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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爱德华·爱尔加出版公司出版了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该书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而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势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袁现。金融化深刻地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金融资本日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公司，使它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这些国家的国内外精英大发其财，但是经济却陷入停滞。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漏洞百出但被推崇备至，是因为崇拜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者掌握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得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信任和大力扶持。作者还提出了开征资本利得税、外汇交易税，实行适宜的资本管制、审慎的金融监管等应对金融化负面效应的政策选择。该书序言概括了全书的主要观点，序言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经济运行今非昔比。其主要表现是：政府的作用逐渐减弱，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家间的经济交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国内及国际金融交易增长迅猛。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成为这一改变了的图景的主要特征。
       众多论著探究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问题，但解析金融化现象(本书的主题)却是相对较新的论题。事实上，学术界尚未就“金融化”的定义达成广泛共识，对其含义的认识分歧就更大。格蕾塔·克瑞普纳(Greta Krip－pner)精辟地论述了“金融化”的词义演变及其诸多定义的得失。像她所总结的，有些作者认为，“金融化”意味着作为公司治理模式之一的“股东价值”取得了支配地位；有的认为“金融化”是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银行主体型金融体系；希法亭衣钵的继承者则认为，“金融化”意味着食利者这一特定阶层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化”是使用无数的新金融工具进行的金融交易的爆炸性增长。最后，克瑞普纳则认为，金融化是“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
       所有这些定义均涉及了“金融化现象”的部分内容。本文放宽了视野，对金融化作一相当宽泛的界定：“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尽管金融化有诸多定义，但本书和其他论著所提供的数据几乎不容置疑地表明，近年来的金融化是具有巨大影响的。部分数据广被引用。例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上升为2004年的19000亿美元。爱泼斯坦和波林指出，国际金融市场所筹资金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0.5％，上升为2006年的20％强。
       本书作者通过多条途径拓展并细化了金融化的相关统计。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在第4章中指出，1984年后，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非金融公司。杜梅尼尔和列维在第2章中通过考察法国的同类案例，为金融业利润率的快速提升提供了一种解释：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实际利率上涨了一倍有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1980年后，美国人和法国人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收益(按其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份额计算)大幅提高。杜梅尼尔和列维的研究则表明，20世纪70年代，法国金融机构的利润率大大低于非金融公司，但在90年代却大大高于非金融公司。同期的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Jayadev)则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经合组织的众多国家，重点考察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的收益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食利者“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大高于20世纪70年代。
       很明显，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众多国家的国民收入份额发生了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金融交易规模、实际利率、金融业利润及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急剧上升。这些现象反映了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进程，进而触发了一系列重大问题：金融化有哪些维度?它对经济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政治力量与经济政策有何影响?如何避免金融化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探讨的重点。
