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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查鲁希拉在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9卷第1期（2007年1月）上发表了题为《过渡、目的论与分类法》的文章。文章认为，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合著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转型与发展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的分析。他们根据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阶级类型的概念，从而避开了社会是由单一生产模式所主宰的假设。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印度的转型与发展》一书创造性地使用了阶级分类法，解决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批评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主义、本质主义和决定论问题。通过扩展的共产主义（expanded communism）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转型与发展观，回避了欧洲中心目的论和后殖民批评家强调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以此分析了印度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证明有可能提供说理透彻、伦理与政治根据充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去迎接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挑战。本文认为，如果直面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的争论而提出的主体性问题，那么他们的研究就有可能走得更远。
       在转型问题上的争论
       《印度的转型与发展》的前五章是目前为止已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型与发展问题进行的最全面、最有批判性的讨论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被殖民和正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发展和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对过渡问题的争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总体性和历史进行构想的产物，可以扼要总结如下。马克思把生产方式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古代的、奴隶制的、亚细亚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几种。由于前一种生产方式矛盾的不断累积，新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历史发展的线索是从前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封建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主体是产业工人。毫无疑问，尽管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削者对他们所受的压迫也有一定的认识，但从社会总体、从阶级压迫和作为革命变化的真正力量来看他们却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此框架内，第三世界常被看作非现代的、由封建土地关系支配的国家。人们假定欠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技术落后、思想严重受传统束缚、没有高度的工业化、没有先进的技术、缺乏现代理性。发展就是把现代工业、现代技术和由权利和法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发展中国家，使人们的思想现代化，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
       因此，在以发展为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转型问题的争论需要弄明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否已经发生，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正如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所看到的那样，对该问题的回答所冒的政治风险极大，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对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的看法。要是一个国家果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了，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反对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计划，并支持土地激进主义，希望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封建社会，那么该国就还没有具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就仍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解放生产力，打破封建社会关系的束缚，扫除封建思想。所以，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强调了过渡的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他们对土地激进主义的立场密切相关。这些争论揭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人们怎样使生产方式概念化、又怎样分析社会的总体性以及怎样界定过渡问题。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对引起广泛争议的决定论、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所作的评论很有说服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种观念模式认为意识、精神等问题都可以根据经济“基础”予以“解读”，他们注意到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这一模式的功能主义和决定论色彩的批判。这种批判很重要，但其主要力量是西方激进学者，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资本主义已经来到，并且纳闷作为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出现。长期以来严重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未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因此，他们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在分析“先进的”、“现代的”西方工业社会时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后殖民理论家一直特别关注“历史”问题，关注历史是怎样被理解成为了欧洲的历史、而欧洲的历史如何成为了理解当代非西方社会的典范。他们质疑这样的观点，即非西方社会是“非现代”、或“前资本主义的”，在文化与传统上是“落后”的。因此，虽然后殖民学者和欧美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学者在探讨因果关系、决定论、目的论、历史主义和主体性方面具有共性，但是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何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关注当前坚持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及其在形成和维持新殖民控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对后殖民学者来说，主体性就构成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殖民统治者和他们在当代的继承人都预先假定非西方人在意识观念上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一假想已有多种不同的理论架构。我的意见是，虽然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为消解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历史主义仍然在某些范畴中出现，特别是在“封建主义”范畴中。
