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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左翼近年来掀起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或“帝国”的批判性研究中，关于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引发“新帝国主义”讨论的根源无疑与美国在“9·11”之后以“反恐”的名义进行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全球军事干涉行动，尤其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帝国”、“帝国主义”在主流话语中重新出现等等这些现象有直接关系。但是，能否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看作帝国主义或帝国的简单复归?
       一些作者以在伊拉克等地的战争来说明帝国主义重新出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持这一看法的人并没有对当前“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形式做更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普遍目的是殖民征服，然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是否表明美国要从政治上对伊拉克进行垄断兼并，重建殖民帝国(这也是“帝国主义”一词的最初含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又意味着什么?与此相对的一种观点是，将帝国主义更多地看成“经济征服和兼并”，殖民征服和兼并不再作为帝国主义概念的核心内涵。“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无疑体现了这一看法，而类似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那里也较为普遍，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来自哈里·马格多夫在60年代提出的“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概念。在今天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每月评论》杂志的福斯特等人那里，这一说法被继承了下来。这样就不拘限于从当前战争来看待新帝国主义问题：美帝国主义并非重新出现，而是一直存在，新的战争只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将帝国主义问题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问题，很容易导致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忽视政治统治形式在帝国主义范式中地位的演变，从而缺乏对军事征服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的独特意义进行足够分析。沿着同一思路，更为激进的例子是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用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扩张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以致于在《帝国》那本充满晦涩隐喻的著作中达到了否定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极至。
       作为一名活跃的左翼理论家，艾伦·伍德也参与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的争论。2006年5月她的新著《资本的帝国》(Empire of Capital，Verso，2005)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以往一系列有关文章的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总结。该书紧紧围绕着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试图对新帝国主义有关问题进行区分和回答。该书不仅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直接回应，而且由于它把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批判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并在这一视野之下进一步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内在矛盾的分析，因此也触及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实质及如何反抗这一体系的根本问题。
       关于新美帝国主义的实质，伍德指出，新的军事占领与旧的殖民征服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美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会也不可能回到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通过市场(或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军事专制暴政来进行统治。她用超过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比较了迄今为止的几种帝国(或帝国主义)模式。在她看来，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作为以掠夺领土、聚敛资源为目标的“领土的帝国”，中华帝国作为压制大地主阶级、依靠庞大的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共和国作为致力于夺取国际贸易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无论它们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过直接的暴力胁迫占有财富，实行超经济统治。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者的贡赋制，生产者、剥削者不存在市场依赖现象，军事、政治强制与经济强制来自同一根源。到了16世纪的英国，领主们采用竞争性的土地租赁制度，经济法则开始成为剥削的手段，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由资本主义逻辑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出现。但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仍然通过暴力实施领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看作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模式的混合。从前资本主义帝国模式向资本的帝国模式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经济法则逐渐取代超经济强制成为帝国可靠的统治工具的过程。只有到了二战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的帝国的统治，这就是美帝国主义。
       在这一分析图式中，我们看到了与大卫·哈维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乔万尼·阿瑞吉的“领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和资本主义权力逻辑”、汉娜·阿伦特的“权力积累”和“资本积累”、考茨基的“国家扩张背后的两种动机”，以及沃勒斯坦的“帝国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等概念的某种类似性，这就是，区分出私有制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并列的积累逻辑或积累方式——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这两种积累逻辑既相互统一又彼此冲突，但是最终，经济强制战胜了超经济强制，成为现代社会主导的积累逻辑。的确，许多具有历史和理论敏锐性的学者都意识到了霸权统治可能包含的两种积累要求的差异，并以此作为探讨霸权对外扩张的基础。不过，伍德虽然秉持这一做法指出新美帝国主义的实质，但她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她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忽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资本帝国的统治离不开超经济强制。
