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本文选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安德鲁·内森所著的《中国的危机：改革的困境与民主的前景》一书。文章分析了1949年以来，美国人两次乐观主义中国观产生的背景和状况，第一次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美国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代表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的新模式，同时也为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问题如犯罪、社会隔阂和生态污染等提供了答案。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期，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发展资本主义，并对此大加赞扬。作者认为，二者都一定程度忽视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情况。现将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985年初，关于中国的新乐观主义只是在一部分美国的新闻界、商界和学术界的观念领导者中萌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同时，由于缺乏民意调查，也无法确定这一新的中国观多大程度上已经在一般民众中传播开来。毕竟，大多数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了解很少。但是这一新的倾向仍然很重要，因为观念领导者转变观念的速度比一般民众快，而且由于他们最终要影响到一般民众的看法，因此他们的意见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新乐观主义是时常令美国部分精英的观点发生摇摆的中国热所引起的又一个插曲。而过去的例子表明，这一插曲同以前的那些插钮一样，可能迟早要使我们产生又一轮的失望。虽然美国有全球最大的观察中国的学术、新闻和政府机构，但是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长久以来一直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经过分析形成的。
       在19世纪之前，美国并没有形成与众不同的中国观。在早期，美国人与远东地区没有多少交流，倾向于接受欧洲的中国观，认为中国是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农业繁荣，实行开明专制，对宗教宽容。这种美好的图景来源于启蒙思想家，而这些启蒙思想家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乌托邦，认为在那里他们力图在欧洲实现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了实现。在19世纪，中美关系得到发展。美国商人把中国看作商品的销售市场；美国的新教徒把中国当作他们全球传教的主要关注地之一；美国的外交家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人(当然是极少数)提出了中美之间发展“特殊关系”的观点，他们声称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是无私的、仁慈的，是中国的朋友。事实上，通过近来史学家的研究，美国的政策在动机方面并不比其他国家仁慈多少。“门户开放”政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无私的”，但当美国不具备军事力量来与其他国家在中国争夺特权和势力范围的时候，该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美国进入中国。但是，“特殊关系”的思想在美国的中国观形成中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当中国在“二战”中加入了同盟国一方时，美国人将蒋介石和他信奉新教的妻子理想化了，将他们视为一直努力把美国的价值观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坚定盟友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但是，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在对外关系上实行了“一边倒”政策。中美关系疏远了20年。
       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民众的中国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6年，由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发起的一系列有影响的听证活动中，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呼吁对中国的政策应该从“遏制与孤立”转变为“遏制而不孤立”，作为对该共产党政权和解的一个开始。虽然这时还没有使用“中国牌”这一术语，但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战略思想家认识到中国同苏联断交有助于美国同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发展关系。此外，这种新观点的形成也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有关。对于尼克松来说，中国的威胁是事实，但是这种威胁可以通过把中国拉回到国际社会而得以阻止。
       这些是有关中美关系的实用性的而不是情感性的评价。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需要公众的态度发生一些变化。1966年，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自由主义者基金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国家中美关系委员会组织，来帮助公众形成更加现实主义的中国观。
       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相对的观点是从十分不同的假设提出的，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是一种由于反对越战而产生的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同情观点。越战的批评者(后来成为美国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对手——被认为以中国为司令部的亚洲共产主义，以及自己的社会都重新进行了审视，开始认识到美国才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状态下，许多美国人怀疑他们是否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从这一观点出发，虽然中国的制度在西方人看来是极权主义的，但却不适合用西方个人主义的立场来对其进行批判，因为这一价值观不是中国所拥有的。正如1972年一个访问中国的贵格会宗教代表团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被国民衷心支持，在我们看来，是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人们得到了真正的和持久的福利。过去的政权失败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功地实现了用经济保障代替贫困、用秩序代替混乱、用大多数人的公平代替了压迫、用强大代替了弱小、用民族自豪取代了民族屈辱。”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赞扬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观点开始被美国的观念领导者广泛接受。1972年2月，当美国人聚集在电视机前观看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的情景时，他们看到了电视记者把镜头定格在众多中国人清扫雪后街道的背景上。电视记者称赞中国人的纪律性和公德心。尼克松之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教授、记者和专业人员开始访问中国，大多是以“考察之旅”的名义进行。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言为心声，眼见为实”：美国的参观者往往接受了他们的向导所讲述和展示的一切，将之视为“真实的中国”的反映。许多美国作家开始了解毛泽东学说，既把它当作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的一个有价值的新发展模式，也是解决西方发达国家许多问题的答案，比如犯罪、社会隔阂和生态污染。
       从另一个不同的观点看，一些高级专家如A.多克·巴尼特和卢西恩·派伊的主张可以被称作“科技决定论”(虽然他们不使用这一术语)。他们主张现代化提出了许多特定的要求，比如教育水平的提高、技术专家的合作，而由于其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毛泽东思想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如果中国要解决发展问题，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观最终必须进行调整。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许多年轻的中国专家的反驳，这些自称为“激进的”发展问题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毛泽东模式的发展道路适合第三世界的需求。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美国对中国的情感从主体上转向了新一轮的消极主义。新消极主义情感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美国人认识到在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他们被愚弄了。此外，消极情绪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接触不断增加，中国对过去的真实描述也逐渐增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矛盾、怀疑和幻想
       破灭情绪的时候，正值中国与西方关系有实质性提高以及中国正从毛泽东时代的弊端中走出的时候。这种消极的趋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当美国报社可以在中国派驻记者的时候，达到顶点。
       不同的评论家所做的批评的性质也是不同的。一些人发现了中国的落后和极权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则表达了对现代化前景的悲观。无论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没有几个美国作家愿意描绘一个从总体上看来是积极的中国形象。
