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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9卷第1期（2007年1月）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安贾·查克拉巴蒂和斯蒂芬·卡伦伯格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①一书进行了讨论，认为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新见解，本刊将选取部分文章予以介绍，希望有助于大家参考和研究。斯蒂芬·雷斯尼克的文章认为，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第一次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好的经济发展”应该既增加社会财富，同时也消灭阶级剥削。这两方面并不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文章原标题为《阶级分析与经济发展》，现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是少数几本能使我们对习已为常的思想和领域进行反思的著作。这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的重要论著，有很多内容值得探讨。对于那些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并试图以之来对经济发展作出分析的人来说，这本书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来开始我们的分析。几年前，一位研究生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某个特定的拉美国家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除了有一小处问题有点棘手之外，我们的对话进行得很顺利。一方面，我同意他追求经济发展的愿望，旨在消除贫困。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即使他不赞同，也能理解我的不同观点——那就是消除阶级剥削。消除贫困和消除阶级剥削是两种不同的需求，尽管它们相互联系。
       理论视野制定政策不但要着力解决贫困这一紧迫问题，而且要解决遭受不同形式阶级剥削的众多贫困的乡村和城市人口的不满。我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这个学生执意认为，追求财富是这两个发展目标中的重中之重，要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结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消除贫困是第一步，消除阶级剥削是第二步。
       遗憾的是，当时我缺乏理论支持，没能说明在扩大分配的同时，消除阶级剥削和增加社会财富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也没能深刻体会深藏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需求关系中的矛盾。该书的新观点正是我当时所缺乏的——一种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进步观，或简单地说，“一种好的经济发展观”。它提出了一种既能认识和阐述两种不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和潜在冲突，也能同时满足这两种不同需求的方法。它不光提出了理论方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相关的政治策略。
       政治策略涉及书名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转型——从一个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不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发展——创造财富以保证最贫穷、最受忽视的农村和城市人口的需求。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提出要重新组织社会企业和资源，以确保剩余劳动价值能被它的集体创造者最先拥有和在他们中间得到分配，这是21世纪社会转型的新目标。消除阶级剥削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斗争必将促进社会向更加集体化、公有化、共享和公平的方向发展。我所说的“好的经济发展”结合了历史上两种不同的左翼观点，即剩余价值意义上的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与关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观点，尽管我也认识到这二者的结合存在着矛盾和潜在冲突。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可能伴随着更加严重的阶级剥削，这时矛盾就出现了。这类例子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史上比比皆是。此外，消灭阶级剥削，按马克思的话来说，消灭那些占有剩余劳动而又不创造剩余劳动的人，并不能保证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不能保证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
       《印度的转型与发展》所提出的新经济目标和政策远不同于自“二战”末起在世界很多国家实施的传统的进口或出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认为，应当从消除阶级剥削和增加社会财富两方面来评价国家在市场调控方面的复杂影响。因此，任何关于改变关税、税率、国家预算、利率或国有企业的政策（以及它相关的成本、利益分析）都必须考虑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方面。
       针对他们说的“好的经济发展”，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和他们的转型概念相关，也就是，鼓励从一个剥削程度严重的社会向剥削程度较轻的社会发展。书中所用的后现代转型概念比传统的过渡概念既有所加强和也有所弱化。说它有所弱化表现在他们不能确定哪些变化能带来他们期望的转型。他们所采用的多元决定论逻辑认为社会变化会产生无限的矛盾性的后果，因此，不可能对社会内部矛盾的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进行衡量，也不可能认定某一特殊变化定能推动社会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在讨论转型政策时不得不采取一种极端的不确定性的态度。
       说它有所强化是指每一个过程、每一层关联和每一种社会都被置于转型过程中，这些场所被用多元决定论的方式在话语中构建起来。从逻辑上讲，社会的每一场所是由来自其他场所的不同因素多元决定的。作为不同因素多元作用的结果，每一场所都被驱向不同（或对立的）的方向。若完全按字面理解，每一种阶级关系或生产组织都建构在（对立）变化或转型之中。因此不需要再把某一变化视为引发转型的原因，社会和它的各部分已经处在转型中了。
       理论视野社会总在变迁之中，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如果光凭社会自身的逻辑无法划分变迁前后的界限，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从不公正、剥削严重的社会向更加公正、更少剥削的社会转型呢？这样一来，他们所使用的黑格尔式的逻辑至少会破坏他们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猜测，他们对这个后现代难题的回答是：出于解释的目的，理论家总是选择一个特定的过程，它对阶级结构和生产结构起复杂的多元决定作用。选择这个社会过程使他们能在一种阶级结构和生产结构与另一种之间作出区分。任何交流或理论化都需要这样一种选取，从而创造出分析问题的机会。所有的选择都带有偏见，理论家们惟一能解释的只是他们为何选择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分析过程，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他们选择的分析对象，在这个转型的故事中什么是预先给定的呢？所希望达到的阶级和财富的变化就是该书预先设置的两个条件。
       该书谈到保护最贫困人口的最低财富需求如何与消灭阶级剥削的需求相互影响相互矛盾时，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实际上，我认为作者具体关注的是一个更常见的矛盾问题，是生活中的无阶级和有阶级属性部分交互作用时产生的问题。例如，一个私人或企业拿出一部分流动资金，分发其中的一部分用作礼物或福利，甚至用于奢侈的消费。礼物也许是直接发放给儿童、残疾人、老人或穷人的生活资料，或许是捐赠给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额外税收（超过法定范围的部分），假设这些礼物或额外税收满足了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需求。另外，其中一部分也许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如在不同国家购买几套房子或许多鞋子。这种消费也许被认为超出了某些文化容许的社会个体再生产的需求。
