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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是当代多元和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重要经历。人们一般把流亡理解为家园丧失、身份焦虑和文化冲突。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威廉·斯蒂尔与J.V.德克鲁兹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流亡是“缩减型流亡”，另有一种流亡为“增长型流亡”(如作家大卫·马丁作品中所表现的)，人们在流亡经历中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新的家园感，同时对文化差异和归属有新的理解。斯蒂尔和德克鲁兹是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其著作《澳大利亚对亚洲的矛盾心态》有广泛影响。本文已收入《流亡的风景》(Landscape of Exile)一书，将于年底出版。全文内容如下。
       流亡已日渐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经历。连本来可以偏安一隅、与世隔绝的少数族裔也常常离开家园。但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流亡往往令人沮丧，比如布兰奇·达尔普盖特(Blanched"Alpuget)的《龟滩》(Turtle Beach，1981)中的朱迪斯就表现了对新旧两种环境都不能适应的绝望之情。不过她这种缩减型的流亡经历并非全貌。流亡会消除归属感，但也可能催生归属感；流亡会导致“无家可归”，但也可能导致“处处为家”。缩减型的流亡会产生盲目与消沉；相反，增长型的流亡则会催生马丁所谓的“一个外来人的同情视角”。马丁本人就是个流亡者，他在澳大利亚近半个世纪的从文生涯本身就是增长型的流亡的实例。这种流亡经历的核心，是一种独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和群体)。每个个体或群体，都是他者的存在与身份的一部分；一方缺失，另一方的存在与身份将会变得困惑迷茫、不可想像。这“必需的他者”把陌生的地域变成与生命息息相关的部分，双方的经历都成为这个地方真切而必要的构成部分，因而双方的家园都得以构建。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关系在一些流亡经历中出现，而在另一些流亡经历中却没有出现呢?马丁的作品表明，有两个简单的习惯至关重要：放下所有先见和猜疑，认真倾听；深入、全面地努力与他人共处。当前民族化约论风行，交往过程中对“内部的外来人”制定法度的成分日趋增多，因此马丁的作品具有更加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卫·马丁笔耕50余年，作品数量众多且富于变化，计有代表性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2部、自传2部、诗集7部、文集1部、童话10余部，另有剧本、游记以及影视作品若干。1997年马丁去世后，其作品流行程度持续下降，不少生前发表的作品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也没有出现全面评价马丁为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化所作贡献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马丁的贡献涉及诸多方面，不易总结；而且他非常谦逊和低调，所以容易被人忘记，但是对马丁关注不足是一大遗憾，马丁在作品中表现了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罕见的包容与理解。他的作品表明，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虽然流亡经历各异，但却相互依存，同属于我们所处的土地。他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人文情怀却又平实朴素，他表现并尊重差异，同时还承认和探讨了在澳大利亚接受差异的困难性。
       马丁生于1915年，原名路德维希·德钦依，1949年移居澳大利亚。马丁说自己是个“匈牙利人、德国人，也算得上是犹太人，还有其他一些身份，当然也是个澳大利亚人”。这一表述很有代表性，囊括了所有的重要因素，却又不厚此薄彼，也毫无零乱芜杂之感。缺少任何一部分，个体便不健全；同样，缺少他者，个体便不再完整，因为他者是个体存在的必要的条件和参照。我们必须避开规范、比较、分离等力量的操纵，避免陷入双重缺失的流亡困境。我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家园，如果再自我封闭，我们将无法在新的处所建立新的家园。马丁经历丰富，受过多种文化的熏陶。用埃斯塔瓦(Estava)和普拉卡什(Prakash)的话来说，马丁的现实之中“必然贯穿着他自己的认知视角”。我们可以把马丁看作一个“古典流亡者”，他能够敏锐地“区分流放和归属这两种状态”，不至于成为“失去上述确定感的……现代流亡者”。
