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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5日美国http://www.zmag.org网站刊登了美国学者托尼亚·贝伦森题为《全球化与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现代性批评?》的文章，介绍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以及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西方的媒体通过出口流行文化产品的方式向第三世界推广物质主义的消费社会，使这些地区的文化价值受到巨大冲击，但是反资本主义运动不断兴起并逐渐获得合法性表明，这些被冲击、压迫的文化也具备反击和发展出新文化的能力。文章内容如下。
       在《文化帝国主义》中，作者约翰·汤姆林森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孤立主义。这是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最新的现象，而世界经济和文化在该进程中正不断地整合到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大潮中来。很多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似乎就是对现代性的批评。现代性这个词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但它通常被理解为“我们西方人向自身表述自己的文化经验的最普遍方式”。彼得·贝格尔和托马斯·拉克曼的社会学知识充实了“自构”实体(self-constructed reality)这一观念。在《实体的社会建构》中，他们试图说明人的社会环境没有丝毫“自然”因素存在，只有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然”。“但是，人格被塑造成何种具体形式取决于社会文化的构成，并且和它们诸多的不同形式有关。”从根本上来讲，“人类构建自己的本性，或更简单地说，人创造自身”。人类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产品。如果文化经历是一种抽象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构建我们的社会实体，那么，现代化就是伴随这一“文化经历”的过程。其特点是“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哀悼，这种哀悼是由生活在如下这样一个新时代带来的痛苦所激起的，这个新时代被都市的种种现实和技术化的环境所主宰”。
       大量的著述是以“美国化”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为主题的，但是，我将从理论的视角集中关注文化帝国主义，将之作为对现代性的批评。日趋明显的文化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辩论却忽略了人类文化的生命力和固有的同化本质，因此，现代性面临许多挑战。这个视角将挑战一个明确的概念：文化像空的静止的容器，不能同化现代化带来的变化。各种抽象的无形的力量在冲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也因此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认为现代化(现代性)和全球化正在导致本土文化走向失去活力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正在威胁文化多样性以及源于文化特殊性的创造和革新。
       我的研究表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真的可能是文化意志的衰败，这种文化意志在文化的社会构建中能够给予人类主体以支持。尽管存在问题，但这种视角不会将辩论局限在如下简单的不可避免的结论上，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注定要走向灭亡。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来展开批评相比于其他批评所具有的优势在于，它不会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就是本土文化的消亡。至少，这种观点认为文化的全球化为不同区域的人们提供了以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探索和展示他们各自的文化特色的机会。
       现代性和与之相伴随的现代化进程源于西方在科学和医学领域的进步以及人权和自由的观念。一些人提出关于现代化的辩论事实上只是对现代日常生活所处困境表达的一种不安，因为对全球化的批评往往集中在它的疏理和分裂的本质上。然而，对现代生活的许多不满正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联合力量。全球向市场经济转化，西方由于制造业转向拉美和亚洲而转变成“白领”的天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流动性越大，人们的团体归属感越小，技术变革越快。众多的现代社会都经历了品味(taste)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
       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词是由于欧洲和美国“新”左派的诞生而产生的，他们主要强调西方的文化统治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统治，而且把美国作为西方的代表来关注。除了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外，西方帝国主义正在逐渐控制这些弱势群体的品味和价值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根源对这场全球性辩论的效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它缺少对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的尊重，它推崇立足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的生活。当然，这些话语、批评及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这一事实自然会意味着文化上的某种特有偏见。这场辩论是西方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发起的，他们写了一些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内被认为是“思想产品”的东西。结果，“谁在说”这一两难的选择就牵扯到如何让世界上那些被自然排除在外的人们表达一下他们的心声。
       传统上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一直是通过文化统治一词来表述，指一种文化把其生活方式强加给另外一种文化。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的殖民帝国主义形象立即显现。但是，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文化帝国主义是存在缺点的，它不能解释“一种文化行为是如何在一种事实上不存在强迫的环境中被强制实施的”。这经常导致将文化帝国主义批评为“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是指通过媒介集团和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操作来实现经济统治，这些媒介集团和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产品的分布。西方的媒体通过出口流行文化产品的方式大力鼓吹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而这种消费社会被认为将湮没并且破坏“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这些社会的文化也变得“廉价”。这些区域的人就成为“媒介传播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被动接受者”。对“媒介帝国主义”的简要讨论说明了现代性引发的问题的范围。在《信息不平等》一书中，赫伯特·席勒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控制社会的无形组织在哪里呢?可以肯定，它的中心深深地嵌入在经济结构之中——财产的所有权和基本资源的配给权。然而，这里我要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权力——各种形式的文化产业，包括电影、电视、广播、音乐、教育、主题公园、出版和微机化。这些行业的影响同等重要。确实如此，在20世纪，尤其是近25年内，信息和文化行业已经攀升到了经济标杆的最高位置。”
       文化产业在培植文化依赖性的过程中将所有权和资源配给权的传统要素结合到了一起，而这种文化依赖性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强加的经济依赖性所导致的。无论如何，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市场是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世界贫富分化局面的恶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成因素更加剧了该制度本身的不平衡。很明显，经济帝国主义的传统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日趋恶化。不过，我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因素，探究的是现代性观念在文化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命运。这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因为文化通常被认为注定是要经历现代化的过程的，但是它却有自己进行选择的能力。文化不可避免地将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经济力量中，所以人们被迫在
