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一本武林秘笈。当他兴奋地翻开第一页，赫然看到“欲练神功、引刀自宫”八个大宇，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痛下决心挥起了利刃……谁知翻开第二页，却见上面写着“不必自宫、也能成功”，他不禁手脚冰凉，只恨自己练功心切，自我安慰道：“既骟之，则安之。”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他翻开剩下几页，不料读毕立即气若游丝、一命呜呼，原来上面写着一串口诀：“不必自宫、也能成功，即使白宫、未必成功，若要成功、不要自宫，若已自宫、赶快进宫。”众所周知，这本武林秘笈就是著名的《葵花宝典》，但金庸先生的版本仅有前面八个字，后面的版本系网络写作者托名“皇宫净事房编审”所作。
梁启超曾反复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与这些正史相比，野史则可以称作太监和宫女的“二人转”或皇帝、太监和宫女的“金三角”。“葵花宝典”不仅使小说里的一代侠客身败名裂，也见证着现实中无数太监们的悲欢故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太监(宦官)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并且是贬义词。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总结道：“欧洲中世纪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他的理由是，“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无论是男是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不过鲁迅先生的话，也不免有些武断——冷酷险狠的太监容易被人们记住，这并不等于历代的太监都一定如此。“葵 花宝典”恰恰道出了一个秘密：与其说“阉割”去除了所有欲望，不如说它使被阉割者集中了某种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十分邪恶，那就产生了一名坏太监；如果这种欲望十分善良，那无疑就有一名好太监。但是，世界上的人们 (不仅太监)怎么可能像象棋那样阵线分明，简单得以好坏为标准分列楚河汉界两端?我们不妨搁置这些色彩过于刺目的形容词，先看几个作为名词或动词的太监(宦官)，研究一下“葵花宝典”是怎样练成的。需要提前声明的是，我只打算重新讲述一些人与事，无意做什么翻案文章，歌颂太监有多么高大伟岸。有时，“褒”和“贬”如同对垒的两方，花色截然不同却拥有一模一样的棋子。此外，我也无意做严格的考证文章，让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太监们的本来面貌，还包括他们的传奇和流言。借用迪伦马特的说法，这里上演着“非历史的历史剧”。
首先出场的就是那个“指鹿为马”的赵高，他与“纸上谈兵”的赵括有着拐弯抹角的关系。这并非指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而是指他们共同经历了残酷的长平之战。只不过，赵括是那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和受害者，赵高则是受害者和幸存者。后者本是赵国贵族，却在一夜之间成为秦宫童工。“从将军到奴隶”的经历，似乎注定“少爷的磨难”将会有丰厚的回报。对于一个俘虏来说，“阉割”不仅是通往高层的终南捷径，还通过那种一刀两断的仪式表明自己与历史撇清关系，进而证明了自己在新主人面前的纯洁性。至于赵高究竟是为赵国献身，还是为秦国献身，当时没人怀疑是后一种答案，即使生性多疑的嬴政(秦始皇)也对他宠信有加。但是，后秦始皇时代的赵高却面目全非，先是矫诏杀死了法定继承人扶苏，随后陷害李斯等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最后干脆逼秦二世自杀身亡。其间，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专门向秦二世献了一头鹿，然后称之为马，当时只有皇帝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笑称他“谓鹿为马”，群臣却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从赵括的“纸上谈兵”到赵高的“指鹿为马”，有着不同方向的阐释。既可以说赵括摘“本本主义”，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也可以说赵高是“官僚主义”，不能任人惟贤。但有趣的是，两个人正好代表着不同的阐释学，赵括坚持对经典(兵书)只能有一种解读方法，赵高更注重阐释的多义性，在一定的上下文里“鹿”也可以变成“马”。赵高似乎吸取了赵括的教训，并以为泰国献身的方式为赵国复仇，使“阉割”成为变相的为赵国献身。在这里，“阉割”也具有了多义性，它不再仅仅是对生殖器官的切除，而是成为一种“谋杀”。在《
