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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烽同志是一位非常关心我和《人民文学》的老领导，多年来我和池一直音信不断。今年大年初一，我照例打电话给他拜年，接电话的是池的夫人段杏绵同志，她告诉我说：老马身体不太好，正住在医院治疗呢!我心里一沉：春节居然仍住在医院里，病情怕是不轻。故立即向段大姐说：请转告我的问候，盼他早日病愈出院。谁知时过不久，他竞溘然长逝，驾鹤西去!噩耗传来，令我悲痛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同时，眼前不断浮现出他那慈祥亲切的面容，忆念起他对我的种种关爱之情。
       我很早就知道马烽同志的名字，还在少年时代，我便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如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短篇小说《结婚》、《村仇》、《一架弹花机》、《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当时便被他作品的魅力所倾倒，成为他的崇拜者。及长，又看了他创作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小说《三年早知道》等作品，越发敬重他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对新时代的亲和力和对劳动人民的深挚情感，以及他在艺术构思的独特和语言的幽默与质朴，认为他是继赵树理之后“山药蛋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一个青年业余作者，我多么想能够和他见上一面并当面向他请教呀!
       我的这个愿望在一九七三年实现了。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林彪垮台之后，周恩来同志号召批判极左思潮。当时，人们痛感多年来文艺园地的凋零，希望电影厂拍摄一些新的影片，以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解冻了，他们看上了我在“文革”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钢铁巨人》，便把我调到长春来改编剧本。来长影后住在“小白楼”招待所，没承想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马烽同志也住在这里，他和孙谦同志奉命撰写一部有关农业学大寨的电影剧本。那时，我们都是刚刚获得“解放”(马烽刚从“牛棚”里放出来)，见面时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但是，我毕竟年轻，胆子也大些，忍不住便屡屡前去拜访马烽。一开始他尚有戒心，谈话小心翼翼，后来，可能觉察到我的坦诚和单纯，便和我较敞开地聊了起来。针对我对“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琢磨不透，剧本难以通过的窘境，就启发我说：你还是应该从生活出发，要忠于原作， 自己要有个准主意，不要随风转……他的这番话，我心领神会，以后就努力坚持这么做了。这就是这部片予出来后具有一定生命力、在“文革”后还能继续放映的原因吧。因此，我十分感激他在关键时刻给我的教诲。
       新时期开始后，我又有幸和他相处半个月。一九八五年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邀请全国部分作家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进行参观访问。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以张光年同志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应邀前往，团内大多为全国较有影响的作家，其中就有马烽同志。我因为当时身处边疆，也有幸忝列为其中的一员。在半个多月的行程中，我有机会和马烽同志天天接触，并得以随时向他请教。此时，我们已经没有当年的顾虑，说话也随便多了，我越发感到，这位闻名中外的大作家，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没有任何架子，不打一点官腔，和他谈话时，觉得他就像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当我向他表达对他的敬慕时，他竟谦虚地说：我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急就章，是赶出来的，不足为范。我们都要向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这些大家学习，人家那才是传世之作呢!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他居然读过我的近作。我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地说，你长期在生活的最基层滚爬，作品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对劳动人民有感情，但视野还不够广阔，挖掘得也不够深，另外，在技巧上还得多下些功夫。同时又谆谆告诫我，千万不要脱离生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话虽然不多，却非常实在，亲切感人，于是，我内心越发把他当做师长看待。
       对于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他也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无论在私下谈话还是会议发言，他总是兴高采烈地以赞美的语言，称颂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决策所结出的丰硕成果。记得他曾经由衷地说：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咱们生活的天地将变得更加广阔了，思想观念也应该很快地转变过来，跟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的作家，要努力地深入到这个大潮中去，及时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他还进一步对我说，你是搞工业题材创作的，贴近时代、转变观念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这些话，我都深深地记在脑海深处，并在此后的创作实践中努力熔铸进去。
       在访问活动结束大家相互告别时，我怀着深深的惜别之情充满敬意地对他说：希望以后能和您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及时得到您的帮助。他愉快地答应了，同时又谦虚地说：咱们互相学习吧!