       马丁到澳大利亚后不久，便开始在《孟买之石》(The Stones of Bombay)中讨论与流亡相关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拉奥先生和他的儿子山卡在印巴分治之后离开卡拉奇，流亡孟买。小说通过山卡和他父亲所接触的人，展示了两人对这个新地方的感受。开始他们被限制在港口区，限制他们行动的那名警察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他没收了山卡的鞋子，“手里紧抓着警棍，在空中虚击了一下”。面对这种行为，西方评论者很可能会发一通牢骚，愤怒谴责亚洲警察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与民主、公开而高效的澳大利亚税务局相比不啻天壤之别等等。但是，小说的主人公山卡和故事的叙述者都没有这种反应。山卡的父亲只是对山卡说，他可以再去弄一双拖鞋来。后来，警察发现鞋子大小不合适，又偷偷把鞋子还给了他们。“你们这些家伙，脚怎么这么大!”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重要的是小说的叙述中既没有谴责也没有比较。没有谴责，表明当事双方都认可对方的存在。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ay，2002)在讨论印度喀拉拉邦等地的社群关系时指出，各社群要和谐共处，但并不一定要爱对方，就像参赛的球队没必要去爱对手一样。但是，没有对手就无所谓比赛；缺少了各个多样的社群，喀拉拉邦的故事就无从说起，也就无法描绘其全景。各社群都需要其他社群，否则喀拉拉邦便不复完整。同样，在马丁笔下的孟买，警察和难民接受对方的存在，认为对方是孟买故事和全景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想过要把对方抹掉。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丁认为类似的包容性在澳大利亚也同样必要。
       流亡者习惯于比较，因而加剧了其失落感，这可能已是老生常谈。悉尼人到了墨尔本，发现亚拉河与悉尼港大不相同，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这样的比较不仅增加了流亡者本人的失落感，而且也将新的地域和人排除在外。但是，无论人们是否和一棵树、一个人(或者上帝)发生直接关联，每个人都被他者包围，他只有在他者的包围之中才能够存在。你没有边界。说你的时候，说话人便明确了自己在关系中的位置。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如果缺少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你就会对流亡者作出典型的殖民者的反应，即通过拒绝他者的特殊性而压服他者，将他者纳入基于“自我”经验的范式，从而抹煞他者的优异之处，使其成为单纯的资源。但是这条道路最终会把各方都变成流亡的牺牲品，让他们无法进行自由的交往，而根据马丁·布伯(Matin Buber)的观点，恰恰是这种交往能保证我们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马丁的游记《通向悉尼之路》(1970)生动地表现了流亡者因为比较和区分而失去家园的痛苦，也刻画了与他者进行自由交往之后所获得的自足感。马丁说，60年代末期他在欧洲(最后在意大利的阿佐洛)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搭便车从墨尔本前往悉尼，就是将此作为欧洲之行后的精神治疗式的自省。回来后，他
       开始因“珀斯沉闷的郊区”而不快，经过皮里港时更发现自己身处危机。他说皮里港“当然不是意大利的阿佐洛，但这并不是它的错”。(就是在比较的时候，马丁也会加上一句他特有的宽容的说明!)但是，当看到城镇储物仓库顶上竖起一个巨型圣诞老人时，马丁便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恳求妻子道：“里奇安达，我真的无法忍受啦。我们回到欧洲去吧，回意大利……哪儿都行!在这个国家，他们把圣诞老人竖在仓库顶上，我们难道真的要在这儿一直生活下去吗?”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沮丧是由人文景观引起的，也就是人与环境的结合点。对周围环境的沮丧割裂了他和人的联系——马丁是个澳大利亚人，但这次他却没说出国家的名字，而是称其人民为“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在马丁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马丁在旅行中继续阐述他的困难和沮丧。早些时候，他在快到西摩时曾这样描述澳大利亚的城镇：“城镇设立的时间相差不过数年，所以看起来都差不多，当然也许在城镇居民的眼中是有差别的。他们的房子好像是被拧进土地里面，而不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一名熟练的工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房子再拧出来，连汗都不会出一滴!”房子与土地分离，给人临时的、人工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马丁承认城镇居民的看法可能不一样，这就暗示产生他的那种情绪的罪魁祸首可能正是与这块土地的联系的不足。正如马丁后来所说的：“我们的房子拒斥其所在的土地，如同我们拒斥对爱的崇拜一样……我们之所以缺乏和谐感，其实是缺乏某种意愿：把我们自己当作所在大陆上的‘居住者’(denizen)的意愿。因此才会出现一个历史上的奇怪现象：我们现在的殖民心态比殖民地建立之初更加强烈。”“居住者”不是殖民者——对于殖民者而言，马丁所提到的占领就已经足够了。“居住者”归属于这个国家，有趣的是，这个词既可用于人，也可用于动植物。要获得这个意义上的归属感，我们就必须有与这个国家发生联系的意愿，让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居住者许可我们归属此地。