       本书作者从不同视角解析了金融化的本质和影响。尽管分析方法不一，政策主张各异，本书作者仍达成了至少两点共识。首先，金融化在全球多数经济体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其次，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呼应，金融化的部分效应损害了全球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本书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金融化分配效应及其决定因素的基本数据。第二部分着重考察美国的金融化，解析金融化与非金融公司、金融化与美国股市泡沫、金融化与衍生品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金融化的部分国际表现，其重点是金融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关系的嬗变。第四部分则是以2()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5个新兴市场国家(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巴西、韩国)为案例，剖析了金融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提出了金融化的应对策略，包括管制资本、征收证券交易税，其他章节也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金融化的分配效应
       如前所述，至少有三大进程，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同时彰显了当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本书部分作者饶有兴趣地探讨的问题之一是：三大趋势之间是何种关系?多数作者认为，它们是既相互关联又略有差异的经济现象。杜梅尼尔和列维的立场更为明确。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左翼分析者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不过是金融势力复兴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尽管金融霸权回归与资本国际化、市场全球化休戚相关，但决定新时期国际化形式和内容的关键因素仍是金融。
       杜梅尼尔和列维指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中，金融至高无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则是金融霸权的体现。人们可能不完全同意这一主张，但他们提供的数据和论证却极具教益。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在历经大危机时期的金融崩溃、福利国家全盛时期严厉的金融管制后，金融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并在既往数十年导致了数次金融危机。
       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并非所有阶层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相反，金融业从导致经济危机并使其他众多参与者损失惨重的进程中获益巨大。因而，绝大部分民众承担了金融危机的成本，金融业则大获其利。杜梅尼尔和列维用大量富有价值的新数据，剖析了美国和法国的这类趋势，第四章关于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案例
       分析对此有深入论证。
       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在第三章中，以更多的国家为样本，概述了金融化的同类分配效应。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众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食利阶层(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幅上升。除金融市场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发生的变化外，他们还辨析了若干重大政策变化，以便进一步解释这些经合组织成员国资本利得比重的显著上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实际利率上升(它部分导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的中央银行政策)、金融自由化(它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以及工会、工人势力的总体减弱(它降低了劳动成本，进而提高了资本家收益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三、金融化与美国经济
       如上所述，至少有三大进程同时塑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行框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以世界经济主要驱动力(即全球主导产业中的非金融公司)的演进态势为重点，克罗蒂同时考察了三大进程。
       克罗蒂在早期著作中，考察了在全球总需求(中国、印度除外)增长相对缓慢的背景下，金融化对主要机构的影响。克罗蒂剖析了美国案例后的结论是，金融化深刻地却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美国非金融公司的运行，这部分表现在金融市场从非金融公司攫取的收入日益增加上(杜梅尼尔和列维以及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也辨别了这一趋势)。例如，克罗蒂指出，20世纪60、70年代至80、90年代，美国非金融公司对金融市场的回报支付额(利息、股息、红利等。——译者注)占其现金流的比重上升了一倍有余。因而，非金融公司既面临日渐上升的回报支付压力，又面临提升公司股价的压力。帕伦图(Parenteau)从金融市场的视角描述了同样的双重压力现象。
