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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言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他们围绕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写作了许多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的著述。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继续快速、稳定地增长，但是，各种问题也不断地涌现，特别是，改革时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所产生的较长远的影响现在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不仅是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也极大地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研究目光。有些国外学者关注的是某一特殊经济领域的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关注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他们希望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模式的分析，不仅能找到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取得成功的原因，而且能发现各种问题与矛盾产生的原因。以此为基础，他们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这一重大问题。针对各种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从各自的分析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决策略。
       相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因其使用的分析方法、理论框架以及资料数据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国内学术界应该对国外学者的这些观点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本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希望对近期国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作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分析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源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就成为了他们首要的理论兴趣所在。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中美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在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解释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减少中央计划经济的规模，并增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部分的规模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在展开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实施了明确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积累战略。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言，托马斯·帕利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实施的是一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从投资、消费、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个方面分析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扩张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消费与投资相比，其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性在减少；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澳大利亚的罗斯·加诺特则认为，只要具备相关条件，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就会自然出现，而不是什么“奇迹”。这些条件包括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国家，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交易环境；存在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与国际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深层次结合；而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会给后者提供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与托马斯·帕利和尼古拉斯-拉迪不同，罗斯·加诺特在分析这些条件时，还关注到了经济之外的因素，他指出：“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如下观点必须在现有国家政体中得到广泛接受，即经济的快速增长即使不是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也是其核心目标。同时，可持续的快速增长需要将市场广泛地作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并且需要一种能够接受这一做法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他认为，在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重新定位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很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这一视角展开探究的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俄罗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转型至少在最初几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而中国近30年来的转型发展基本是成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俄罗斯采用了西方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休克疗法，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茨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从分析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出发，比较了俄中两国的经济转型经验。他认为，俄罗斯转型战略的主旨一直以来就是国家从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中快速退出。这一转型战略的关键性特征是：放开对国内市场价格的控制；企业的快速私有化；迅速去掉企业决策中国家指令的残余因素；急剧减少公共开支；紧缩的货币政策；快速消除阻碍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壁垒。大卫·科茨指出，这样的转型战略造成了一个只关心短期利益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的追求不会导致生产性的投资，而只会是非生产性行为的蜂拥而至，包括投机土地和有价证券、瞒报企业收入、各种形式的欺诈、挪用公共基金以及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理睬西方专家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采取了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中国转型的途径是抓住而不是放手”。中国的转型经济包括如下要素：逐步放开价格控制；长期推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决策中保留国家指令；增加在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政府开支；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家对银行系统持续控制；国家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大卫·科茨显然对这一战略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因为他坚持认为，社会中惟一能够指导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机构是国家。在对中俄转型经验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中，也有人提出了与大卫·科茨代表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如根纳季·卡扎克维奇与拉塞尔·史密斯。他们提出，普遍观点中把中俄两国的转型经验分别归纳为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二元论过于简单，这种划分没有抓住两国转型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他们在分析两国经验的基础上，把休克疗法的概念界定为“在宏观经济稳定、微观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条件下综合采用的激进而迅速的措施”。由此出发，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最初的休克疗法之后所进行的改革是缓慢的和不一致的，特别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这是造成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与之相反，中国进行的是一种以农业自由化为重点的迅速的改革而不是谨慎的渐进式改革，可以称之为“隐性的”休克疗法。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不是通过撤出政府对现有公共部门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依靠迅速增加国民经济中新兴私有部门的比例来实现的。这一点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那种将中俄转型区分为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的二分法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根纳季·卡扎克维奇与拉塞尔·史密斯提出的新看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有其特殊意义所在。
       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国外学者除了关注宏观的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对宏
       观模式内的某一具体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专门的探究。产权问题就一直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外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根据西方传统的产权理论认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转型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尽快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而英国学者理查德·桑德斯在与人合写的《私有化与产权：中国将走向完全私有化?》一文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与模糊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实质性联系。从公共企业家的立场来看，由于无法确定什么是完全正确的道路以及为了获得预期收获而采取的行动将带来什么结果，所以模糊产权就是在急剧变革中为获得重大机会而采取的策略性选择。从政府的立场来看，模糊产权为政府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对灵活的切入点和撤出点。因此，该文认为：“私有化并非不可避免地是最佳措施，相反，在转型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上，人们必须在政府与私有部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理查德·桑德斯关注的是企业的产权问题，而美国学者丹尼尔·布罗姆利则关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大量西方学者鼓吹中国应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丹尼尔·布罗姆利通过总结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所有权和私有化方面的经验教训，论证了如下观点，即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农业土地由集体或村镇掌握，这为劳动力适应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而随时离开或回到农业生产提供了内部手段”。他认为“转型政策不能依靠意识形态来引导，而是要由谨慎分析和对实际发生的情况的具体评估来引导”。而中国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正体现了这一点，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既注重从宏观方面来分析中国的总体发展模式，也没有忽略从微观方面来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展开的分析对于我们国内学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中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一方面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肯定与赞誉，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担忧和疑问。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时，国外学者涉及的问题有：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何种性质的?这些问题和矛盾能否在现有模式内得到解决?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论述。
