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中美学者眼中的中国大战略（摘要）
作者：［俄］雅可夫·伯杰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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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占利 摘译
俄刊《远东事务》2006年第1期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可夫·伯杰撰写的文章《中美学者眼中的中国大战略》。文章考察了中美学者关于中国大战略的一些重要论述和观点。在美国学者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是“深谋远虑”的战略，这是基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弱小，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将采取更加“独断的立场”；另一些美国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大战略只是对特定外部环境的反应，只具有策略性的特征，因此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中国学者在看待此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美国学者有着本质不同。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一
广义上讲，“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为达到其国家的主要目标而运用所有可支配资源的战略。这一概念经常用在比较狭隘的领域，例如军事战略。
在论述中国大战略的学者中，中国学者常倾向于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而西方学者则通常采用其特殊含义。这种不同也许可以从其所处社会的需求来解释。西方，主要是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常常受到专门基金会和机构的委托与资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关心的是提出对策来对付假想敌人。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总体政策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论证。
中国的分析家正密切关注的是美国人对中国大战略的认识的变化以及他们就美国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战略和政策所提出的实际建议。中国学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已经由“力量平衡”模式转变为“利益平衡”模式。后一种模式是建立在改革开放政策将最终使中国西方化、中国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并被逐步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假设之上的。
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分析家注意到，主导着美国对华立场的人已经放弃了“利益平衡”模式，而支持一种“威慑平衡”模式，至少在中美关系方面是如此。这种新理论认为，一个正在变成超级大国的国家不仅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拥有一种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能力。美国战略家认为，苏联解体后，可能威胁现存秩序的只有中国。他们建议趁中国尚未强大时，美国应该对形势可能变坏有所准备，建立起能把中国的威胁降至最低的防御体系。这一建议被纳入美国国防部的正式文件——该文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把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推到了次要位置，使安全领域里的战略对抗成为确立战略思考方向的首要因素。
中国的分析家认为随着下列情况的发展这些看法正在变为现实。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在向太平洋转移。美国正在考虑在太平洋西岸部署其军事力量，并正计划在西太平洋完成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将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台湾问题在美国政策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在安全意义上，台湾是西太平洋岛屿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和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遏制与威慑工具。在经济意义上，把台湾岛与大陆分隔开来的台湾海峡是阻止大中华圈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政治意义上，台湾的“民主化”模式可以用来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施加影响。
随着美国的战略思维转向“威慑平衡”，中国的分析家认为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对美战略，必须公开和清楚地表明对美国建立威慑体系企图的反对立场，并建立自己的反威慑体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阻止美国侵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为中美战略合作奠定基础。他们提出重新审视对台政策，在对台湾当局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他们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对台湾挑衅的分离主义采取威慑政策。
中国的分析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对抗将不可避免地会激化。在整个21世纪，美国将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虽然它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可以预料到战略形势不容乐观，各方都必须有所准备。
事实上，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现在的形势不仅是由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各种模式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这些因素首先包括美国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集团，一方面是军事工业集团或能源集团，另一方面是商业和政治上的亲中游说团。学者们的个人态度、专业公正性、政治倾向也都起到重要作用。
不管是什么党派，在新政府成立前，就试图对中国大战略进行重新检讨并提出相应的美国战略。克林顿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就指责老布什政府是“北京傀儡”，他提出自己未来的政策主要是促使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
这一政策被认为过于乐观，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倡导者所反对，他们坚持认为需要遏制中国追求地区和全球霸权的趋势。他们提倡减少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阻止中国可能将之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端技术的转让，极力主张协防台湾对抗北京，沿中国周边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强化反华同盟，武装中国的潜在对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兰德公司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围交”(congagement)，即遏制(con—tainment)加接触(engagement)，试图把上述两种政策(即克林顿的政策与倡导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政策)融合为一个“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指出了接触政策和遏制政策的缺陷，主张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接触政策最严重的缺点是没有指出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行为”应该作出什么反应，特别是从长远来看，当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和对美国更加敌对时，美国该如何行动，因为实际上，接触政策可能会促使这种状况的形成。遏制政策不被赞成首先是因为它可能会使美国付出过高的代价，因为它打击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和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而这只会使美国的竞争者受益；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无法在美国内部和其盟国及伙伴中获得支持。