       马丁的作品表明，我们在流亡中需要的不是锐利的批判眼光，而是开放的、清晰的视界。开放并不意味着独特性的缺失——恰恰相反，开放能摆脱经验的局限，将他者的视界作为整体、连贯之物加以认可。因此，与他者的联系必不可少。马丁与洛娜·奇克(LomaChick)逼真而清新的风景画发生共鸣，恰可说明这一点。马丁在贝纳拉艺术馆看到了这些画，其中一幅名为《奥琳达丛林》，画中的棚屋顶上写着“沃里格·特基斯”的名字，“一笔一划，准确无误”。如果观众缺乏理性的视界，这幅画很可能会遭人嘲笑，就像仓库顶上的圣诞老人一样。但是，马丁却认为：“这发自内心的对细节的专注，体现了一种整体的视界，一种对客观事实的关注；而矛盾的是，恰恰是这一点，世故的观众总是会忽略。”马丁总是这样与关注本地景观的人们发生某种联系，而他们眼中的景观总是与居住的人紧密相连。马丁曾肯定地说：“在某些地方，对本土的偏爱不会因为外界的批评而减退。”在评价奇克小姐的画时，马丁用了“发自内心”这个词，这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种谦卑的联系之中，流亡者才会发现第二个家园，而不是贬低一个次要的家园。澳大利亚公墓中的中国人的墓碑上没有照片，马丁认为这很可惜，因为他觉得意大利人墓碑上的照片在对他说话。马丁希望墓碑上的脸与他对话，而不仅仅是几行破碎的文字，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有趣的是，这也体现了布伯式的无中介的你一我关系。马丁不仅通过这个地方的人与这个地方发生联系，而且他与这个地方的人的联系本身，就意味着把人当作该地方的一部分。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和先人之见也许无法避免，但它们却阻碍联系。马丁在维奥莱特镇说：“这时候我该学习放弃比较了，因为比较掩盖了一个惟一重要的事实——维奥莱特镇拥有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在阿尔伯里，他说：“维罗纳是维罗纳，阿尔伯里是阿尔伯里。”如果有能力与某组具体事物发生联系，我们就可以与其他各物发生联系，同时避免将各物互相比较——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脱离联系，开始比较、控制各个事物。一旦放弃分类和裁决，我们就进入了你一我直接沟通的联系模式之中。《中间的国王》(The KingBetween)讲述的是冷战期间的老挝，当时中美相互对抗，但小说中两国的大使以及美国大使的夫人都反对大使为了国家利益而在国外撒谎，他们会考虑老挝人的利益，两国的情报机构及其他机构对此当然不满，也就是说，大使的做法几乎违背了他们自身的政府的意愿。他们本来应该去“破坏”这个国家，结果他们却去顾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追求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自己有利，但照顾老挝人的利益则是服务于一种更高的事业，用阿希斯·南迪的话来说：“真正的对立总是存在于排斥他者的部分与包容他者的整体之间。”
       包容和增加能够使流亡高贵(或者至少有益)，而分离与割裂则会使之残弱。这一点，马丁在喜剧小说《图镇英雄》(The Hero of Too，1965)中有全面的描述。小说描写了澳大利亚的乡村，从地理、历史、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来看，这里的所有人都需要他者；然而，在图若米特(图镇)，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大概是由于阿希斯·南迪所说的“澳大利亚人对自己的矛盾心态”。最后在漂泊于图镇的外来者的催化下，小镇人才意识到联系的必要性。两个外来人——一个来自城里的年轻教师和一位英国医生的女儿——于1950年来到图镇，正值该镇75周年庆典。
       图镇信奉新教，但其平原上所种的麦子却依赖于泉东山里的布比阿拉镇的水源，后者信奉天主教，是图镇的死敌(当然，打橄榄球比赛时他们都需要对方)。两个社会阶层虽然相互鄙视，却也相互需要，因而相互联系。在小镇上流传的一个神圣却狭隘的传奇故事被打破之后，人们才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小镇历史上这个传奇叫做“桥上事件”：布比阿拉镇有一位胆大的丛林汉子，名叫迪克’格罗根，他带着一名蒙面的手下，和现任县长的祖父发生了冲突。但格罗根并非真的英勇无畏，他内向羞怯、心事重重，另外还是个女子气十足的双性恋者。他那位蒙面手下原来就是当地的中国草药师，叫作郎，一直住在小镇的边缘，离土著人较多的斯诺伊区不远。郎不会说英文，但听力却好得出奇。后来人们还发现，县长的祖母玛吉·波尔曼同县长祖父萨姆一样，也在格罗根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5年，像《图镇英雄》这样的小说还很少。马丁在作品中表明，澳大利亚对自身历史的描述，都建立在排斥他者的基础上。排他主要体现在种族、阶级、宗教和性别方面，这些在该小说中都有充分表现。60年代的阶级和宗教区分也许很明显，但马丁对这些排他因素的分析，现在读起来好像比他的时代要超前很多：