       在经济增长停滞、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金融市场却在要求更多的收益，追求股价的快速上升，这就使得非金融公司更难获取利润。由此形成了克罗蒂概括的“新自由主义悖论”。重压之下，非金融公司采取了三种压力化解方式，但每种方式均不利于普通公众：(1)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2)为提升主营利润而钻营、欺诈；(3)涉足金融以提升利润。克罗蒂据此认为，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共同对经济繁荣的前景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家、金融市场人士帕伦图在第五章精辟地辨析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泡沫的成因，并将其概括为“极端金融化”。他阐述了共同制造金融市场毁灭性泡沫的主要制度变化、金融动力与金融激励机制。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他详述了导致羊群行为的制度和动力机制，剖析了羊群行为反过来催发权益资本泡沫的途径。通过辨析产生破坏性羊群效应的特定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帕伦图提出了关于金融化进程的独到见解。
       帕伦图认为，导致金融泡沫的主要因素是：(1)金融市场的内在属性，正如凯恩斯、明斯基所言，它容易导致投机行为、羊群效应和金融动荡；(2)美国储蓄体系私有化的作用日渐彰显，它促使个人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投资收益而从事风险更高的投资，放大了谣言和讹传的破坏性；(3)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和基准利率的地位不断提升，它提高了信息的集中度，强化了羊群效应的各种激励；(4)美联储推动权益证券的“格林斯潘式对策”；(5)部分金融资本势力上升，它有能力影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决策，推动泡沫膨胀。总之，帕伦图在第五章中精炼地阐述了在制造并推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权泡沫过程中，金融化的产生与演进。
       通过考察金融衍生品市场，多德(Dodd)进一步研究了帕伦图提出的部分问题。多德描述了近年来金融衍生品运用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他剖析了与衍生品相关的诸多“公共利益关切”。这些关切包括：衍生品使冒险行为更方便、代价更小，它们可用来规避法律约束和金融管制；它们扭曲了价格发现过程；它们还可用来操纵会计规则。简言之，它们既具有正面效应，也便利了“非生产性”和“无效率”的业务活动。为遏制这些业务活动、降低社会成本，多德提出了监管政策框架，认为“精心设计的审慎监管措施，除能提高效率外，还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合理性”。他指出，适用于任何市场或工具(包括衍生品)的审慎监管包括三大“支柱”：强制性注册和报告制度、资本与担保品要求、健康有序的市场规则。他坚信，这些措施虽不能消除衍生品市场引发的诸多问题，但能极大地遏制问题的发生。
       四、金融化与国际货币体系
       在第七章中，布莱克尔(Blecker)指出，即便对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这些乍看起来似乎与金融领域遥不相及的经济现象而言，国际经济的金融化也影响深远。布莱克尔认为，传统主流学派将国际经济学划分为界限相对明显的“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但金融化打破了这一区分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理论是作为社会最优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主张的基石，它广为人知且广被接受，但金融化却使它失效。
       自由贸易的标准主张所依赖的基本理念是，市场会自动形成能实现充分就业和贸易均衡目标的汇率水平(或收入水平)。只有在能实现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各国才会进口它们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出口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然而，一旦出现贸易赤字，一国就会进口它实际具有比较优势且本该出口的商品。这些行业的部分工人就会失去工作，面临失业困境或被迫转行。无论处于何种情形，依据标准的理论，他们均不能从事最具生产效率的工作。
       上述主张与金融化的关系可概括如下：导致一国汇率失衡进而导致贸易逆差(或顺差)的金融投机，对贸易有重大影响，并使比较优势理论失效。与当今时代更为相关的贸易理论应遵循“竞争优势”理念：国际贸易的基石应为相对成本，而相对成本不一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布莱克尔指出，在以金融自由化导致汇率失衡为特征的当今世界，“贸易自由化不一定导致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是错误的，贸易政策与金融、宏观经济方面的考虑无法轻松地截然分离。
       布莱克尔在政策层面上的结论是，必须管理汇率，但其政策含义肯定更为宽泛。如果没有恰当的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确保适当的汇率水平和就业水平，“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优政策。要形成适宜的汇率水平，实现优质的高就业目标，就必须管制资本并配套实施其他重大改革。
       第八章从历史视角剖析了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化的演进态势。爱德温·狄更斯(EdwinDickens)对世界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即加世纪60年代、70年代之交的欧洲美元市场崛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作了富有启迪的全新历史性描述。他描述了助推资本流动和金融化的诸多强大力量的复杂交互作用：(1)美国和英国银行之间的竞争；(2)美国为
       越南战争融资的需要，或弥补狄更斯所言的“霸权成本”的需要；(3)金融机构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崛起(杜梅尼尔和列维及爱泼斯坦和贾亚德瓦对此也多有强调)。