       当我们回顾1949年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的四次大的变动时，美国人的观念中的一个特征突显出来：情感和价值判断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对于美国人而言，就像罗德·艾萨克所说的，“能够独特地唤起强烈的情感”。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察不同于对其他大多数国家那样保持距离，不是以一种相对独立和客观的方式进行，而是希望对中国作出一种判定，即决定对其是持赞成还是否定的态度。美国人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当中国看起来要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或者美国可以接受中国的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就会欢欣鼓舞，当中国与美国关系疏远的时候，美国人就伤心不已。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内在地有一种传教士的冲动，希望看到别国人民变得更像自己，以此来证实自己的各种价值。这种冲动可能在这个国家形成之初作为那些在欧洲遭受宗教迫害的人的避难所时就已经产生了。不论这种冲动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局势使得美国在关注中国时所产生的这种冲动比关注其他任何国家时都更加强烈。由于中国的弱小，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对外国的影响都是持开放态度的，但是中国又不是任何一个帝国的一部分。这样中国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容易被美国“拯救”——对于美国的力量和野心而言，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到了20世纪，不再依靠宗教，美国倾向于用同样的信念在中国推销自由主义。在国民党时期，具有西方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存在诱使美国人希望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能够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美国在1985年对中国持有的新乐观主义背后可能就存在着传教士那样的自我满足感，他们感到中国在拒绝了美国生活方式35年后，承认了它的优越性。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所具有的情感性特点受到了两国政府的鼓励。两国政府都很熟练地使用“友谊外交”的技巧来激起对方人民支持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这样就促使美国人，同样也有中国人，希望从对方得到的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贸易关系和战略关系。
       当然，两国之间一直有着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关系。根据迈克尔·亨特的观点，19世纪“门户开放”的支持者，包括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家宣扬了那种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有着特殊重要性和友谊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怀有扩张主义的想法，希望得到公众对于一种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的支持。
       虽然这些因素可以帮助解释情感因素在美国的中国观中的作用，但是美国人的各种感受的综合会随着其他因素发生转变。显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整体状态：一种升温的发展趋势往往既会支持积极的公众态度，也会得到积极的公众态度的支持。然而这不是惟一的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即使政府间的关系稳步提高，公众的观念还是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波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人从中国本身获取的信息和观念。我们庞大的中国观察机构相当程度上仍然依靠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和政府控制的渠道获取信息。美国人对于晚期毛泽东持有的赞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反映了美国人接受了中国官方的观点；在后毛泽东时代，美国产生的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也是受到中国政府揭露了毛泽东时期的弊端的影响；美国人对邓小平改革的热情反应，反映了中国官方声明所形成的观点。虽然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也传送出相同的观点，却没有得到美国人同样的信任。美国的专家们倾向于单独分析中国，而不是将其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比较，这既可能是由于中国与苏联断交，也可能是由于语言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困难使他们很难同时得到关于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的专业知识。
       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起作用的因素。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看法的一种投射。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是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上充满自信的时代，在知识界，“极权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提出，该理论把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体制同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纳入到了压迫的、非正义的和侵略性的体制的类别中。美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与权力机构保持一致。这时，撰写文章对美国自身的价值进行根本性批判的人是极少数。对美国的体制的满意本身就部分地表现为对中国的强烈排斥。
       但是，当越南战争使美国人的自信心受到破坏后，许多美国人开始转向了与美国对立的社会体制。在这一观念看来，那些与美国社会相敌对的价值体系应该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值得称赞得多，不能草率地予以否定。围绕战争展开的政治斗争使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到了反对政府的阵营中。对于他们来说，彻底推翻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不利看法是刺激美国人重新看待自我的一个有利手段。根据这一观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侵略；不是中国不自由，而是美国；不是中国充满暴力，而是美国；不是中国在执行非理性的经济政策，而是美国。
       由于美国同中国的隔绝，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很容易在抽象的层面上分析中国，而不会与他们所知甚少的中国现实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赞扬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严肃分析，还不如说是在极度掩饰下的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在这一掩饰下的专家在解决美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是被高度的道义感所驱动的。
       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新消极主义和当前的乐观主义潮流都反映出美国文化在越战后的缓慢恢复。在吉米。卡特时期，外交政策中对人权的强调已经显示出美国文化自信心的恢复。罗纳德·里根时代带来了“新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和经济的复苏，这些帮助美国恢复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许多知识分子重新扮演了他们先前的角色，即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拥护者，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中的一员。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意愿同其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同步增长。同时，美国人撰写的新闻与学术出版物也开始得到比从前更加详细和真实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对后毛泽东时代初期的消极看法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关于中国的新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一看法感情色彩受到一种失望感的影响，所以这种现实主义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乐观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所服务的宣传目的与70年代后期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理想化的目的类似。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罗纳德·里根在1984年中国之行后的评论中：“中国首次对自由市场精神的引进已经激活了经济。我相信这也将有助于中国人的幸福，并打开了通向更加公平的社会的大门。”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左派赞扬中国是为了谴责资本主义，而当前右派赞扬中国就是为了赞扬资本主义。由于急切地为本国的公众总结经验教训，评论家们又一次了忽视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情况。
       [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