       这(阶级、规模和派别的区分)是(图若米特和布比阿拉两镇之间的)冲突的根源，但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瓦龙人恨佛莱芒人，不是因为他们是虔诚的教徒或者说佛莱芒语，而是因为他们肮脏、迷信。同样，佛莱芒人恨瓦龙人，不是因为他们说法语，不是因为他们办工厂、开煤厂，而是因为他们迷信、肮脏、狡诈。根据这一逻辑，布比阿拉人恨图若米特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不遵守游戏规则，蛮不讲理。图若米特人……说布比人……是粗鲁、蛮横的野蛮人，比赛的时候只知道打断对方的脖子。双方的指责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至于澳大利亚在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排他主义，仅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60年代就已经是不同寻常的洞见了。实际上，马丁浓墨书写女性的欲望(玛吉·波尔曼)和男同性恋者的成长(格罗根)，这在任何时候都非同寻常。马丁关注中国人和土著人(这一关注在《中国男孩》和《休菲》中分别得以延续)，但他不仅仅注意到了种族排他主义，他还对澳大利亚最明显的种族排斥进行了猛烈攻击。马丁常常将印度人(如《戴红头巾的人》)、中国人重新写入澳大利亚故事，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常对其他种族表示关注(如《图镇英雄》中的史迪夫)，正如他在《中国男孩》的后记中所指出的，“澳大利亚的建立，这些人也有功劳”。
       无论是在《图镇英雄》还是在其他作品中，马丁都没有为澳大利亚辩护。在他所描述的社会里，所有成员都为各自的流亡经历所限，不知道如果要建立家园，他者就必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甚至连一次选美比赛也成为两个阶级之间难堪的投票公决，成为对本质上无法比较之物的比较(根据马丁的理解，所有人、所有地方在本质上都是无法比较的)；一名新来的匈牙利人说最好的结果是争斗双方“共戴王冠、二元君主制，这是地道的匈牙利式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当地人连做梦都没想到过。马丁的作品表明，“一个外来人的同情视角”能让人们注意到，必须将对立双方包括在内，而不是二选一。
       住在城镇边缘的中国人郎对本地两个城镇之间的故事有三重作用。他是丛林汉、草药师，同时又是神庙的看护人，他在遗嘱里慷慨地将神庙赠与当地人民。虽然他的草药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人们却无法想像他在丛林中的经历。当地的律师在郎的葬礼上信誓旦旦地说：“你那美丽的房子将成为你和你的同胞们的丰碑。我们会好好看管，不会做丝毫改变。”就是这个律师，在郎活着的时候，却从来没搭理过郎；还在郎弥留之际偷出庙里的神像以博得女友的欢心。澳大利亚似乎只能接受遗物，而不能接受人。在《图镇英雄》中，马丁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英裔男性神话，创造一个认可他者必要性的新神话，虽然这必要性无法从历史上得到证实。以后不会有人知道格罗根那个蒙面的伙伴就是郎，证据被毁掉了。但重要的是，这一点必须进入人们的想像，就像人们必须想像到双性恋的丛林汉一样。首先必须有容纳增长的精神，然后才会有包容的历史。
       在《通向悉尼之路》中，马丁描述了一个名为“兰德斯开普”(Landscape)的地方。“名字合适，不过有点奇怪，”他心里想。广阔无垠的地域会让马丁产生疏离感。但是，有边界、有居民的地方不一定会让人有疏离感，只要我们相互归属且共同归属于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格罗根小时候曾在一个山洞里躲过，“山洞接受了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热情地为他遮蔽风雨，给了他无私的友谊……正是他的山洞把他召唤回来了”。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人与自然发生联系，而不是作为自然的观察者。新近来澳的流亡者以及土地本身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相互归属且共同归属于所居之地的希望，但澳大利亚那些来得更早、已经安定下来的流亡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其方向早有明示。
       马丁的作品算不上来自澳大利亚民族心中的声音，但这的确是真正的澳大利亚的声音。也许我们都渴望我们想像中的澳大利亚人能够发出这种声音，因为它热情、开放、宽容，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现代澳大利亚生活的边缘才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