       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重要基石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应该为现代奴隶制负责”，这种说法非常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困扰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范畴应用的一些值得分析的问题。我赞成存在“现代”奴隶制的观点，但是如果将其分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并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贩卖人口，那么这样的分析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就是探索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怎样导致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如何成为资本剥削的动力，但如果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并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贩卖人口，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具体分析突然之间就变得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无关起来了！
       当然，像上面那样讨论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它常用于揭示某个问题。的确，上文所提到的在分析方面存在的困难就是有人假设由单一的不可或缺的历史发动机驱动的社会总体性、转换场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设法使所有并不适合那种形式（“现代奴隶制”）的东西变为“适合”单一的社会总体性的展开逻辑。但是，如果不是从分析角度完全予以回避的话，那么所谓的“历史发动机”的真正本质却被掩盖了起来，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学说的根本贡献——对产生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社会关系中的剥削的真知灼见，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忽视了。
       使讨论继续下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不接受一个社会有且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的观点以及该社会的总体的“本质”可以从该生产方式的逻辑中得知的观点。这是迈向由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更为多样的社会的举动。这样，人们会很轻易地认为，一个社会的结构包含了相互作用的多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和奴隶制的），但是这条资本主义发展与过渡的轨迹再没有人能够绘制出来。这样一来，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因果联系、过渡与发展就是必要的了。
       这就是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在该书中所作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从赞成较早前对马克思主义者就印度的阶级与发展进行的争论表现出的本质主义和发展主义观点所作的批评开始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但是他们与在拒绝发展主义的过程中避免谈论经济或剥削问题并与文化相对主义调情的批评家分道扬镳。相反，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试图拒绝发展主义，但坚持发展。他们试图寻找一种能应对变化多端的剥削形式的方法，并寻找介入的机会。
       
       他们把社会看成是拥有不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的多样化的整体，除了这些元素外，整个社会由许多种不带阶级属性的经济元素（在一国内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的人之间产生的不带阶级属性的收入和分配）和非经济元素（文化、意识形态、自然和政治）构成。理论家的任务是描绘出阶级结构，找出阶级元素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其他元素对阶级元素发挥作用的方式，从而形成变化的、非统一的和矛盾的社会。理论家寻找同时发生的变化、偶然的因果联系以及相互矛盾的领域，它们显示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可能朝着特定方向发展的潜在变化。
       为了完善这种分析，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提出了阶级类型（class set）分类法。该分类法非常具有创新性，结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类法和基本的阶级分类法。
       首先，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提出了12种阶级类型，它们与占有剩余价值的三种方式、发放报酬的两种方式——工资方式与非工资方式以及产品的两种方式——商品与非商品相对应。这种方法避免了报酬形式与产品形式之间必须紧密结合的传统观点。他们考虑到了商品生产与非工资性劳动、没有商品生产的工资性劳动等多种可能性。
       其次，他们对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是否共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源于阶级类型的一个创新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阶级划分法——“公共的”（communitic）阶级划分法。该法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的总体性。所谓社会总体性指非阶级与阶级元素的集合。这些元素互为存在的条件，引发了整个社会不停变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过渡不是社会结构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实现的目的性行为，而是在一个社会结构的阶级图谱内发生的非目的性和共时的变化进程，这避免了对历史所作的一家之言式的解读。
       第三，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扩展的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它不但涉及了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也涉及人们参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与个人发挥作用的供给机制。因此，这一构想提供了评估阶级结构的丰富的伦理框架。
       因此讨论的不是“发展”问题，而寻找一种替代发展主义的方案。
       阶级类型与生产方式：主体性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细节可以在作者对庶民研究学派的批评中显现出来。例如，有的庶民研究学者就提出过“资本的消极革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并不像较早的现代主义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必然“转化”前现代形式，而是去适应前现代形式；新兴的资本主义精英建立起对潜在的敌手和相矛盾的因素的霸权，而不是简单地消灭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尽管它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过渡观更具多元性，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仍然认为其总体化色彩过强，它们认为社会总体性仍由资本主义所主宰，资本主义正在包容前资本主义因素。
       他们认为，庶民研究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避开了现代主义和精英主义，因为在庶民研究看来，庶民意识突然演变成激进的、具有彻底变革的意识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围绕这种局限性，庶民研究内部出现了很多论争。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应该把庶民意识当作有能力带来真正的具有彻底变革意义的一种意识；而另一方面，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等人则将此视为对后现代主体的危险的罗曼蒂克化，会使宗教因素和传统合法化。这一分歧显示了非现代主体性引起的焦虑。