       现代世界的主流中“自我发展”并定义他们自己的文化经历。
       城市中流行的rap艺术和麦当劳都是席勒所说的文化产业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我认为席勒的指责多少有些武断和悲观。说他是武断的是因为，他假设了第三世界没有能力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邪恶或没有能力与之抗衡。说他是悲观的是因为，他也没有赋予人们能力来掌控他们在媒体以及大众文化中看到的内容并使之适应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力量。毫无疑问，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不过，对其展开的批评没有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同化特性。人们能够使帝国主义文化驱动的市场适应与他们的文化身份相一致的需要和品位。席勒主张文化依赖性是经济主导的结果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冲击一切”的力量有些过火。这种观点没能说明人们是如何经历他们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的。
       像席勒一样，很多针对现代性的批评都对其全盘否定，而不考虑现代化带给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但是，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指出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而汤姆林森将其关于现代化的观点描述为“一系列客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必然看起来是全球注定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方面不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文化环境。伯曼把文化在现代性中的位置看作是客观社会经济因素和主观社会现实构建的交叉点，是以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形式存在的。现代世界确实是一个危险而且令人困惑的地方，但既然我们必须生活在这里，我们就必须接受它，并且按照我们的自由选择来塑造我们的文化条件。
       文化宿命(cuhure fate)的观点认为，为了在喧嚣的现代社会生存下去，人类就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发展”。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特点所带来的压力迫使我们行使我们的个人自由来选择我们的文化经历。就是这种自由注定我们要作出各自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伯曼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文化强迫，而是人类精神在文化意义上的一种解放。他举出的例子是保守的第三世界政府试图抑制西方式的发展和文化。这意味着现代性带来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能充实人们的思想并且给人更多自由来选择、构建自己的文化经历，而这对统治者是构成威胁的。很明显，他的观点是关于自我发展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人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为《纽约时报》撰稿时，爱德华·罗特斯坦曾写到：“现代性带来的是意识到了对于政治自由、物质产品的未被认识到的需要，与此同时还为人们提供了满足其中一些需要的能力”。
       这些观点说明了现代生活是何等矛盾的。事实上，现代社会应把我们从过去那种仅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断奋斗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我们有变化和消费的自由，与此相伴随的是对这些自由的意识和进行选择的能力。但可笑的是，紧跟这种自由而来的是，我们的行动事实上却更不自由了，因为我们为了应付现代性赋予我们的过重负担而要不断奋斗。尽管全球资本主义的基层组织已经将其经济结构强加给我们的生活，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各种压力也造成了文化的不稳定性。文化宿命的观点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真正考虑到了在面对这种不稳定性时“人们对于现代文化产生过程的积极参与”。如我前面所说，文化不是静态的，也并不脆弱，文化宿命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文化宿命的模式还不能解释现代性的因果关系问题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与模糊性。
       现代性与各种复杂的历史过程有关，这些过程会导致破碎的价值和身份认同。人们再也不能用民族身份来定义自己。民族国家曾是进行民族身份认同的场所，因而使人们可以对自己进行定位。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却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带有民族性的各种政治机构形成了人们对其特定政体的认识，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政治机构之外的力量的影响时，与他们相伴的稳定的文化归属感就会遭到侵蚀”。
       正如席勒的解释，我们在谈及跨国公司的运行时，可以探讨一下经济方面的统治。然而，这种说法不能说明文化统治是如何实现的，也不能说明随之产生的文化的不稳定性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考虑到如下这种可能性，即人们在面对支离破碎和混乱的现代生活时能够拥有界定文化经历的集体意志。事实是抵制文化流失的能力是一直存在的。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比如黑人运动、同性恋争取合法权利的运动和女权运动都是反抗性的文化运动，这些人群试图重新定位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扩张，事实上也是文化流失的扩大。不过，在这种文化流失过程中生存下来是一件与确定和重构人类目标的文化意志相关的事。我认为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争取合法地位的各种运动就证明了我们并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文化宿命论”的。由于集体意志的存在，我们具备改变文化发展道路的能力。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就是对现代性的批评，这种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现代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依赖却造成了文化上的支离破碎，生活被打破，文化安全感下降。结果，人们更无法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更无法回答他们为什么如此这般行动的问题。作为现代化的结果，这造成了焦虑，带来了世界范围的悲叹。然而，即使面对现代化的种种障碍，人们从个体角度来讲也还是有能力去选择、处理面对的一切。现代化所处的全球化背景需要这一点。也许，批评家们能够将发挥这种能力的可能性视为文化帝国主义困境的黑暗隧道中的希望之光。简而言之，有志者，事竟成。这一观点再次强调了如下事实，即人类文化并不是如此脆弱，如此孤立的。它认识到了人类惊人的适应性，以及他们调整自己及自己的文化来应对他们周围的各种力量的能力。
       最后一点，虽然我并不认为全球化会给文化的多样性招来灭顶之灾，但有一点是很清晰的：世界各经济体在经济上的整合会逐渐使经济弱势国家或地区边缘化。尽管全球化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那些掌握不了技术列车驱动的信息的人将被进一步排除在权力之外。那么，在信息和知识就是权力的时代，资源和财富方面不断加剧的差距只会增强人们的焦虑和挫折感，这些又是造成反抗运动的根源。美国一直被看作是全球化的先锋，让公众对在文化帝国主义辩论过程中揭示的全球化的不良后果有清晰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除道德层面的主观论述之外，通过如下手段消除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恐惧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即不再霸道地漠视与我们有商业往来并向其输出“大众文化”的国家或地区的本土文化。正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主任杰弗里·加藤所说：“如果那些社会感觉受到了侵害，那么不安全感会被放大，这会导致政治麻痹、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他建议我们可以资助那些想要创办本土文化产业的当地企业家或者修改那些禁止在文化产业实施配额或政府补贴的贸易政策，以此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为了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我希望这些建议或者至少是支持这些建议的思想框架能够得到认真考虑。
       [连小丽：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李雅静：河北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