史记》中，常常见到从“自残”到“谋杀”的复仇模式，比如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不惜用毒漆涂抹皮肤使得全身长满恶疮，以致“其妻不识也”。同样，“阉割”不但没有熄灭复仇的火焰，反而使赵高始终维持着复仇的欲望，以实际行动完成了一本复仇的“葵花宝典”。当然，“复仇”还只是一种形而下的解释，能否用一种形而上的正义理念解读赵高呢?近几年，“刺秦”的电影此起彼伏，从周晓文的《秦颂》(1995年)到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1998年)，再到张艺谋的《英雄》 (2002年)，如果谁能拍一部以赵高为主角的“刺秦”，或许可以跟迪伦马特的不朽之作《罗慕路斯大帝》攀附骥尾。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避暑别墅安静地饲养着母鸡，甚至对战报也不屑一顾。面对皇后挽救“祖国”的努力，他不但予以拒绝，并且驳斥了群臣的指责，罗慕路斯的宣言是：当罗马已成了罪恶深重的帝国时，我当一个只知吃喝的无为皇帝，正是为了充当“罗马的法官”来宣判这个帝国的死刑。迪伦马特专门注明，这位男一号把自己最心爱的母鸡叫做罗马，“指鸡为(罗)马”的罗慕路斯与“指鹿为马”的赵高堪称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想当秦三世而未遂的予婴在击杀赵高的时候，没有留出临别演讲的机会，否则赵高大概也会坦白自己的心曲：当泰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暴政的国家，我做一个搬弄是非的乱世臣子，正是为了充当“咸阳的法官”来宣判这个帝国的死 刑。这种慷慨陈辞绝非空穴来风，我们至少可以在史书中找到两处证据：第一，他颇通法令；第二，他曾暗通刘邦。或许，“指鹿为马”的赵高只有一位，但我们对他的解读却具有着无数种可能性。
我们不应遗忘记载了赵高光辉事迹的作者，他是一位“疑似宦官”，名叫司马迁。之所以说他是宦官，因为这位先生也不幸被阉割；之所以加上“疑似”这个前缀，因为他担任的中书令职务，不是宦官胜似宦官。关于司马迁的最刻薄评语，是把他称作“知识太监第一人”。当然，司马迁啜史记》的主人公不是那些“引车卖浆者流”，也不是反抗的知识分子，而是跟其他官修史书一样以王侯将相为主。但苛责一位弱不禁风的士大夫，并不能证明自己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不妨回到问题的起点，即司马迕为什么惨遭宫刑?这一段历史我们并不陌生：将军李陵征讨匈奴，因为矢尽粮绝救兵不至被迫降敌，汉朝当局为此震怒，只有司马迁不识时务地替叛徒辩护，以致遭到阉割的惩罚。不要说那是在尚未拥有现代战争规则的公元前，即使放到现在，司马迁也会被极端民族主义的唾沫淹没。他的观点是对还是错并不重要，单是那种“异议”的姿态就足以让最高统治者龙颜大怒。两个人的分歧，归根到底还在于阐释权在谁手中，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对于汉武帝来说，任何一件事惜都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标准，而司马迁却视而不见地挑战了这位话语权威。可以想像，如果皇帝表示原谅李陵，司马迁不赞同，他的道路依然殊途同归地指向蚕室。用阉割而不是割舌来惩罚这位书生，似乎别有一番意味。舌头仅仅是话语的表达器官，而阉割却试图治标治本，直接破坏一个人最具生产能力的部位。后人往往因此表彰司马迁书写《
史记》的艰苦卓绝，但恰恰相反，《
史记》不仅不是撒在他伤口上的盐，反而是非常有效的止痛剂。这是一本异议的“葵花宝典”，作者尽力释放了自己在枫实中无法表达的阐释的多重可能性。按照”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一体例书写的《
史记》，成为司马迁的“封神榜”，他可以让汉朝公敌项羽享受帝王级别的本纪级待遇，也可以让名不见经传的游侠刺客跟重臣猛将享受同等待遇。当他在“一灯如豆”的光线下反复排定人物的出场次序，那种快乐恐怕并不亚于一个分封诸侯的帝王。
接着出场的是东汉宦官蔡伦，今天的考古发现不断质疑着他的纸张发明者身份，先后出土的霸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都早于他的生活年代。还有专家认为他的发明属于造纸史上的第四种纸，此前已有幡纸、丝纸和树皮布纸。事实上，究竟谁最早发明了纸，恐怕永远是历史迷雾中的不解之谜。“纸圣”未必是发明者，更有可能是推广者，就像蒸汽机的发明者并非瓦特，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工程师都是先行者，但只有瓦特成功地掀起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才能够成为“蒸汽机之父”。蔡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变废为宝”，树皮、麻头、破布、鱼网这些生活垃圾，经过一番处理变成了成本相对低廉的纸张。从竹简、绢布之类的奢侈型“纸张”到蔡伦研制的平民型纸张，不仅意味着书写、保存和传播的便捷，还意味着纸张将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民间的祭祖节传说里，有着蔡伦造纸和蔡莫烧纸的故事：由于蔡伦发明出的纸张销路很好，他嫂子便让丈夫学习造纸，可惜手艺不到家纸张卖不出去，嫂子先是装死然后“起死回生”，声称蔡伦哥哥蔡莫烧的纸钱使她重返人间，围观群众赶忙抢购滞销的纸张，从此便有了上坟烧纸的民俗。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成功的广告案例，也是一个涉嫌诈骗的促销手段。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传说留下了一个真实的信息，“纸钱”的产生，表明纸张在民间已不再是极度稀缺资源。蔡伦发明了一种可以普及的“葵花宝典”，纸张如同城墙下涌动的潮水，悄无声息地动摇着帝国话语权威的墙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知识垄断，将被扫盲的民众打破，帝王的独家阐释权也将被民间分享。只是这位功德无量的“纸圣”，后来却囚涉嫌诬陷皇帝祖母，被迫自杀身亡。这 不仅是一场政治阴谋，也暗示阐释尽管拥有多种可能性，但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往外跨出一步就会成为致命的谎言。