       谈到占有剩余价值，通过对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来实现社会中不带阶级属性的目标或社会公正，也就是说，以上所说的奢侈消费使关于阶级结构的分析陷入了危机之中。其原因在于这种分配违背了书中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这些假定的分配不再以剩余价值的占有为条件。前提条件概述了由不同决定元素组成的剩余价值过程。一旦这种再分配满足了一种预想中的财富需要或满足了奢侈消费，他们同时也确保了其中的一些必要过程的不再被重复。其结论很明显，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不能在实现不带阶级属性的目标的同时不损害自身的存在。
       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在讨论如何满足社会的财富需求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考虑类似的满足个人财富需要的问题，包括奢侈品消费。他们认为，儿童、老人、穷人等需要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提供照顾（也许是物质照顾），使他们能置身于“社会剩余价值”之外而得以生存。不管怎样，我认为他们也许淡化了普遍存在的这种分配方式再生产阶级结构的问题。流动价值的收益者——无论是工人、农民、工业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商人、还是政府官员——也许都会花费至少一部分所得去满足一些不必要的需求。事实上，如果生活部分需要自我牺牲，主要指保护孩子、老人、穷人的生存，需要为未来生活精打细算，需要奢侈生活带来的兴奋刺激，那么任何税收资金的再生产，包括那些维持阶级构造的再生产，都是很脆弱的。
       
       第三个重要问题出自该书对应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和新的庶民研究的批判。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旧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新的庶民研究因其共有但又不同的本质主义逻辑而各有瑕疵。即使完全不同并相互竞争，两者共有的本质主义逻辑都造成了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视作社会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庶民研究代之以权力概念。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出现了一场陈旧的、有争议的左派斗争：要实现生产关系的理想变化，向特定方向发展，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或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的权力结构的根本改变。每一种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的统领其他变化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是经济学或生产方式中的技术部分，在庶民研究中相应的是政治学或上层建筑中的跟权力相关的部分。
       他们对发展所持的虽然不同却非常相似的批判中有许多值得钦佩和学习的地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尤其是把生产力视作根本变化源头的分析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形成了一种更开放、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们从一味地寻找社会中的因果起源中解放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生产力的必然进程之中，或是争夺所有权的斗争之中，或是人们的决策过程之中。
       更为有趣的是书中对以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为核心的印度思想史的考察。实际上，本书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它使一些读者第一次了解到“二战”后印度关于生产方式展开的复杂而有趣的讨论。在讨论和分析中，他们将此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在印度悠久而光荣的历史。
       当我们的讨论转向生产关系时，他们对印度的阶级结构的分析称得上是相当精彩的。特别向那些对阶级分析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该书的第三章，该章对阶级形成和虚假意识进行了批判分析。他们也将后现代的阶级概念（即把阶级看作一个社会过程）与传统的阶级概念（即把阶级视作一个名词）进行了对比。例如，农民这一范畴因其应用不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用作名词时，农村中的个体被组成典型的贫穷和受剥削的农民阶级。作为一个过程时，农村中的个体参与不同的、变化的带阶级属性或不带阶级属性的过程，因而占有不同的、不断变化的阶级地位或不带阶级属性的地位，并产生相应的不同利益。若认为他们只占有一种地位，或把他们有挑战性的充满对立的利益降低，这是一种政治错误。实际上，他们阐释了类似农民这样的建构性的团体和其他相似的名词为什么无法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继续存在的原因。
       最后的一个问题涉及他们用阶级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概念来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以及用多元决定论逻辑来分析印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或出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对那些对具体的社会理论更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章节是锦上添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印度的国家行为变化所带来的系列矛盾后果作了有力分析，将其与印度的阶级结构联系了起来。需要牢记的是，今天自由贸易政策的捍卫者与他们的反对者都同样忽视了在剩余价值意义上的阶级观而肯定了本质主义，尽管他们赞成和反对的东西完全不同。该书并未明确表明对印度自由贸易政策是持反对还是赞成态度，只是显示了国家新经济政策中有关关税、信贷和税收的改革怎样不同程度地加强或破坏了本土的阶级结构，这种对阶级或更大范围的其他经济实体的互相矛盾的影响表明国家的工业或农业政策不可能取得预想中的明确目标，因为政府开支、改革或法律方面的任何变化的代价和产生的后果都是无法估量的，并且它们的影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
       除对政府政策进行后现代式的隐含的批评外，他们的马克思议程明确地将阶级效应增加到对无限的后果的衡量中来。在他们看来，政府行为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必须包括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阶级影响正是目前印度那些赞成或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客和经济学家没有关注的：也就是剥削程度加深作为一种社会成本的影响，以及剥削程度下降（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剥削的话）作为一种社会效益的影响。
       他们也认为许多左翼分子需要关注阶级，而不是迷信政府来推翻或抵抗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经常被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剩余价值占有模式，而是因为它们在国家中所处的位置。在忽略剩余价值占有这一点上，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激进分子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的缺陷助长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阶级剥削问题。
       注释
       ① A．Chakrabarti and S．Cullenberg,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New York:Routledge,2003．
       ［何立芳：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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