       强调资本主义本身(从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这是伍德一贯的观点(正如她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对布伦纳的支持所表明的那样)。资本的帝国主要运用经济法则，通过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来实行统治，但这并非意味着军事征服，或者说超经济的暴力强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她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使资本的经济霸权可以远远地超出直接政治控制的界限，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依赖外在于己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来建立有利于扩张经济霸权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市场‘规律’对社会秩序的解体具有不断的威胁性”，因而它比以往社会都“更需要社会运程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①在伍德看来，除了领土国家外，尚没有第二种形式的能满足这些需要的超经济力量。从这一点出发，伍德展开了她对“民族国家过时论”的批判，其中包括对风靡一时的著作《帝国》的批判，同时也对有关全球化的一系列流行观念进行了驳斥。
       伍德认为，那种以资本跨国流动的增加来说明民族国家地位衰落的观点是荒谬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毫无关系，也不意味着全球市场更加一体化，恰恰相反，全球化是帝国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帝国控制世界体系的手段。如前所述，经济法则的强加是“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它要求其他经济体向帝国资本开放，如果这些地方的市场机制还未出现，那么就强行引入；如果市场机制已经存在，那么就予以维持。在这两方面都需要帝国和开放市场的国家分别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提供军事和政治力量，以形成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阶级关系，在国际上是大国对落后国家地缘政治的控制，在国内是
       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强行剥夺，镇压威胁到资本积累秩序的阶级反抗。现行“全球化”的实质是，“附庸经济形式的市场开放及其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而帝国经济则尽可能保持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②。为此，全球化一方面在推动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动一体化，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护全球资本免受反向流动的侵害，从而必然要制造分裂、区隔，阻碍一体化，民族国家就是在对全球资本开放的一体化进程和维持各自社会体制和劳动条件的差异中充当着微妙的平衡器。今天，任何一个全球公司都不能单独组织自己的国际经营，它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协调作用；而任何跨国组织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都无法取代民族国家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等资本正常经营所需制度的保障和管理。无论是在帝国经济还是附庸经济中，民族国家仍然在发挥着全球资本积累所需的无可比拟的强制作用，这正是资本帝国主义控制和管理全球的有力工具。
       然而，民族国家在提供超经济强制上又有一定的复杂性，它依然根源于资本主义时代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独特性。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从政治力量中独立出来，军事力量的运用不再是为了侵占领土及对附属地及其人民实施直接控制，而且，也正因为暴力不再具有直接的积累目的，因此它在维持帝国资本的霸权地位方面的作用是模糊不清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强大的军事力量都能起作用，也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与目标有强大的联系。全球经济秩序是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从旧的殖民主义废墟上产生的主权国家之间非常复杂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帝国的霸权统治主要是为了震慑竞争者及潜在的竞争者，而不是与之交战，新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来源于此：一方面，需要运用军事力量来控制这种多元国家体系；另一方面，暴力又不能超出一定界限，无序和频繁的战争也会破坏掉资本积累的正常秩序。在美国的经济霸权优势受到挑战的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却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军事优势。以此来观察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伍德认为，美国的这种没有特定目标、没有任何限制的军事战略是危险和注定要失败的。
       从资本的帝国全球扩张过程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这种辩证关系中，我们很清楚伍德极力要证明的问题核心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依然是并且更是资本主义权力最集中的体现，美国则是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集中地。这与一些左派的观点形成对比。这些左派更加热衷于谈论资本的跨国统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治理或者世界国家问题，他们于是要寻找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权力观念的反抗主体，《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正是这样做的。在这点上，全球层面的社会反抗运动，例如反全球化运动、反新自由主义运动，被寄予了新的希望。伍德对此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反对作为资本全球渗透工具的跨国组织，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全球社会运动倾向于多元化的目标、松散的联盟，与工会、政党组织保持距离。正因为指明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和集中所在，而不是权力的无所在，伍德依然坚持诉诸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政党等概念，认为国家及国家内部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仍然是反抗资本帝国主义最关键的舞台和最有力的主体，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因为这一要求显然符合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际图景。如果说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注意生产的弹性、劳动的自由流动、空间的平滑化、中心与边缘的混合，“资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更多地作为一种空洞的象征而存在的话，那么与此相反，在南方国家的人民看来，对劳动力跨国流动更加严格的管制、南北鸿沟的日益扩大、国际交往中的国别歧视是更为真实的存在，“资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比以往更具体的、更可以从日常生活经验中直接感受到的威胁，民族主义成为这些地区极具吸引力的观念意识是不足为奇的。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消灭国家，民族国家参与构筑着最大的群体差异和阶级藩篱，它是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权力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去汲取资源。为此可以说，伍德最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她理论的独创，不如说是她理论的清醒。
       伍德承认，指出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点，并不意味着无视全球经济的确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重要方面上改变了民族国家的特性，从而使其政治形式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无疑，这些变化会使民族国家与资本扩张的关系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和矛盾，同时影响到民族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战略，正如伍德坦言，我们对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还需要更深地进入多元国家支持体系和全球经济发展之间日益扩大的对立空间中去探讨霸权国家更替的规律，而这将是深化今后的帝国主义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页。
       ②同上，第101页。
       [陈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