       狄更斯对重大历史时刻的微观历史描述囊括了金融化进程的全部驱动力：金融竞争诱发的金融创新，各国享受了金融化进程的诸多收益，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精英们的势力不断膨胀。狄更斯的结论与克罗蒂不谋而合：国际经济的金融化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通货紧缩偏向(deflationary bias)，这是凯恩斯和怀特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前夕即已深切忧虑的重大问题。
       根据达瑞斯塔(D"Aristay)的研究，基于创造负债和总需求(将美国视为最后进口人)而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迟早会崩溃。主要理由是，这一体系内在地要求美国持续累积大量国际债务，这将最终破坏美元的币值。主流经济学家们就此提出的主要对策，即建立货币区、进一步美元化，又只能加剧美元的币值动荡。达瑞斯塔提议效法凯恩斯，建立国际清算体系，“为公开的国际贸易体系提供制度框架，促进各国更平等参与全球经济”。强化汇率管理、建立国际清算体系等政策主张，将在第五部分讨论政策建议时作进一步探究。
       五、金融化与危机
       第四部分是系列案例研究，主要剖析了金融化在新兴市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这些研究从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详述了金融化的传播机制，解析了金融化及相关危机的深远影响和负面效应。
       萨拉·巴布(sarah Babb)撰写的第十章，精辟地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倡导金融化的意识形态与支撑并强化意识形态的诸多实体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她仅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墨西哥数所大学和政策机构的传播情况，但其案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巴布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又深刻的问题：为何发展中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在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院系接受专业培训?这些院系能提供某些专业领域最好的培训，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巴布指出，与这些经济学家肩负的立法职责相关的意识形态理由更具说服力：一国依赖外资(巴布称之为“资源依赖”)的程度越高，该国政府就越觉得有必要通过选派更多的经济学家先在美国的主流院系进修、后在本国进行培训，来提高本国对国外债权人的信用度。因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基于引进外资的远景考虑而培训和雇用新古典经济学专家，具有强大的实用功效。
       巴布考察了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期间及危机结束后，这一趋势在墨西哥的进展。借用“外脑”(国外专家)让人回想起著名的“货币医生”爱德温·沃尔特-甘默尔(EdwinWalter Kermmerer)所处的时代。甘默尔“趟过热带河流，翻越安底斯山脉，将金本位制及负责任的中央银行体制的福音传播到拉丁美洲国家”。
       甘默尔认为：“一国聘用美国金融顾问，并在重组本国金融体系、采用美国投资者认定的最成功经验等方面，遵循美国金融顾问的建议，将增强本国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进而以优惠条件获得美国投资者的资本。”
       这反过来有助于从理论层面解释布莱克尔提出的悖论：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金融理论虽然纰漏百出却又广被推崇。
       六、金融化与危机：来自新兴市场的案例
       第四部分的其他章节运用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和韩国的具体案例，详述了金融化计划为自身牟利的各种方式。耶尔马兹·阿基尤兹(Yilmaz Akyfiz)和科库特·波拉塔夫(KorkutBoratav)剖析了土耳其的案例。21世纪之交，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诸多政策仓促出台、财政约束软化导致的后果，为遏制失控的通货膨胀，控制危如累卵的累积公共债务，减缓不断恶化的金融脆弱性，“稳定”成为土耳其压倒一切的大事。199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指导下，土耳其开启了“稳定计划”。然而，这一计划不仅于事无补，反将土耳其拖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的深渊。观察家们普遍指责土耳其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不当，但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却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稳定计划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危机干预举措失效——这似乎表明，土耳其没有吸取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危机的任何教训。
       1999年12月，为降低通胀率、减缓累积公共债务膨胀，土耳其推行了汇率导向的稳定计划。计划实施之初取得了成功，但随后，土耳其里拉遭到了大规模袭击，国内资本迅速外逃。结果，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利率急剧上升，经济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水”。