       生活有时会做出出人意料的安排，在不久之后，我竟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并且朝夕相处两年有余。
       一九九O年年初，我意外地奉调来京工作，而第一个找我谈话的就是马烽同志。他当时是新上任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临时安排住在原作协招待所(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内的一栋房子)。我来京后恰恰也被安排在同一层楼他的隔壁。当我来到住地和他见面时，真有点喜出望外。稍事安顿，他便亲自到房间找我谈了话，说明调我来京的目的和工作安排。一听他说要我到《人民文学》主持工作，我感到非常惶恐，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自己难以胜任，当即向他表达了我的顾虑。他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其实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来挑现在这副担子。但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呀，必须听从党的分配。现在组织需要我们做这个工作，怎么能够不服从呢?如果要我们马上到西藏或者做更艰难的工作，不是也得去吗?至于工作中的困难，那一定会有的，努力克服就是了；你既然能够主持一个省作协的工作，也一定可以干好现在的工作。组织上调你来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中宣部的领导还要找你谈话的)。随后，他又详细地给我摆了担负这个任务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一再强调说，你要多请教刘白羽同志，他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看来，他为我想得很周到。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对他说：您以后得多多帮助我呀!他笑了笑说：那还用说吗?
       过了几天，他和时任党组副书记的玛拉沁夫同志，亲自陪同白羽同志和我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与大家见面。在这次见面会上，马烽同志除了着重介绍了白羽同志外，还向编辑们说：程树榛同志的人品和文品都是很好的，也是有能力的，大家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短短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辣辣的。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比我当初想像的还要严重，可谓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由于有白羽同志作后盾，有马烽同志的鼎力支持，使我有足够的决心并鼓足勇气去克服那些困难。特别是和他“比邻而居”，我可以很方便地去向他“诉苦”并寻求解决难题的办法。只要我有所求，他总是真诚地帮助我出主意、想思路、找办法，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厌烦和推诿情绪。最令我感动的是，每一期刊物出来后，他都要认真地翻阅一遍，然后把我叫过去，详细地讲述他的看法。每发现新人佳作，他会高兴得喜形于色；对倾向不好的作品，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刊物有进步，他给以鼓励，对不足之处，则具体地提出改进意见，从不说模棱两可的套话，打似是而非的官腔。他特别嘱咐我：《人民文学》一定要办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刊物，要博采众纳，广泛团结全国各个方面、各种流派的作家，发表各种风格的作品，不能凭编辑个人的喜好来取舍稿件，搞成“一家之言”。他还举例说，比如我最爱吃山西的面食“拔鱼儿”，但决不能让别人也随着我吃这个玩意!一定要百花齐放，千万别办成某些团团伙伙或小圈子的园地——党性不允许这样做。针对当时组稿难的问题，他希望我们编辑部的同志，要“礼贤下士”，登门约稿。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心到了，会感动“上帝”的。根据他的这些指示，我们去做了，果然很快地收到成效，从困难的境地走了出来，刊物受到了读者和作家的普遍欢迎。他们说：《人民文学》终归是人民的文学。
       在与作家的交往中，马烽同志也给我们做出了很：盱的榜样。当时我们所居住的招待所，和鲁迅文学院在一起。在“鲁院”学习的学员们多半是从外地来京的青年业余作者，得知大作家马烽住在这里，经常是不断地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总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对他们所请教的问题，总是循循善诱，谆谆而谈。用他亲身的生活体验和创作经验，给年轻的作者们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当人们尊他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时，他总是说：赵树理是，我不是，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他鼓励青年作者们，一定不要脱离生活，生活是惟一的创作源泉；写出来的作品，要读者喜欢，特别是要工农大众喜欢。他强调：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作品应该对读者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不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成为精神贵族。他说，这是我坚守的创作原则，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对他的这些剀切之淡，来访者大都心悦诚服，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我经常陪同青年作者一起聆听这些谈话，也感到受益匪浅，当做座右铭记在心里。
