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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兰　摘译
       2006年11月21日澳大利亚http：／／www．wsws．org网站刊登了尼克·比姆斯题为《弗里德曼：使社会倒退的“自由市场”设计师》的文章，认为弗里德曼理论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其科学性，而是因为他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外衣，他的理论在科学上是一种倒退，而且实际上也导致社会倒退。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卡尔·马克思在188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提到：1830年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已经终结。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自身的发展所引起的阶级之间关系的紧张使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变得不再可能。“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上周四去世。日后，他将作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之一留名于世。在过去40年里，他最终成为“自由市场”理论的教父。其实，他自己的职业道路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
       在被视为某种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弗里德曼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非常边缘的位置。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他开始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时，弗里德曼和以他为核心的主张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不是被视为古怪就是被视为反常。此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政府政策对“有效需求”的调节——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增加支出，经济增长和扩张时则减少支出——可以防止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摧毁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再现。
       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改变。20世纪70年代早期，战后经济繁荣的崩溃导致严重经济衰退、急剧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见证了凯恩斯理论“药方”的失败。根据凯恩斯的方案，通货膨胀是解决失业的有效手段。现在通货膨胀和失业却同时发生并引起了“经济滞胀”现象。
       滞胀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深层矛盾的再现引起的。这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维持阶级调和的体制——追求充分就业、提供社会福利措施——而不得不急转弯。
       弗里德曼为这种新的动向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谴责政府干预引起了危机并坚决主张回归30年代起受到强烈质疑的“自由市场”原则。在繁荣停滞还不到10年的时间里，弗里德曼的“古怪”理论便成为正统，而凯恩斯主义则成为异端。
       1976年10月，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觉察到这一风向的改变，把经济学诺贝尔奖授予了弗里德曼。
       大萧条
       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932年，他获得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一年之后，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弗里德曼起初找到一份在政府部门全国资源委员会(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的工作。之后，他又进入国家经济研究局。二战爆发时，他正参与制定联邦税收政策，构成“即买即付”制度基础的联邦代扣税的开发就应归功于他。
       194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弗里德曼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976年退休，并成为主张自由市场和始终强调货币数量在决定经济周期上的重要性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
       弗里德曼在共和党的决策圈里很活跃。1964年，他担任总统候选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共和党右翼巴里·戈德华特的旗手，还担任过分别于1968年和1980年上台的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的顾问。在里根上任时，他是里根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8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2002年，在弗里德曼九十岁生日时，布什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对弗里德曼的“终身成就”致以敬意，并赞誉他为“自由英雄”。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信奉指导着弗里德曼所从事的经济理论工作。这个理论历史悠久，远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弗里德曼用这个理论系统地阐释了他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观点的不同意见。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货币当局发行货币过多，物价就会上升——他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主张：政府的任务不是通过消费来调控经济，而是确保货币供应充分增加以实现自然的经济增长，并让市场来解决失业和经济衰退问题。
       不过弗里德曼认为，如果要驳倒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历史和统计分析展开论战是极其重要的。他和安娜·施瓦兹的主要理论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就是以此为背景的。通过对经济史的考察，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试图揭示货币供应量在决定经济活跃水平中的关键作用，以确立指导未来政策的必要方针。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在1929年到1930年，一个本来正常的经济衰退却由于负责调节货币供应的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失误而转变成经济灾难。
       弗里德曼认为：首先，在不适合货币紧缩的情况下，美联储于1928年春天错误地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这时，经济刚刚开始走出之前1927年商业周期的低谷、商品价格下跌、毫无通货膨胀的迹象，而联邦储备体系却认为有必要控制将信贷用于股市投机的行为。
       但在弗里德曼看来，美联储政策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引发衰退，而在于引起1931年到1932年的崩溃。在银行进行资产清理时，美联储没有扩大信贷并稳定金融体系，而是切断货币供应并加剧了危机。总而言之，他和施瓦兹发现在1929年到1930年间，美国货币供应缩减了三分之一。就像弗里德曼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这一缩减既是经济活动紧缩的原因，又是其产物。