       有一部分国外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某些具体问题。例如，加拿大的C.W.肯尼思·肯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他提出，在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该区域的收入水平，也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因此，为了缩小中国的总体区域差异，首要的是提高那些中部人口大省的收入。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央政府有必要把减少贫困的政策与减少区域差异的政策分开来考虑”。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则将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上，他们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失衡，甚至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城市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是由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造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这些学者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比较深入，其论证一般都建立在较为详细而全面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且对我国政府相关的政策制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另外一些学者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以自己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或建议。彼得·诺兰是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将走向何方呢?为此，彼得·诺兰提出了几种可能的选择：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退回到毛主义”?“利用过去服务现在”?他在分析了这些路径各自的缺陷后指出，中国应该坚持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一条道路不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如果中国选择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所鼓吹的“政府逃亡”的道路，那么它就可能造成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因此，彼得·诺兰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它的效率和消除腐败，与此同时，应该增强政府的作用。由此可见，彼得·诺兰对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整体发展战略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而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中国所要做的不是倒向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卫·科茨的观点存在着某种类似。
       大卫·科茨指出，中国如果放弃了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而采纳新自由主义路径，那么这既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危害到社会稳定。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它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中的某些因素，例如，有些人一直在考虑将所有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针对这一局面，该战略如何才能得以维持下去呢?大卫·科茨的观点是：“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指导下的战略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体系中才有可能，即这一社会体系中不存在富裕的和有权势的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框架中(它依赖于公有制和经济计划)，一种国家指导下的战略才有可能长期地持续下去。”彼得·诺兰和大卫·科茨在以宏观视角考察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时，关注的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将眼光放大到了社会、政治、文化甚至意识形态领域，这种高屋建瓴的意识也是我们自己在考虑相关问题时必须具备的，而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确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相比于彼得·诺兰与大卫·科茨，尼古拉斯·拉迪、罗斯·加诺特和托马斯·帕利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研究，也各自提出了侧重点不同的建议。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他指出了目前的模式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第一，当前这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使资源利用率低下。第
       二，该模式妨碍了个人消费的增长。第三，它对增加就业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第四，它还造成了能源消耗的急剧增长和环境的破坏。第五，该模式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危害了银行系统的改革。第六，该模式过分依赖净出口的扩张，可能引起美国等国家的保护主义情绪。要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包括了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例如要增加政府的消费开支、增加家庭消费以及降低家庭储蓄率，而这些又要求政府增加在卫生保健、失业救济、工伤补偿、教育服务和老年扶助等方面的投入。此外，汇率政策和公司税政策也能发挥相当的作用。对于中国所要经历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是任重道远的。与尼古拉斯·拉迪一样，托马斯·帕利也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在分析其不可持续的原因时，他却作出了非常不同的分析。
       托马斯·帕利认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存在两种貌似对立的学说，一种是“内部矛盾说”，强调的是投资过热和固定汇率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一种是“外部矛盾说”，强调的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会造成通货紧缩的后果。这两种学说是根据不同的危机诱发机制来划分的，而根据这一划分，尼古拉斯·拉迪的观点显然是属于“内部矛盾说”。在托马斯·帕利看来，内部矛盾说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这些问题究竟是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基础性的矛盾”，还是仅仅是“高代价的摩擦”?他认为这些问题是高代价的摩擦，而非基础性矛盾。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之所以不稳定是由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外部冲击。具体地说，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动力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基础的被侵蚀、美国家庭债务的增加以及就业机会的微弱增长，都在破坏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力量。”而美国依旧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它的经济衰退将会损害全球经济，并终将伤及中国自身。托马斯·帕利在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这一矛盾后，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在于培养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内部市场，换言之，就是要超越现有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国内需求导向型增长模式。要实现这种转型既需要一种短期的战略，也需要一种长期的战略。所谓短期战略就是中国要重新评估其汇率，同时，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应该升值汇率。而长期战略就是中国要发展可持续的非通胀的国内市场购买力，这要求既关注投资分配过程，也要关注收入分配过程。就投资分配过程而言，其关键是银行系统的改革，建立有效的消费信贷和抵押市场是非常必要的。而更大的挑战来自收入分配系统，因为投资带来的产出必须找到买家。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问题在于如何使收入的分配以非集中化的公正的方式进行。对于达成合理的收入分配而言，工会是一种矫正议价能力不平衡的重要机制。因此，托马斯·帕利建议中国应该最优先考虑加强工会系统的地位，因为以工会为中心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于以市场为中心建立一个消费者社会是必需的。而加强工会建设必须得到能有效实施的最低工资立法的支持。此外，这种劳动力市场改革还应该与能够为家庭提供保险的社会安全网相配套。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帕利的这种“外部矛盾说”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作为背景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注重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特别是加强工会系统的建设)所提出的建议，这一点可能是其他许多国外学者没有重视的。
       就像托马斯·帕利自己所说的，“内部矛盾说”与“外部矛盾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许多学者在探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所提出的观点也很难被简单地归纳为是“内部矛盾说”，还是“外部矛盾说”，例如罗斯·加诺特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风险时，显然打破了这种划分的界限。他从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对国内与国际政治转变的质疑。他认为，“更广泛的社会团体缺少参与政治、影响高层领导人任命和政策方向的机会，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国际化对政治前景的影响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稳定高收入阶层自信心的持续增长，都将产生更多的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的要求而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另一个大的威胁则是与美国的关系走向破裂，其中最坏的情况就是与其发生战争。需要注意的是，与前面介绍的大多数学者不太一样，罗斯·加诺特虽然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和与美国的国际关系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危机，但是，他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本肯定的，认为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赶上美国。
       四、结语
       从本文上面所做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的研究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有的关注宏观的发展战略，有的则将兴趣集中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上；有的采取了注重数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有的则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有的将焦点放在了单一的经济方面，有的则将目光扩展到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不管其采用的是何种研究思路，对于国内学者而言，这些国外学者的考察都将有助于我们分析的深入、材料的扩充、视野的拓展以及思路的更新。
       当然，将其与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还是存在某些不足的。例如，国内学者在探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时，高度强调了自主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而国外学者的研究则对此鲜有涉及。此外，很多国内学者还深入探究了干部考核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等与发展模式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是大多数国外学者所忽略了的。
       [周艳辉：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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