       在“比邻而居”的那两年，我还深切地感到他生活的简朴与清廉。他谢绝了有关方面为他安排的符合他的“级别”的住房，而蜗居在仅仅有一个小套间的招待所客房里，一应家具和衣物以及常用的书籍挤得满满当当的，卧房既是书房又是客厅，如果客人来得多了，往往要坐在床沿上，或成摞的书刊上。他的饭菜都是他的夫人亲手给他做的，清淡而简单，谈不到花样，你根本无法想像这是一位部级大作家每天食用的菜肴。可是，他却安之若素，怡然自得。
       虽然如此清苦，他却拒绝任何人向他馈赠礼品。不管是谁，如果携带礼品前来看他，他会严肃地拒之于门外，甚至让你下不了台。他说：我什么都不缺，用不着谁来“支援”。有的朋友曾经“求助”于我，也照样碰钉子。知道他有这样的“规矩”，我便劝告一些来看望他的朋友，不要讨这个“没趣”。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生活起居条件，他却经常挽留来访的朋友在家里吃饭——决不下馆子。我也有幸应邀去陪过客人，只见他的夫人段大姐总是罄其厨中的所有——当然少不了他山西老家的土特产，满腔热情款待客人，虽远不如大饭店的酒宴来得丰盛，大家却吃得口角噙香，满意而回。至今还有不少朋友回忆起在他家里做客的情景，充满愉快的怀念之情。
       他虽然“身居高位”，在和人们的交往中，却从来不摆官架子。他严肃地拒绝人们称呼他的“官衔”，平日都叫他老马，至多叫一声马烽同志。谁要想见他也是非常容易，作协老招待所简朴的客房，地震棚改造的办公室的门，都可以随便出入，不像某些大领导，动不动总是让秘书挡驾，想找他谈点事情，还得让秘书排号，见面时仍然要尊称他曾经荣任过的骄人的官衔。因此，他获得人们更多的和更真诚的尊敬。
       在他到中国作协工作的那些时日，是“多事之秋”的年代。他拖着多病之躯，苦撑了两年多，《艮好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后来身体实在架不住了，他就要求辞职养病。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安度晚年的，朋友们也劝他，北京条件较好，适合他养病疗伤，但是，他却坚持回到太原去。他说：北京好，上海好，比不上山西好!他离不开那片他无比挚爱的热土和那些他最熟悉的父老乡亲，那里是他生活和创作的生命之根。
       得知他要离开北京，我有极大的失落感，不管是于公于私。他临行前，还和他的夫人亲自到我家去了一趟，说是要看看我的“新家”，因为我刚刚分了房子。在简单的叙谈后，他又谆谆教我：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人民文学》不是寻常的期刊，要依靠组织，团结好编辑和广大作家，经常向白羽同志请教，努力把刊物办好。同时，尽量不要脱离生活，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写出点有思想、有意义的作品。
       我非常感激他的亲切叮嘱，表示要努力按照他的嘱咐去做。
       他离京后，我虽然无法像过去那样向他朝夕请教，但我和他一直音信不断，报告我的情况，了解他的起居，有时还借出差机会专门登门看望他。每见一次，我都会从他发自肺腑的言谈中，获得许多平日不容易听到的剀切的教诲，对我的生活、工作和创作都会产生深刻而有益的影响，进一步感悟当今做人处世之道。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二OO二年的八月底。我应朋友之邀去游览五台山，这也是我多年的夙愿。爬了几天山之后，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在即将离开前，朋友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什么要求也没有了，只想再去太原一趟看望一下马烽同志。朋友欣然同意，立即做出安排，专门用小车送我前往。在未到太原之前，我和山西作协的老朋友焦祖尧联系，说明我的来意。祖尧对我说，马烽同志的身钵．不太好，你去见他谈话不要超过半小时。我记住了他的嘱咐。谁知到了马烽同志的家里之后，久别相见之情，根本无法受到时间的约束，滔滔的话语，像涓涓溪水，从彼此的心里流过。他首先关心地问到刊物的现状。他再次希望《人民文学》应该始终保持它传统的高品位，多发表反映生活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精神风貌的好作品，用以教育人、鼓舞人；要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益，不要引导人往钱眼里钻。对于我个人他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有机会还要到火热的生活里去，不要浮游在生活的表层，更不要混迹官场充当文学贵族!要下苦功夫写出读者爱看的作品，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拿不出好作品，再高的头衔也没有用……一席话整整说了三个小时，他竟然没有倦意。我几次站起来想走，都被他留下来。段大姐说，他很少这么高兴，多坐一会儿没有关系。但是，考虑到他的健康，我还是坚持与他告别。他送我到大门口，我紧握着他的手说：请您多多保重，健康长寿，为人民再多写好作品，热爱您的读者都还在期待着您哩!我还说，希望能在北京看到您，那里有众多的老朋友想跟您叙旧呢!他笑着点头，连声说：“好好，争取下次在北京见!”
       原指望能够在北京再次看到他，继续聆听他的教诲，我一直在期盼着这一天，谁知却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上次见面竟成为永诀，岂不令人悲痛至极!日前，我赶赴太原，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只见他安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在阵阵哀乐声中，数千名他的朋友和读者，向他鞠躬告别。我置身于悲哀的行列中，望着他沉睡的遗容，回念多年和他相识相处的情景，想起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我不禁悲从中来，泪水潸潸而下。我无比痛惜，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我们的文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在现实的中国，有他这样高尚的人品和文品的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安息吧，马烽同志，我们的心会牢记着您的；您将像一颗熠熠闪亮的星星，照耀在中国文坛的上空，永远、永远……
       ——写于参加马烽同志遗体告诉仪式归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