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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新政治学》杂志2005年6月号刊登了马尔库斯·穆尔霍尔南德题为《关于新社会主义的见解》的文章，该文在对D L雷比的新著《民主与革命——当前拉丁美洲与社会主史》作出评论的基础上，评析了世界特别是拉美当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该评论还认为，历史证明，过去的30年中左翼受右翼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潮流的影响，对传统社会主义否定太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苏联解体15周年的临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短暂的幻想时代已结束。美国国务院官员福山关于历史已终结的断言和激进学者哈特以及内格里关于地缘因素已经丧失重要性的判断都令人尴尬地被证明言之过早。
       正如查韦斯在哈瓦那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所做的发言：“苏联的分崩离析加剧了世界局势的不稳定。美国和其盟友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于是起来高唱胜利凯歌并且想尽办法地宣传其胜利”，“此时他们不仅将新自由主义强加于拉丁美洲人民而且也强加于非洲、亚洲及大洋洲人民，包括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私有化、国家作用的减少、计划体制的消亡……”，“幻想，就像资本主义的诱惑一样，它已经成为过去，就如同历史已终结这一幻觉已经消逝。现在我们再一次清醒地看到了严酷的事实。正如卡斯特罗主席今早所说的那样，在这世界上，贫穷、饥饿、民族的灭亡以及环境的毁灭已经大幅度地增加。而且，正如委内瑞拉和古巴曾经历的以及现在玻利维亚正显现出来的状况，我们也正在见证另外一个幻想即社会主义已灭亡的的幻想的破灭，很明显的一点是，几乎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社会主义灭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在夸大事实。”
       在社会主义运动复苏过程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包括美国采用“促进民主”这一策略来进一步满足其在中东东欧以及亚洲地区的战略野心。如此这般利用或恐吓要利用政变以及右翼暴徒(之前这是美国政府用来对付拉丁美洲左派的惯用伎俩)近几年来更加成为了一种恶劣的策略手段。而另外一个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这两个国家是那些拒绝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潜在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
       雷比博士的新书《民主与革命——当前拉丁美洲与社会主义》(美国版本名为《当前古巴、委内瑞拉与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将会引发更多的此类型的作品出现：不仅仅有对失败的反省，而且还有对胜利夺取国家政权并成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分析。
       《民主与革命》阐述了若干非常有益的见解。雷比博士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西方“自由民主派”所宣称的自由主义民主是惟一可被接受的政体的观点。“民主是惟一有效政体，这一甚至被很多前共产主义政党所接受的普遍假设遮掩了很多问题，例如民主真正的涵义是什么，是否西方自由主义是民主的惟一有效形式，革命性的变动是否有可能通过民主方式来实现。”针对自由主义理论家弗朗兹·欣克拉默特(Franz Hinkelammert)的观点，雷比博士阐述道：“新近的资本主义依据其经济模式提出了一种民主理论。这一理论基于将选民当作消费者这一事实，认为他们的政治选择是出于一些肤浅的念头，只是对市场营销手段的回应。”她将这一消费者至上的“形式民主”与拉丁美洲集体斗争的精神进行对比：“此精神与人民主权论紧密相连。这种人民主权确实植根于全体人民而不只是富有阶级、某一个社会等级群体或是特权机构。并且人民通过集体动员，而不是仅仅靠被动地接受媒体信息或是孤立个人的投票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在探讨古巴的人民权力体制时，雷比博士引用了《波希米亚》杂志1990年的调查数据：75.2％的古巴人知道他们当地代表的姓名，59.1％的人表示信任他们的代表，而只有17.6％的人不信任他们的代表。可以说这种信任程度比大部分自由主义体制更高。
       雷比博士认为两种消级的“左翼”思潮非常值得商榷。其中一个被她完全否定的思潮就是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在其《不用夺取政权就能改变世界》这本书中提出的论题。雷比阐述道：“认识到革命政权经常容易失去广泛的民主基础是一回事，而因此否定政权的重要性并否认建设一个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可能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完全忽视政权并且仅仅依赖于草根组织以及草根抵抗只会使资本主义的本质丝毫不被触动，也只会使群众永远脱离不出划地为牢式的斗争一失败一幻灭的循环。”
       而对于另外一种相反的“左翼”批评，她同样地进行了严厉的驳斥。这一批评认为委内瑞拉所经历的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进程，因为玻利瓦尔主义政权没有立即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及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来重建社会。雷比反驳道：‘内向式发展’这一战略暗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为微妙的反资本主义战略。”此外她还叙述了若干非常有积极性的发展：除合作化行动以及小额贷款项目外，委内瑞拉政府也通过对公有的发电项目、铁路建设以及公共港口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加强了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如此该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有化。在查韦斯第一次当选总统8年后，虽然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基尼系数明显下降)，但是贫富差距之大仍然令人吃惊，而且失业率与不充分就业率居高不下(非正式部门雇用了48％的劳动力)。委内瑞拉的就业体制与收入分配仍然如同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雷比博士在下文中给出了解释。这一解释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仍是很有洞察力的见解：“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应有的也许就是一个民主革命政权：它不可能以一种自给自足的、独特的生产方式来运行，而是通过其人民民主以及军事的力量以非资本主义或是反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运行……作为一个革命政权它能够以较为有利的姿态与跨国资本谈判，也可以创造和捍卫一个以较高的社会正义、参与式民主制以及经济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但是在革命与民主政权、社会主义还没有遍及世界多数区域之前，它还不能完全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颇为有益的表述，但同时也暴露出雷比博士在历史知识与哲学理解上的一些缺陷。其产生的根源是作者低估了经济因素在政治变革中的重要性，而且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她并没有充分论述美国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通篇文章中雷比博士将夺取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失败归于内部因素：他们的领导者(不够有个人魅力)、左翼政党(过于官僚主义，或是太独断，抑或是太容易妥协)、他们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