“遏制加接触”模式暗示美中之间将以互惠为基础持续发展更密切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批评中国违反人权的现象——但不采取制裁。该模式对美国在某些问题，如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提出了应对措施，即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增强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力量以抵制“中国的侵略”和“中国的潜在对抗”。鉴于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敌对国家这一威胁，美国应阻止台湾与中国大陆重新统一，同时也反对台湾宣布独立，但是如果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友好和民主的国家，美国可以更友善地看待中国的统一。换句话说，美国是采取遏制还是接触政策将视中国的行动而定。
一些中国的分析家强调美国的“遏制加接触”战略仅仅开始萌芽。这意味着它还没有为美国大部分战略家所接受，还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大多数观点支持“接触”政策，但这种优势可能因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而发生变化。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包括元首峰会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最好接受中国的崛起不可
避免和两国利益密切相关这一事实，这必然能把中美关系与美国和前苏联间的关系区别开来。
二
人们企图把不同的政策模式融为一体以应对中国大战略的不同情况，这得到了兰德公司两位重要分析家M．斯温(M．Sweins)和A．泰利斯(A．Tellis)的响应，他们的《解读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是美国关于这一问题论述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斯温和泰利斯相信中国的大战略企图实现三个相关的目标：第一，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维持法制和秩序并保持国家的繁荣；第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免受外来威胁；第三，取得和维持中国作为一个世界重要国家、或许是主导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
中国领导层现在的政策被他们认为是“深谋远虑的”(calculative)。它包括下述内容。
(1)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发展市场经济，并与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维持友好关系。
(2)克制使用武力，同时努力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
(3)扩大参与地区和全球国际事务以及国际多边论坛以获取“不对等的利益”。
在斯温和泰利斯看来，可以预料到的是，从长远看这些政策将变得更加坚定。这意味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将随着其实力的增强而提升；影响范围将会扩大；将索取新的领土主权或者要求恢复对过去领土的主权，以补偿资源的匮乏或者作为对反对者的惩罚；将开始清算旧帐；将尝试根据自己的利益修改“游戏规则”，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侵袭敌国领土”。
即使斯温和泰利斯对中国大战略前景的描述非常尖锐，但他们认为单纯的遏制政策或接触政策都是没有效果的。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上述预测仍然有希望不会发生，但美国仍应该避免加速它的实现，同时，如果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也不应该退却。第二，只要有机会避免中美未来在安全事务上的竞争导致极端破坏性的结果，美国就会努力使出现国际混乱的可能降到最低。因此，斯温和泰利斯提出了三个方法：(1)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合作，使其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其民主化；(2)不给中国以任何机会来威胁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核心安全利益；(3)需要时，依靠外交、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来与具有侵略性的和好战的中国展开对抗。
斯温和泰利斯相信中国坚持“深谋远虑的”战略是迫于对外国市场、投资和技术的需要——这些使其发展依赖对外出口。只要中国对本地区国家和世界体系不产生威胁，它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因此，只要中国的总体国力还不够强大，这个战略方法将一直得到运用。
北京的行动自由极大地依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GDP以超过其他主要竞争国家的速度增长，将增加中国的分量并使中国得到更多机会来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和重塑国际政治秩序。斯温和泰利斯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最多将在2015至2020年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的数量因素一样，经济的质量因素也可能导致中国背离其“深谋远虑政策”。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自身资源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之前，中国将无法采取真正的超级大国所追求的国际政策。
斯温和泰利斯坚持认为北京对“深谋远虑战略”的坚持，也源于其军事力量的弱小。对中国来说，放弃现行战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非它强大到拥有对周边军事战区的绝对控制权。
国内政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大战略发生变化的因素中最难以预测的。国内的分裂和冲突会导致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但是从近期或中期看，这种变化被认为不大可能出现。
在假定出现上述三种可能变化的基础上，斯温和泰利斯得出一个结论，即北京的“深谋远虑定位”使其拥有了另一个二十年的发展机会，除非外部发生动荡。促进中国与西方的多方位合作并在与地区邻国的关系中注意“保留实力”的政策不再过多地受到哲学或道德观念的束缚，而是受纯粹的现实主义观点所支配，这种观点来源于中国对自己当前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弱小这一事实的清醒认知。只要一直还比较弱小，中国就不会出现大的政策变化，至少一直到2015年或2020年是如此。
过了那个时期，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混乱、合作和“独断”(assertiveness)。出现第一种情况可能首先与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它使经济增长成本不断上涨而没有提高生产力；如果还不进行改革，这种出口导向型模式(export-oriented model)将导致资源的匮乏。此外，国有企业面临着各种问题，银行体系不稳定，可用技术(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译者注)非常有限。从社会角度看，地区的不平衡、普遍的腐败和农村的困难处境将对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1994年世界储存量的两倍，饮用水匮乏和环境恶化也会出现。
出现第二种情况将与北京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有关。这种情况建立在假设中国在强大后继续与西方保持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斯温和泰利斯认为中国缓慢的民主化进程在1978年就开始了。个人的自由权扩大了，官员独断行使权力的现象减少了，国家法治正在进步，对私人所有权的尊重正在培养，纠纷的解决和法律的实施正在逐步规范。如果这个进程不被打断，中国将最终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
