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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比较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荣敬本研究员认为，按照西方寻租理论的观点，寻租的根源在于权力主体进入市场，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干预经济。租金等于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额。寻租的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货币化的市场经济；二是行政化的市场管制。寻租活动的典型是利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把权力主体手中掌握的物资、资金、项目的分配权和审批权转化为货币收入。国外寻租理论研究对于我们开展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制定相应措施，消除腐败根源，从源头上防腐和反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据我们所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是最早介绍国外寻租理论的，您能否谈谈当时介绍这一理论的相关情况?
       荣敬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于1988年介绍了国外寻租理论，这是吴敬琏教授的倡议。他同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拉迪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时，得到了这一启示。邹谠教授的博士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曹景钧先生给我带来了美国最新出版的关于寻租理论的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杂志上翻译和介绍这些理论研究成果。
       “寻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A·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来的。她假设某一国只生产农产品，进口工业品，在一般条件下，这可以达到市场的均衡。但是，在政府对进口实行管制的条件下，进口产品价格会上升，农产品价格会下降，于是人们会尽力挤进进口行业，花力气取得进口许可证。这就产生了为取得进口许可证的寻租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增进造成了双重的损失，一部分是进口限制造成的直接损失，另一部分是额外寻租过程中的资源损失。据她估算，印度由此形成的租金数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7，3％，而土耳其在1968年因进口准许一项而产生的租金就占GNP的15％。
       如果说克鲁格认为租金来源于政府在外贸中的配额，那么布坎南则把租金扩大为超过市场竞争下形成的机会成本的收入。布坎南在《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一文中指出，在有秩序的市场中，每个经济当事人都力图取得高过机会成本的收入，其结果对社会是有利的。但是，在有秩序的市场被直接政治分配代替时，追求利润就会变成追求租金，这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布坎南认为，这种寻租活动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在政府制造和支持某种垄断地位时，经济当事人可以高于市场价格谋取这种特权，于是就产生了租金，当然，政府可以拍卖这种特权，使这种租金消失；第二，这将会产生第二层次的租金，人们企图谋取政治官僚职位，以掌握这种拍卖权，政治和官僚机构将成为获利甚丰的美差，当然，可以给予政府官员由竞争决定的工资和津贴，使第二层次的租金消失；第三，这时就会产生第三层次的租金，即在将这些租金归还给财政预算和通过预算分配时，个人和群体有可能进行疏通活动或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计划。布坎南认为，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寻租活动，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关于寻租理论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所谓租金就是通过政府对市场的统制而产生的某种差价，所谓寻租就是通过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而去谋取这种差价。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官员的腐败。后来我们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登载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出版，标题就是《寻租：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记者：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关于寻租理论讨论的意义?
       荣敬本：1988年是我们改革的初期，当时存在着价格的双轨制：一种是计划价格，另一种是市场价格。这两种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差，如果按计划价格得到的物资，按市场价格去倒卖，就会获得暴利。按寻租理论来说，就是租金。因此，寻租理论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这次讨论具有如下意义。(1)纠正了一种模糊的认识，即认为腐败似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其实，恰恰相反，腐败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发展产生的寻租造成的。(2)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放开国内外市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堵塞权钱交易，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此外，寻租理论的讨论使我们形成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视野。“寻租理论”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外学者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就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把经济和政治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研究如何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
       记者：在讨论会后，您是否对寻租理论作过新的研究或介绍?
       荣敬本：此后，我们介绍过诺斯《制度变迁和经济效绩》中关于寻租的研究。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命题。诺斯在美国教授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以他也研究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能否限制寻租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诺斯考察了英国和西班牙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制度框架。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确立的政治体制，限制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寻租行为，保证了工商企业的产权，建立了有效的法律体系。而西班牙中央集权的庞大的官僚体制用日益增多和繁琐的行政指令来管理经济，其结果是财政状况恶化，收不抵支，寻租活动变本加厉。结果是英国克服了财政危机，成为“世界工厂”，而工商业发展曾领先于英国的西班牙，却经历了300年的相对停滞。
       英国和西班牙的不同体制也影响到了它们的殖民地即北美和拉丁美洲。17世纪英国殖民者在美国现在的弗吉尼亚州登陆，建立了殖民地的首府。在光荣革命胜利后，议会体制也影响到了它的殖民地。这种体制从长远来说也影响到美国独立后建立的体制。这种体制进一步保障了工商业的产权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寻租活动，使美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西班牙征服南美殖民地时，西班牙议会影响力下降，国王集权的官僚体制得到加强。西班牙的经营者把整套官僚统治的方法强加给一个农业社会。诺斯指出：“英国和西班牙所确立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允许复杂的非个人交换的制度框架已经发展起来，这是政治稳定和获得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利益所必需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的关系仍然是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交换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非个人交换和个人关系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是否任意干预市场，侵犯企业的产权。如果政府依靠保障产权的法律体系，即依靠法治来管理经济，非个人交换关系会大大发展起来，寻租活动将大大减少。相反，政府任意干预市场，依靠官僚的行政管理，这将迫使企业依
       靠行政当局的庇护，同行政官员拉关系，使交换带有个人色彩，这样寻租活动就会大大发展。
       我们从英国和西班牙到北美国家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限制寻租活动或者鼓励寻租活动对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诺斯把这种体制转型归结为路径依赖。我们在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时，也应该研究这种路径依赖。诺斯在后来访华讲学时，进一步说明寻找路径依赖就是要向历史学习。
       记者：您是否能谈谈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如何向历史学习?