       即使当探讨到古巴革命的成功时，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誉了古巴共产党：
       “古巴共产党近年来变得较为开放：从其吸收由同事举荐的最优秀的工人入党这一做法以及通过其接受宗教信仰者成为党员的决定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党员还是要被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据说是基于学习非常传
       统，甚至有些教条的小册子；这决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基础。”
       然而雷比博士一定是没有意识到吸收由同事举荐的最优秀的工人入党这一做法也只不过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吸收新成员的一种传统方式，例如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采取。接下来的否定观点同样值得商榷——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正在向它自己的党员“灌输”共产主义先驱者的教导。只要不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关于政治的永恒真理，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大部分理论在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比如说关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帝国主义实质的理论。
       雷比博士的很多观点还是很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她详细又热情洋溢地论述了拉丁美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和对神秘的个人魅力的崇拜这一主题。这本书对于那些认为动力领导(dynamic leadership)是反民主的人来说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例如书中关于查韦斯是这样描述的：“辩证的’这一术语完美地体现于查韦斯与委内瑞拉群众的关系上。这是一种等式两边都不可或缺的互相补充的伙伴关系。委内瑞拉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且通过查韦斯的行动以及玻利瓦尔运动构成了政治主旋律。”
       但是与查韦斯在2005年世界社会论坛上的重要声明——“很有必要重新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并且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同，雷比博士在评价社会主义的历史时否定过多，令人不得不时常提醒她不要将优点都全部否定(就如同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要把里面的婴儿也一并泼掉)。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20世纪中期能够在不同国家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并且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惟一政治力量就是共产党；它们在战争或是民族解放斗争中夺取了政权，其中的一些还借助了苏联红军的帮助。考虑到在新的世纪中战争以及民族压迫的不幸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观点是21世纪的革命还很需要学习和研究这些政党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
       雷比博士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观点，包括说到英国的民主福利社会(“在决策时并不民主而且有些官僚作风，没有效率，单调，因循守旧”)以及提到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它们中央集权体制的失败”，“计划经济的失败”)的一些观点。
       战后的“混合经济”，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通过采取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某些成分、高水平的累进税制以及普遍的公共服务，使得物质财富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都有了很显著的提高。其多数机构都极其有效率，可以只借助较少的公共支出提供较好的服务。通过与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相比较，这一点是很显而易见的，不能完全否定。
       关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其描述为“斯大林幻想”并且认为它们能够“用一种自给自足的、独特的生产方式来运行”是不十分确切的。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共产主义政权地区的经济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科技进步并不能凭自身的力量实现；最先进的生产机器和能操控这些机器的最优秀的专业人士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存在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由反社会主义的政府尤其是大的资本主义公司控制。这是任何一个想要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发展或是仅仅不愿接受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独裁者的国家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如同奠拉莱斯在联合国所陈述的那样，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非老板”，同时需要不带有“经济羞辱或经济抢劫性质”的投资。
       事实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非常地成功。从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地方获取的先进技术被加以利用，为20世纪30年代以及50年代令人称奇的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利刃”。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冷战时对苏联进行贸易与技术制裁，再加上长期军备竞赛的影响开始显现其后果，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减缓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