但是，中国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独断的国家。促成这种可能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对伟大过去的历史记忆和复兴它的欲望、扫除百年国耻的决心、恢复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野心、确保中国外部安全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地位的信念。虽然这也可能通过世界政治中的正常竞争来实现，但它会促使一个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断发展自己的国家力量。
中国的“独断”将意味着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偏好和愿望，任何重要的地区和全球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北京将寻求保护其单方面利益，这必然增加邻国的担忧，特别会使美国心烦意乱，因为只有不与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的政治利益才能得到实现。
除上述直接影响美国的问题外，中国的“独断”可能在下面三个领域里表现出来。第一，北京将试图努力解决大部分领土争端。这表明中国将放弃现行的处理大部分分歧的妥协或搁置政策。第二，北京将准备采取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就像过去中国足够强大时所做的那样。第三，北京将试图赢得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支配权。这并不意味着它能轻而易举地决定世界的发展。但它能比较顺利地控制周边事务的发展。
斯温和泰利斯得出如下结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将使中国发展成为能够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强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者与之融为一体。中国向“独断”的转化可能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在极端情况下，会引发一场把美国
卷入的地区战争。美国站在遭到中国威胁的国家的一边或者与它们结成联盟参与这样一场冲突，刚开始它可能是有限地介入，但是最后它很可能发展成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持续斗争。
三
中国的大战略正逐步变得与其外交政策相一致，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A．戈尔茨坦(A．Goldstein)的《应对挑战：中国的大战略和国际安全》一书对此作了分析。作者不把中国大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中国的内部历史需要，而看作是对某种外部环境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该战略有时甚至具有一些策略性的特征。戈尔茨坦认为，中国把发展成为21世纪真正的强国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但是，随着中国对前进道路上困难的认识的深化，这个战略出现了相对变化。影响中国的大战略的因素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分析家注意到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模式的变化。戈尔茨坦认为，当时四个因素影响着北京的外交政策。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霸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分析家认识到，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世界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向多极发展，它仍然是单极的，美国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强国。因此，中国近期将生存在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干涉中国的形势下。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弱小。尽管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发展上取得很大突破，但是它与世界强国特别是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差距，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沙漠风暴行动”证明了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社会的紧张反应。中国国力的提升导致在美国和亚洲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反复出现乃是源于对中国可能在领土和海洋争议中采取“独断”立场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试图重新激活与澳大利亚、日本在冷战时期的联盟关系并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军事合作感到警觉。
第四个因素是台海的紧张局势。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受到了新一代台湾领导人的挑衅。当中国举行军事演习警告台湾寻求独立的企图时，华盛顿则开展海军演习以表明自己对台湾安全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如果中国诉诸武力，美国可能进行干涉。
为应对这些情况，中国采取一种温和的战略来发展自己，以减少自己的发展引起恐慌或者激起对抗。这一战略就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显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从而平复邻国的担忧和提高自己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末，在金融危机导致的亚洲货币普遍贬值的高潮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行为就显示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对多极理念的支持，包括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介入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努力与东盟发展合作关系。而且，从1996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力图提升中国与世界强国的双边关系。
戈尔茨坦认为，今天不可能清晰和确定地判断发展中的中国将是否成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威胁。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真诚宣示和平目标的中国人来说也是难以回答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领导者今后几十年将如何提升他们国家的利益，将如何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
戈尔茨坦反对美国在中国还很弱小时就对其采取强硬路线，原因有三点。第一，敌对的态度将伤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它将刺激中国采取相应的敌对政策并妨碍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在经济、环境保护和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二，遏制中国和阻碍其发展的政策很难得到实施，因为它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样的政策只会使美国与其盟友及伙伴的关系复杂化。第三，这也许是首要的原因，因为现在提倡对未来的潜在威胁力量进行遏制，比审视中国的行为、根据形势发展作出反应的“静观其变”的态度更危险。
四
中国学者对中国大战略和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方式，他们更关注短期内国内目标和对外目标的一致性。著名学者胡鞍钢把中国的首要战略目标简明地界定为“强国富民”。另一位学者门洪华提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三个基本战略目标，即确保有利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保护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和文化利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政治学者彭澎则关注于中外学者对中国崛起在认识上的不同。对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崛起是经受百年侵略和压迫后的古老文明开始复兴、迈向世界大国的自然过程。而对外国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变。两种本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冲突必然会引发各种争论、摩擦、疏远和敌对。
[胡占利：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