予那些打羽毛球的女孩子时，我只是把他们看成了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在这一刻，我并没有意识到，人永远不是单纯的生物的存在，人永远都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我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小姐那里释放了利比多的工人，在推开家门时，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一个做过小姐的女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丈夫和将要出生的孩子?
       8
       大地。在我生活的大地上。这是我使用的词汇。我喜欢用大地替代我生活的城市，当我使用大地的时候，我的内心中总是潮湿地生起叶股无法遏制的柔情。原野、炊烟、牛羊、父母、庄稼、邻居。大地总是诗意地传达着我内心的感情，它意味着没有污点的过去，意味着纯洁的精神生活，但是我知道，它已经永远不存在了。
       那是一个很可笑的下午。放学了，大家排着队唱歌曲家。我的声音洪亮高大，像一只公鸡在打鸣，脖子和冠子都红了。我竭力要引起码芽的注意。玛芽是我们村子三队的一个女孩，我们从一年级上到五年级，我在心里暗暗喜欢上了她。我不能说清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也无法说清。我大声唱歌，希望能引起她的潭意。渐渐地声音没有了，离学校近的同学先回到自己村子，路上就剩下我
       玛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玛芽毫不犹豫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她的眼睛又黑又大，回答得非常干脆。这声音像她妈。
       我说：玛芽，咱们回去到我们队东门的地里给猪挑苹去，那儿草多得很。
       玛芽说：行。
       多么高兴啊。玛芽!我们就提着筐子去了。地里到处都是挑草的人，我和玛芽低着头在地里挑草。码芽说：你队的地里草这么多。我说，咱每天都来。玛芽说，咱每天都来。回家的时候，我哆哆嗦嗦把我筐子里的草往玛芽的筐子抓了一把。码芽一把又抓回来给我，说：你手慢得跟啥一样，还给我抓。我不要。我的脸羞红了。
       我不知道我和玛芽保持着怎样一种关系，也不知道这种关系后来怎么消失。直到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家，我在不经意的闲聊中突然逮住一句话；玛芽得了梅毒，被她妈赶出去了。这话来得突然而又神秘，让我不敢追问。过了很久我才知道，玛芽去深圳打工，坐台做了小姐，得了梅毒。过年回到家里，母亲不让进家门。大年三十，一个下大雪的晚上，玛芽在村予外的麦草垛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她不见了。
       玛芽消失了，和我童年在野地里挖野莱的玛芽消失了。整个村庄，村庄的每一个人，码芽的家庭，被梅毒这两个宇击中了，也包括我。玛芽的父母成了村予没有笑声的父母，低头在地里劳动，坐在自己院子里吃饭，天没黑就关门。
       一种新的生活降临到这个村庄。
       9
       相信自己的经历中埋藏着可以重新发掘利用的启示意义，相信童年时代未受污 染的感情具有救赎一切的力量，相信通过美好的回忆就可以把自己从现实中挽救，我知道自己夸大了这种感情的作用，我的文学化的臆想忽视了现实生活强大的改造功能，我永远生活在现实之中。事实上，我的同情我的伤感只存在于我的内心之中，我童年时代的感情早已经被稀释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如果有一天，玛芽真的出现在我面前，这个女孩子会让我的道德感悟变得一文不值，我的感情讲述只会让我看上去浅薄虚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这样写：
       他，拉斯柯尼科夫，飞快地俯下身子，伏在地上亲吻索尼娅的脚。索尼娅吓得连忙躲开，就像看到了一个疯子。他看上去确实是疯了。
       “你干吗，您这是为什么，在我这里干吗?”她喃喃地说，脸色煞白。她的心突然缩紧了，让她感到一阵痛苦。
       他马上站了起来。
       “我不是向你下跪，我是向整个人类下跪。”
       我们的内心中一直隐藏着一种从小姐、从妓女身上寻找道德资源的冲动。我们相信有索尼娅那样的妓女，怀抱圣经，只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出卖肉体的道路。我们相信有杜十娘这样的妓女，她们追求崇高自我的爱情，把人间真情看得比金钱和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们相信有李香君这样的女子，妓女在她们似乎不过是一个隐蔽的身份，她们一直等待着一个展示自己节烈的机会。
       但是今天，这种寻找道德资源的冲动似乎消失了，做小姐似乎成了一种自觉自愿的经济活动。向一个妓女下跪显得多么可笑 (其实从来都是可笑的)!再也没有人愿意表明，自己情愿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妓女被视为丧失了道德救赎力量的群体，她不为写作者生活，她不提供写作者的道德源泉，她提供黄色短信、做爱技巧、对陌生女人的想像、商人式的交易、婊子无情式的社会世俗判断。报纸、电视毫不犹豫地曝光她们，就像她们本来就应该被曝光一样。野鸡、妓女、卖淫女、娼妇、婊子，人们曾经这样称呼那些出卖肉体的女子，这些称呼充满蔑视和厌恶，这些称呼要求我们看见她们像看见一堆垃圾一样。今天，这些称呼更多地被小姐两个字代替了，出卖肉体成了一个中性的、没有道德含量的工作。
       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有玛芽。个人的出身再次限制了我，使我无法超脱。我总是把小姐想像成被压迫的人类，我总是认为她们的欢笑背后隐藏着哀歌，我怀疑所有的小姐都来自农村，来自那些贫困的家庭，我在所有的小姐背后都看到她们无奈的父母。我看不到她们的丑，我看不到她们的恶。法利塞人把一个妓女带到耶稣面前，他们要在主的面前处死她。主说：你们中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处死她。法利塞人走开了。我不认为自己对一个小姐有随便处置的权利，我不认为我自己在道德上有对她们指手画脚的权利。在我们大地上每一个出卖肉体和欢笑的女子，她们永远都是需要拯救的对象。尽管我知道，对她们的同情可能是可笑的，浅薄甚至虚伪的。
       玛芽，我童年时代的伙伴，现在，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