鉴于一个皇帝就可能有上万名太监(宦官)，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写出一部简明版中国太监史。最后让我们直接抵达一四三一年冬天，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郑和亲自在福建撰文镌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短短的一千一百七十个字记录了他六次下西洋的漫长岁月，碑文的字数精心设置，除四余二，符合谶纬之学，可保生者无虞。事实上，郑和并未因此幸免于死亡，他怜恰在这一次航行中停止了呼吸。但我们同样可以说，这块碑石使他永生。几乎整整五百年后，郑和生前留下的档案早已不翼而飞，它却在一九三O年的长乐出土。对于一名太监来说，“被阉割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哪怕他位居高位。这不仅是指肉体，那只不过是瞬间的疼痛，更重要的是他将失去后嗣来继承记忆，这是最为根本性的打击。坚固的碑石使得郑和的恐惧得到部分的缓解。碑石是一种特殊的纸张。或者说，它是对从竹简到纸张的轻便化进程的一次反动。它放弃便捷以获得时间上的永久，在石头上的篆刻使得文字迅速被历史化、经典化。但石头象征着一种坚硬的碑文叙事，书写无法避免错误，而碑文又无法自我修复，它获得再生的同时也使得错误复活。更重要的是，碑文往往具有一种单线性，立碑者是绝对的权威。不过，汉武帝的阐释极权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即使郑和本人也不再是“郑和”的惟一解说者，虽然他非常渴望留下一本记忆的“葵花宝典”。
郑和不仅仅靠那些碑文来复活，正如记录片《郑和》(阳光卫视版)所说：“郑和死后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凭想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太监，以故事和塑像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并把郑和描述成一个呼风唤雨的神。”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只是一些碎片，明史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录只有三十多字。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郑和生前留下的那几块碑，他手下人马欢、费信等写的航海日记，以及一份幸存的残缺不全的航海图。幸运的是，明朝不是秦朝，一次秦火就可以将数千年的记忆一抹了之。哪怕书面资料都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人们口耳相传中索引到郑和的踪迹。不过，郑和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阐释学的难题，由于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坚硬的叙事”更多地被“闪烁的叙事”取代。近年来，前英国潜艇指挥官凯文·孟席斯意外发现了一张一四五九年绘制的航海图，他研究之后指出，中国有一位名叫郑和的航海家到过美洲、澳洲，甚至到了南极。这种扑朔迷离的秘密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一种闪烁其词的阐释空间呈现在人们面前。比如海湾土著如何看待郑和这些陌生的海外来客，记录片《郑和》就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路易斯·莉娃斯认为郑和的舰队是一把“双刃剑”，当地人一方面非常害怕，另一方面又会接受这种“保护”；中国学者樊树志更习惯于使用“义师模式”，认为当地人会打着鼓夹道欢迎。
不可否认，太监们都要经过“阉割”这个必由之路，但“葵花宝典”的故事不只一种讲法，可能关于复仇(赵高)、可能表达异议(司马迁)、可能重在普及(蔡伦)、可能涉及记忆(郑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重新回到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恰恰成为自己偏见的牺牲品。如果他放弃阐释一元论，接受“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朴素的阐释多元论，或许能够弃武从文，成为一代风流才子。同样，我们关于太监的印象，恐怕也不是“冷酷险狠”四个字所能形容的。在整体上，他们不是“圣人”(“纸圣”蔡伦只是一个特例)，也不是“罪人”(那些奸佞又何尝不是特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情感更为丰富，不仅拥有常人的抱负、理想和缺陷，还拥有着非同常人的无限酸楚。文明社会里隐蔽的“规训和惩罚”，福柯已经说过许多，可惜我们言必称福柯却总是对那些“不正常的人”无动于衷，甚至还会在嘴角泛出一丝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