       人类“自由”
       弗里德曼的分析还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失败转移到了政府的作用上。就像弗里德曼在1988年7月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所阐述的：大萧条不“像被广泛阐释的那样是市场体制失败的结果”，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府失败的结果，尤其是货币当局没有履行最初成立时被赋予的责任”，没有阻止金融业恐慌。
       这样就出现一个显著的问题：为什么美联储没能防止经济崩溃?弗里德曼说：
       “拙劣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1928年联邦储备系统的首要人物本杰明·斯特朗逝世这个重大意外导致的。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如果他能多活两三年，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大萧条。”
       弗里德曼为阻止任何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批判性考察而想出了这样荒谬的解释。而更荒谬的是他的分析居然在学术圈里受到了重视，并掀起一场弄清斯特朗的真实想法以及他若在世是否会采取不同行动的研究热潮。
       弗里德曼在“主要的经济学家”中的主导地位与他所做工作的知识贡献和科学价值没有什么关系。与流行的正统观点相反，他不断赞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优点。结果，当战后
       妥协结束、需要新的辩护士时，他成为一个以人类“自由”为名义的、以极少数人不受约束地积累财富为基础的一个新的、社会退化的时代的主要鼓吹者。
       弗里德曼的思想是以人类自由与市场的自由运行、私有财产制度密不可分这一观点为基础的。此外，他认为，市场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而是有一种永恒的品质。就像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身边有教士来保证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神授的一样，弗里德曼向时下的统治阶级保证：给予他们大量财富和特权的社会制度是源于人类社会组织本身的性质。
       智利“实验”
       即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法则没有什么科学内容，它们对于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却具有极高的价值，就像智利的实验即将生动说明的一样。
       1973年9月11日，民选的阿连德政府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在之后的1975年，叛军首领皮诺切特请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小子”——在弗里德曼指导下的经济学家——来整顿智利经济。
       在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直接指导下，皮诺切特开始实施一个以撤除对经济的管制和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计划。他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养老金制度，实行国有工业和银行私有化，降低各种收入和收益的税率。
       这对大多数智利民众来说成了一场社会灾难。失业率从1974年的仅9％多一点上升到1975年的将近19％。同期产出下降12．9个百分点——这一收缩与美国在30年代的经历相当。
       1977年以后，智利经济看起来出现复苏，增长率达到8％。罗纳德·里根宣称智利为第三世界发展的“典范”。弗里德曼也称“智利试验”可以与“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相媲美”。1982年，弗里德曼对独裁者皮诺切特大加赞扬，声称皮诺切特“支持了一种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
       但是复苏为时不长。1983年，经济遭到破坏，失业率一度上升至34．6％。制造业总产出缩减了28％。1982年至198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自由市场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反而造成大量财富向一极集中，贫困和苦难向另一极集中。1970年，20％的智利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到1990年，也就是军事独裁的最后一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0％。同时，实际工资下降超过40％。但是，富人却变得更富了。1970年，最上层的20％人口控制着45％的财富，最下层的20％人口控制7．6％。到1989年，这个比例分别是55％和4．4％。
       智利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仅是下面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例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不受制约的发展不仅完全不会带来人类自由，而且它只会通过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才能实施。
       在美国，伴随着里根政府实施的以货币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计划的是，以1981年航空交通管制员协会(PATCO)的瓦解为开端的工会的破坏。就像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之后所评论的：“政府在帮助对抗通货膨胀的战斗中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挫败了航空交通管制员的罢工。”
       同样地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实行了以弗里德曼和他的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为基础的经济领域的反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在1984到1985年长达一年之久的罢工中通过警察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大规模干预直接导致了矿工协会的解散。
       同样的过程在别处也进行着，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这里，自由化、撤销管制和自由市场制度导致了国家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这些镇压都是由1983年至1996年间执政的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实施的。
       弗里德曼去世时，处处都是赞美之声。布什称赞他为“一个有助于提高人类尊严、推进人类自由的革命性的思想家和卓越的经济学家”。玛格丽特·撒切尔赞扬他复兴了“自由经济学”并把他描述为“精神自由的斗士”。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也说弗里德曼永远都将被列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纽约时报》的讣告把弗里德曼描绘成“经济学巨人”。对他来说，对他在智利所作所为的批评只是“路面的一个小凸起”。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称他为“世界经济理论的杰出人物”。罗伯特·默多克名下的报纸《澳大利亚人》的一篇社论则称他为“自由斗士”。
       赞美还在同样继续着。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比用“自由”和“解放”来为他们提高的地位进行辩护更能满足有权有势者的了。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将会唤起一个完全不同的回应。
       [李春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　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