       可是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并没有继续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是倾向于采用非主体性的分类法去研究阶级类型。他们在把该问题引向深入时遇到了困难，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不愿对“封建”范畴进行足够的、批判性的关注。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扼要介绍一下背景。
       在由雷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Wolff）（1987）提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生产方式不再为社会的总体性提供分类法。在一个影响因素过多的社会中，“奴隶”、“资本家”和“封建”这些名称都不再能够把全部“类型”的民族和国家区分开，目的论历史主义被抛弃，但是分类法依然存在。分类法用于界定一个社会里不同阶级元素之间的区别，如封建社会中的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阶级。被令人信服地批判为东方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再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分类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只剩下三种关键的剥削形式（以前叫做模式现在叫做形式）：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奴隶制的剥削似乎清楚明白：劳动者完全地、明显地和公开地被剩余价值的支配者所拥有和控制。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指的是在某一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平等的现代制度和市场掩盖了以价值形式出现的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而掩盖剥削并使剥削隐形的行为使得这一制度被接受。
       但是长期以来封建或封建主义成为指代一切的术语：在一切存在剥削的例子中，既没有用平等的言辞和市场评估的办法去掩盖剥削，也不是赤裸裸地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占有。换言之，“封建”超越了我们眼中没有彻底被掩盖起来的剥削范畴，被剥削者似乎赞同这种公认的剩余价值的支配方式，尽管剩余价值并非完全、正式地被剥削者占用和控制。“文化”于是成为界定封建模式的必要手段——人们受困于传统、宗教信仰和身份，似乎对自己的从属地位习以为常，虽然不存在奴隶制下那样直接的、显性的控制，也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隐形的控制和虚伪的平等。总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划分方法回避了主体性问题，至少是压抑了这个问题。这样，庶民主体性问题成为关于转型的辩论的中心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把封建“模式”换成封建“形式”并没有解决主体性问题，因为它已成为分类法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证明这一点，雷斯尼克、沃尔夫等人把“现代家庭”的阶级元素描绘成封建主义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家庭并非资本主义的家庭，而是封建形式的家庭，因为它不需要市场、价格、利润或工资等中间角色……宗教、效忠、忠诚、义务和暴力把农奴和君主紧紧地栓在一起，就如婚姻誓言、意识形态、传统、宗教和权力把家庭里的丈夫和妻子紧紧地栓在一起。
       上述争论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没能对马克思使用的分类法的基础提出质疑。在这个给定的分类法框架内，家庭证明是“适合”于封建主义这一分类法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封建”的想像适合（想像的）家庭。要是我们记得它们的选择局限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类型，这样的“适合”就不令人惊讶了。他们提出家庭并非资本主义的，也很不适合奴隶社会，因此就只剩下了封建社会。
       家庭既不属于资本主义又不是奴隶社会的，那么什么是能让我们识别“封建形式”的确切内容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时会不会感受到他们对雇主的效忠、忠诚与义务关系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让封建主义成为封建的原因是它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属于奴隶社会。总而言之，堆砌宗教、意识形态和传统这样的词汇对封建进行描述，这清楚地表明“封建”一词已成了泛指文化上复杂现象的代名词。但是，尽管封建的定义是围绕它不属于另外两种社会来进行的，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作它似乎具有某种内涵来使用。
       在把“封建”作为一个范畴使用时还存在一些相关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范畴，封建是资本主义自我界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以通过在南亚进行的另一场关于生产方式的争论来说明，即殖民前的印度是否存在封建主义。如果我们把这场争论与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关于印度生产方式的研究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一个恰当的模式。关于印度生产方式的争论不能解决印度此前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各方都自信地认为在此之前无疑就是封建社会。穆克夏（Mukhia）和夏尔马（Sharma）之间的争论也不能解决印度过去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问题，但是双方都曾理所当然地认为印度存在资本主义。这些没有结果的争论表明，这些方式不但存在内部联系，而且可以用一个模式来解释另一个模式，特别是封建仍然被当作资本主义历史的“他者”，仍然被想像为历史的前驱和陪衬物。这样，“封建”范畴就继续把对欧洲历史的描述方法推及到第三世界。
       现在可以把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的贡献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虽然他们继续不时地把“封建”一词作为形容词使用，但是他们使用的方式与弗拉德（Fraad）、雷斯尼克和沃尔夫不同，因为他们的阶级类型不是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类法进行界定的，而是根据是否存在剥削和是否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办法进行界定的。因此，很值得再次强调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阶级类型的重构，因为这使得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得以提出与过去建立在不同的总体化模式基础上的历史分类法（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相异的颇有见地的分类方式。的确，该书最后几章对印度阶级与转型问题的讨论着重几个显著的区别（如大小公司、国营与私营），而在阶级问题上突出的区别则有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剥削与非剥削。
       过去使用的传统分类法是现代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从而在讨论主体性问题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的新的分类法的结果是使主体性完全消失。主体性问题使我们从某个“角度”去审视阶级问题，因为阶级类型使得我们不需要深入讨论主体性就能提供一种分类方法。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对庶民研究在主体性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替代性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方法是非精英式的，他们把一切主体性都视为非一体性的，然而他们的讨论与其说集中在庶民意识上，倒不如说集中在对国家的讨论上，集中在左右决策的充满矛盾的动力上。由于庶民主体性曾被许多不同的理论体系所排除，而且其不同的排除方式依然有着现实的和政治上的影响，因此对后殖民批评家来说，主体性并不是个小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需要继续对后殖民的阶级理论进行全面的审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的创造性研究使得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孔令翠：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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