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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 译
       2006年5月16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海因兹·迪特里奇题为《资产阶级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优势》的文章，认为成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社会之间的信息相互作用程度较高，使其统治具有高水平的适应变化的能力。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社会的感知系统极度萎缩。他还认为古巴现在主要靠卡斯特罗来完成这种感知功能，如果没有他，未来古巴将很难坚持下去，这正是卡斯特罗提出古巴社会主义可能被逆转的原因。文章内容如下。
       现代国家中，高质量的执政依赖：（1）对中央权力内部和周围情况的变化的发现；（2）对信息的整理；（3）面对这些变化国家自我重组以适应之的速度。
       有如下类型的传感器：（1）定期的大选和公民投票；（2）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3）情报机构的报告；（4）公民社会参与政党：通过人民参加或拒绝参加该党的方式；（5）机构性的公共论坛，如议会、因特网、私人的和公共的媒体；（6）罢工和停工；（7）和平示威和有暴力的示威；（8）战争活动。
       在一个巩固的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级经常利用前7项（传感器）发现执政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第8项一般不提出来。这7个传感器或信息流通的渠道向国家提供关于其统治霸权的形势的相当准确的一幅画面，这样，一般来说，国家不会仓促遇到严重的无法估量的或没有预见到的政治问题。
       因此，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与公民社会之间信息相互作用程度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从理论上说，使国家有高水平的适应变化的能力。遗憾的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同样的话，因为它们的系统的反应能力是很低的。
       1国家社会主义（如所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上层建筑没有规定定期的大选，一般来说也不举行公民投票，不论是罢免性的公民投票或是信息性质的公民投票。这样，统治阶级就自己剥夺了自己获取人民态度的最重要的直接来源。
       2还有民意调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经常对一系列参数进行有代表性的取样，以便掌握“人民的脉博”。这些调查能提供有很高的可信度的结果，只要得到居民的合作和信任。但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做不好。既然国家的控制实际上是绝对的，调查被看成是国家组织并为了国家的，尽管它可能是由一所大学进行的。尽管是匿名调查，但人们还是怀疑国家有某种机制去找出名字。于是人们往往用官方对事情的说法来回答，因为这是保护他们的手段。出于这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或党对敏感的问题所进行的调查取得的结果的可信度比较低。
       3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情报机构的报告中。在墨西哥我曾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书记谈话，当时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倒台。我对他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走同样的道路。他不同意我，他说国家安全服务部门的报告清楚地说明居民的大多数与社会主义的政府站在一起。
       4关于入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惟一的党有170万党员，也就是说，占全国1700万公民总数的10％。在此前几年已有60万党员脱离了这个党，这表明在权力机构内部正在酝酿着危机，而这个权力机构又没有能够制止这种侵蚀倾向的革新能力。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资本主义的德国呑并以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党员人数不超过10万人。也就是说，无产者和农民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95％成员在剧变以后不再是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很明显，这些曾经是统一社会党成员的绝大多数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既然同样的经历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重复出现，很容易推断：这些党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接受权力现状的公民，当剧变发生时，他们就转而适应新的资产阶级制度。
       5如同我们在前面解释的那样，社会压力的“传感器”由公众辩论的论坛组成，如议会、因特网和媒体，而它们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是不存在的。对于工人的世界来说，其社会态度可以通过罢工和停工表现出来。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工会是党和国家的意志的传送带，也就是说，是国家的机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情感的表现。罢工和停工是劳动者自发的和有组织的示威，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因此，国家对局势和劳动者的满意度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是建立在第二手信息来源的基础上，这没有第一手的信息可信。
       6这一问题在和平的或暴力的示威的指示器上重现。如果制度性的途径已经不起作用了，民众表示他们的批评或抱怨的有机的方式是示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允许公民的这类示威，这就再次使自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总之，从认识—信息的控制论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如同这样一个人，他对光、声、热、动力、重心、触觉等的接受系统都被删削了或是萎缩了，只是发挥了它们最低的潜能。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制度能够幸存下去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留下一个问题有待回答：如果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那么“麻木不仁”或在控制功能上如此低效，那么为什么古巴能幸存到今天？回答是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三个因素最重要。
       1这个系统控制功能的赤字由卡斯特罗巨大的、战略性的、战术性的和辩证的能力部分地（我强调只是部分地）补偿了。
       2在革命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巴有苏联的军事保护和特别大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一种比较的分析表明，这种支持比苏联向它最重要的欧洲盟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支持远为优越。
       3在长期的英勇革命阶段，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完全认同革命进程的。但由于代际的变化、苏联的垮台、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由此导致的积累进程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以及帝国主义对古巴内向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侵蚀，今天这种认同感与英勇革命的阶段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尽管如此，这三个条件部分地抵消了系统的赤字，但这是英雄时代的一部分，将来不能再现这样的条件。因此，不能保证在司令（指卡斯特罗。——译者注）去世以后，社会主义的前途仍然光明。
       党的部分成员可能仍推断说，强调政治“传感器”是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因为工会表达劳动者的意志，党表达人民的意志，在古巴，任何人说出他所想的事情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因素动摇这些人对前途的形而上学判断。菲德尔是古巴这个岛上最伟大的辩证论者之一，如果他认同这种说法，他有什么必要提出重视革命有可能逆转呢？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