       荣敬本：当代比较历史学派的代表布罗戴尔曾把欧洲市场经济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作过比较，我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布罗戴尔的观点。
       布罗戴尔认为，欧洲从市场经济的底层到建立市场经济的上层，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1　集市贸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专业性市场——小麦市场、毛皮市场、蔬菜市场、肉类市场，等等。
       3　店铺——杂货店、食品店、布店，等等。随着商店的发展，贷款也发展起来了。
       以上的这三个阶段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4　交易会和远距离贸易。随着海上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交易的商业关系和票据交换关系。
       5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票据通过各地银行汇划，证券可以通过交易所买卖，这大大加速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6　财政的国有化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英国取消了把税收包给私商的做法，由国家税务所统一收税。国家发行国债，使之在欧洲证券市场上流通，同时成立了英格兰银行，由它负责经营英国国债，形成了强大的金融资本。这种金融资本既可以投资商业，又可以投资各种新兴的产业。因此，英国的产业革命遥遥领先于欧洲大陆，英国一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后三个阶段是市场经济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的阶梯，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上层，使国家对市场经济可以发生宏观调控作用，使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流动，特别是向新兴产业流动。
       布罗戴尔在把欧洲同中国比较时发现，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段，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数中国，一个市场就是一个集镇，其距离等于农民一天步行的来回，在集镇上有各种商铺。但是，市场经济的上层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基本上没有交易会和海上远程贸易，也没有证券交易。中国财政集中，但是，除了用于官俸和军饷，从来没有和产业相结合，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处于低级阶段。
       布罗戴尔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实际上把下层和上层的经济活动统统由国家包起来，这自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时，先放开下层，使农村市场搞活，然后把改革推进到上层，建立证券市场，进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这可能符合中国市场体制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农村市场逐步放开时，商品物资日益丰富，上面提到的商品物资双轨价格逐步缩小，寻租活动大大减少。但是，在逐步放开资本和土地市场以及放开国际贸易时，寻租活动又有所发展。某些官员通过土地批租、股份公司批准上市等等大发横财，某些官员则通过进出口权，纵容走私而中饱私囊，甚至买官卖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市场经济从低层到上层的发展过程中，限制寻租更具有紧迫的意义。在这方面，日本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日本的经验?
       荣敬本：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指出，政府必须限制非生产性寻租，允许相机性寻租。相机性租金是政府增进市场作用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贷利率低于市场竞争性均衡的水平，这一措施使民间部门在国外市场上有竞争力。政治性寻租造成政府官员的腐败，会消除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而相机性寻租则会有利于市场和企业的发展。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例如，沿海开放城市在进出口方面得到某种优惠政策，甚至试行特区，在土地、贷款和税收方面实行某些优惠政策，这些都属于相机性租金，这对市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政治性寻租，中饱私囊，对此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在我国也有把这两种寻租相区别的实例。
       记者：您能否举个实例，来谈谈非生产性寻租和相机性寻租的区别?
       荣敬本：把非生产性寻租和相机性寻租加以区别并取得成功的实例是我国的大亚湾核电站，我们称之为大亚湾模式。我们曾专门写了一本书：《社会资本的增值裂变——论大亚湾模式》，这本书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在我国发展核电工业具有战略意义。从长远来看，环保任务日益加重，环保费用增加带动煤电成本增加，核电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将日益显示出来。但是，核电工业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业，核燃料的生产和核废料的处理都离不开国家。同时，建一座核电站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我国发展核电工业的初期，国家给予土地、贷款、税收等各方面的政策性优惠，并且允许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公司在核电站建设过程中有自主的进口权。这里存在着相机性租金。但是，正是依靠了这种租金，核电站得以建设成功，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使核电站的建设能依靠自身的利润滚动发展。
       同时，政府在核电站的建设中有效地防止了非生产性的即官员腐败性的寻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广东核电合营公司推行了一种授权制度，这种制度有两个特点。
       1　对各级部门和员工的权力规定得详细、具体、明确，确定了一套统一的标准，大家都有章可循。
       2　授权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规定被授予下级的权力，上级不能侵犯，不能随便剥夺下级的权力。
       这种权力制衡能够有效地阻止腐败性的寻租。例如，大亚湾有进出口的自主权，但是，员工不能利用这种权利去进口彩电或私人轿车，公司的领导更无权指使下级从事这类倒卖活动，以谋取私利。
       目前我国存在着某些一把手腐败的现象，似乎很难防止，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授权制度，缺少权力制衡。目前在我国土地、金融甚至人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己逐步推行各种授权制度，以防止腐败性的寻租现象。实际上，这涉及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总之，对国外寻租理论的跟踪研究，对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　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