       土耳其遭遇的部分困境极具代表性。汇率导向的稳定政策通常导致本币汇率被人为高估，进而导致为弥补不断上升的外部赤字而不断依赖资本流入。由此累积的巨额债务使一国经济在金融领域脆弱不堪，导致货币外逃和货币崩溃。“稳定政策”中的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设计初衷是利用(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来稳定经济。但事与愿违，国内外金融市场流动性较高、投机性较强的天然属性通常导致金融脆弱性，导致经济灾难。
       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步骤导致土耳其局势进一步恶化。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提供的金融化与经济危机交互作用的生动例证表明，银行部门的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存款利率与国债利率之间的巨大利差，而国债利率则与快速上升的通胀率高度正相关。因此，任何快速抑制通胀率的举措，都将导致国债利率较之存款利率的更快下降，从而将土耳其银行部门置于危险境地。简言之，如果不充分理解金融部门的特定属性，金融导向的稳定政策就注定要失败。
       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将“稳定计划”流产归因于IMF和土耳其决策者固执地恪守具有内在缺陷的传统金融教条。布莱克尔和巴布描述了这一金融教条的理念基础。尽管此前其他国家遭遇了同样的政策流产和经济危机，但很明显，IMF和土耳其当局仍倔强地拒绝引以为鉴。
       问题的核心(这也是本书众多章节贯彻始终的论题)在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不愿直面金融化带来的主要挑战：导致一国债台高筑的金融资本流动具有较强投机性和高度流动性，经济决策者们过于急功近利，主要资产价格(包括汇率)频频波动且价格信号失真，以及由此导致资源错置和经济增长波动。本书相关章节的作者辨析了决策者们不愿直面这些挑战的根源。
       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这通常导致它们将支持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经济理论奉为圭臬。
       2.金融精英们的势力不断上升。他们从这些决策中轻松受益，却将这些政策的成本转嫁给大多数其他人。
       3.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愿心悦诚服地直面这些理论和政策引发的深层次问题。
       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提出了数项重大政策改进措施，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能有效帮助负债累累的国家(如土耳其)实现经济稳定。凯恩斯曾指出，为减轻债务负担，通过通货膨胀剥
       夺“食利者”阶层的利益，或对“食利者”阶层征收“资本利得税”，都是可行的政策选择。但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则认为：“基于显而易见的众多理由，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货币完全兑换的背景下，加速通胀率上升、征收资本利得税，抑或其他旨在明显加重‘食利者’阶层负担的措施，均不可能成功推行。”这也正是“食利者”阶层和IMF大力倡导资本市场开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凯恩斯的主张相反，阿基尤兹和波拉塔夫认为，对于身陷国际流动性困境的国家而言，稳定汇率、破解国内债务难题的最佳政策选择是暂缓货币自由兑换进程、暂停支付外债本息(依据《美国破产法》第Ⅱ章的规定，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一直倡导这些举措)，暂时限制资本流出则是这些政策的必要补充。第三项政策则是将到期债务延期，以免发生流动性危机，进而实施债务重组。在大多数情况下，较之开放资本市场与紧缩宏观经济的传统政策搭配，这类政策组合的稳定性效果更为明显。然而，实施这些政策必然招致国内外金融化倡导者及其食利阶层支持者的强烈反对。
       奥康奈尔(O"Connell)指出，阿根廷是新自由主义重组的典范：它构建了资本自由流动机制，创设了货币管理局并推行“固定盯住汇率”，还全面实施金融私有化。奥康奈尔同样指出，阿根廷还提供了金融化肆意横行的经典案例。“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是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阿根廷成为金融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由于通胀率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市政设施破败不堪，大量消费品粗制滥造，阿根廷民众渴求变革。因而，推进自由化成为“改革家们”救民于水火的必然选择。
       较之其他新兴市场，阿根廷改革的主要特色包括：(1)货币局制度，它始于1991年3月，终于2001年底。在这一体制下，阿根廷通过立法固定了比索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如无外汇储备为发行保证，中央银行不得发行货币(比索)。(2)标准的双重货币体制，它使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与阿根廷比索享有同等地位。(3)银行体系实施部分准备金制，即便外资银行吸收的存款也不例外。(4)国内金融市场全盘自由化。(5)财政体制高度去中央化。
       由于货币局制度，阿根廷中央银行丧失了(本币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因而，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增大了金融脆弱性的累积风险，导致政府缺乏必要的管制和稳定工具，应对由此导致的金融动荡。从外部视角看，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导致债务规模逐步扩大，却缺乏使本币贬值、维持国内经济竞争力的必要工具。最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产出、就业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
       金融化、自由化、全球化共同导致阿根廷经济陷于深渊。近年来，通过推行新的政策，阿根廷经济逐步复苏。因此，阿根廷不是新兴市场国家实行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成功范例，而是这些政策失败的典范，也成为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的试验场。
