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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蕊　译
       编者按：2006年11月16日，和哈耶克齐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一时间在西方掀起了一场评论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潮，主流媒体对弗氏和他的经济学大加赞扬，本刊下面三篇文章则均出自左翼学者，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弗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行的历史背景、在全球推行的过程及其本质。
       美共经济委员会成员瓦迪·哈拉比(Wadi’h Halabi)2007年12月23日在美共《人民周刊》经济专栏刊登了题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太迟了!》的文章，揭露了弗氏的经济学的虚伪性：它无视垄断资本和大量投机的存在，高喊自由市场，其本质是为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扩张服务。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弗里德曼成长于一个充满危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在上个月去世，作为统治阶级的宣传员他从事了“有益”的事业。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就是他的基地。
       弗里德曼信徒俱乐部的成员喜欢软弱的、便宜的、其实最好是“免费的”劳工，俱乐部成员包括里根、撒切尔夫人、诺贝尔委员会(1976)、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小布什和他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等等。
       弗里德曼认为，规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调节市场经济的产出。这个结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很容易证伪。甚至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支持者，最终也拒绝了这个过于简单的论断。
       卡尔·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资本家无法控制经济周期；调节市场经济的，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规律，它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意愿而起作用。如果资本家真的能控制经济，他们就可以消除导致利润降低并威胁自己统治的经济危机和衰退。
       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必须保全关于资本家能够控制经济的虚构。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至少正确地认识到，引起危机的原因是日益加重的生产与需求的不平衡，这被剥削者看成是“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经济损失、失业和苦难。
       凯恩斯开出的“药方”，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借钱增加财政支出，以创造需求。这并没有消除经济周期，反而把政府变成了为富有债主服务的武装追债人。此外，每当压迫国家实施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机制”，就会有十个“反凯恩斯主义的机制”被它们强加到被压迫国家身上。从非洲到中东，从南亚到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银行与美国控制的代理人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强制被压迫国家实施了几十次野蛮的“结构调整”和预算削减，造成了失业、营养不良、流离失所、失学和健康状况恶化等灾难性的后果。凯恩斯可谓经历了40年衰落后的帝国主义的首席理论家。
       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已经经历了80年的衰落，弗里德曼成了被他们选中的理论家。弗里德曼的虚伪是惊人的。他声称支持货币稳定，但是却为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金融业和其他大银行所从事的破坏稳定的大规模货币投机辩护。
       从1973年到2006年，从事投机的货币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却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货币投机辩护，甚至在投机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经明显地引发危机之后，他还依然故我。
       弗里德曼倡导“自由市场”，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垄断资本对它们控制的商品(例如石油)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价，同时却压低价格购买非垄断性部门生产者的商品，例如咖啡或棉花(这是不平等交换)，对此，他竟然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态度。
       弗里德曼称赞“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由”，却对维持市场极不平等的交换必然需要大规模使用暴力——军队、警察、监狱视而不见。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案例。
       尽管并非出自初衷，但是弗里德曼这一点是正确的：货币的不稳定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今天华尔街正要求中国把人民币向“市场力量”开放，也就是向投机开放。这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方位的、正在逐步强化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培植中国的反动势力。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集中注意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他过去在高盛集团(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译者注)就职时，也倡导中国向“热钱”开放，并私下从投机中获利。
       保尔森在最近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多次提到中国(当谈到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体制的“改革”话题时)。他说，“当我和中国人讨论货币问题时，我鼓励他们对竞争更快地开放资本市场……他们正打算要有一个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体制。”“灵活”就是投机的代码，正如“灵活的劳工”也是这样一个代码：强迫工人一天工作20小时，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后，第二天让他们失业。
       如果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不稳定的警告加强了中国对华尔街要求的抵抗，那么太好了!这位专门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在他的坟墓里也会为此发疯的。
       [余蕊：中国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　许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