       巴尔沃索－菲约(Barbosa-Filho)通过分析巴西模式，剖析了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流动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为分析巴西案例而专门设计的结构主义模型，逻辑严谨，全面细致，对剖析其他国家的同类问题亦极具启迪。巴尔沃索指出，资本流入、流出对巴西的经常项目平衡和经济增长有巨大影响。具体而言，巴尔沃索一菲约模型的估算结果是，1956—2003年间，巴西经济增长率变动的6％，可用巴西资本账户差额的波动进行解释。巴尔沃索的研究明确揭示了国际金融中介、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诡谲行为的实质性影响。
       克罗蒂和李进一步探究了同类的相关论题，并据以论述了韩国的金融危机。作为金融化进程与影响的典型案例，韩国的实践大胆激进，从而极具启发意义。克罗蒂和李指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韩国奇迹”，但新古典经济学阐明的任一新自由主义规则无法解释“韩国奇迹”。其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严格管制、有时甚至限制外国投资的流入、流出，国内金融体系属于银行主导型，银行严格遵循国家产业政策发放贷款；高储蓄率促成了国内的高投资率而无须依赖对外融资。当然，韩国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极端独裁主义、少数家族集团(它们控制了韩国产业龙头)势力强大是最突出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迫于国内外精英们呼吁为国内金融业和外国在韩投资提供更多机会的政治压力，韩国政府全面放松了金融管制，包括放弃金融市场管铷。韩国银行和企业随即从海外大肆举借资本，从而埋下了韩国金融危机的祸根。
       此后6年，韩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管制遭遇了持续攻击，并最终建立了高度金融化、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除因战败和外国军事占领导致外国掌控本国经济的特定时期外，如此迅疾的全方位变化在当代金融史上绝无仅有。克罗蒂和李甚至认为，是金大中政府为一举击败工党及其他集团等政治反对势力，而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此外，IMF和其他外部力量还利用危机要挟韩国经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克罗蒂和李指出，国外投资者希望分享“韩国奇迹”带来的收益，并通过大量持有韩国大公司和银行的股份如愿以偿。这或许是前面提出的“金融业从金融危机中渔利”观点的又一例证。
       韩国的金融化进程格外引人注目。此前数十年，韩国银行业一直通过发放长期指导性贷款，服务于本国产业发展战略；现在，韩国银行业转型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原则运行的消费贷款机构和商业化信贷公司，导致本国核心企业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同时，外资掌控韩国核心公司的比例逐步攀升，并按照克罗蒂描述的原则追求短期利润。结果，国内外精英们大发其财，韩国经济陷入停滞。
       七、若干政策选择
       由于适宜的经济结构因国而异，因而提供一整套应对金融化导致的难题的政策选择，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畴。但本书作者在第五部分概述的一组政策建议及本书其他章节提出的政策建议，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量鲜活生动却以悲剧收场的案例表明，金融自由化与资本市场开放共同触发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危机。一旦“投机主宰着企业的命运”(凯恩斯语)，投资的配置效率就会大大降低，社会从中获取的福利就会锐减。
       格拉贝尔(Grabel)简述的政策组合，有助于遏制部分源自过度金融化的危机趋势。他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导致的风险：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交叉蔓延风险及主权风险。克罗蒂和李对韩国的案例分析表明，主权风险意味着一国可能丧失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格拉贝尔随即提出了数项预防性、改进性金融政策，辨析了它们在降低甚至消除这些风险中的作用，甚至还就这些金融政策阻止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有效性作了事后的推演式解析。
       格拉贝尔提出的政策包括：征收国内资产交易税、外汇交易税(即“凯恩斯税”、“托宾税”)，实行资本流入保证金制度(即“智利式管制”)，实施外汇管制，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与其他临时措施相配合，这一预警体系可以减缓资本的异常流动)。格拉贝尔试图证明，如果合理配置了这些政策，部分国家本该减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甚至完全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
       费利克斯(Felix)的政策主张与格拉贝尔一脉相承，他概述并抨击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重要假定，并指出，资本管制对防范国际资本流动泛滥具有重大作用。
       与此前两章着力应对国际资本投机的政策主张不同，波林详述了既能保证国内金融稳定又能提高税收收入的政策主张。人们担心，征收证券交易特许税会扭曲市场激励机制。波林则认为，这一担心被过分夸大，征收证券交易特许税可筹集相当数量的税收收入，用以改善社会公益事业。很明显，开征并合理运用过度金融化税，有利于政府恢复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水平。而金融化首当其冲且为害至深的攻击对象就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