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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存明　摘译
       德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原副主任、资深战略分析家海因里希·克雷夫特在美刊《政策评论》2006年10－11月号发表了《中国的能源需求》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当前能源需求正在并将不可逆转地快速增长，这将给中国带来日益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寻求能源安全的外交努力将对未来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国家可能用中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牵制中国，但作者建议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能源问题上理解中国，共同发展出新的合作方式。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和钢铁的消费国，铜、石油和电的消耗量仅次于美国。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畅销全球，中国的这些发展趋势被频繁地提上美国国会的听证议程，也成为欧洲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方面都迅速作出了反应。而实际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持续增长的影响力比起日本的野心来给现有的国际格局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的兴起将在不同的方面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中国如何通过能源外交，保障其所需能源供给的安全，以及这对整个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
       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是其25年持续繁荣的结果。这一长期的繁荣表现为外贸的扩展、收入的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在种类上包括了所有的类型：煤、石油、天然气、电、水力和核能。快速的经济增长步伐导致能源需求量迅速攀升，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随着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天然气产量，将来天然气在保障中国能源的需求方面可能会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与燃料依赖进口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加相适应，中国政府正积极努力提高能源供给的安全性。北京方面当前最大的顾虑是石油供给安全。直到最近，中国的石油还是自给自足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甚至还能有限地出口。中国于1993年首次开始进口石油，从那时起，进口量大幅上升。
       为了应对这种形势，中国的领导人发起了全面的国内改革，并实施了能源全球进口安全策略。其目标是在保持东北老油田产量的同时，扩大西部油田的产量。中国东海和南海的近海油田开采受到了优先关注。中国的石油工业也不断重组，以使其更有竞争力和效率，同时依靠市场来实行更有力的价格管制。正如所有研究者所一致认为的那样，这些措施未必能导致明显的产量增加，而石油需求量和进口量的持续增加却是不可阻止的。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言中国的石油进口到2030年将会增长五倍，从2002年的每天200万桶到2030年的每天1100万桶。这将意味着中国石油供给的80％要依赖进口。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在多年后会更加严重，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趋势。
       最近几年，中国对电的需求也同样剧增，而巨大的煤炭储量是中国电力工业的主要支柱。2001年至2025年间，煤的消耗将增加一倍，这会给健康和环境带来众多问题，也使中国要为全球1／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尽管当前中国的煤炭储量巨大，尚有少量的出口，但是到2015年中国的煤也将需要进口。
       高速增长的电能需求激发了中国扩展核动力工业的决心。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计划每年投产两个核电站。新的水力发电装机容量不断增加，其他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应用不断得到推广，然而这些还是不能满足中国的电能需求。
       中国在天然气方面大体上是自给自足的。中国政府热切希望在煤消耗增加的情况下，到2020年天然气能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8％一10％。为此，中国在天然气勘探和新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方面作了大量投资，新建管道将把天然气从北部和西部输送到南部和东部沿海快速发展地区，满足民用和工业用气。
       虽然天然气对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意义十分重大，特别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但是，这也同时增强了中国对燃料进口的依赖性。在不久的2010年，中国的国内天然气生产将不能满足本国需求。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尽管中国进行了系统性的努力来扩大国内的燃料产量，而燃料进口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趋势以石油进口为代表，同时也表现在天然气进口上，这种依赖性在未来的几年中会迅速增加。
       二、中国不断增加的能源不安全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如何成功地满足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不断加大的对燃料进口的依赖性，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担心一旦燃料供给途径被切断，或者发生不可预见的价格上涨，经济增长都可能会受阻。他们也担心经济增长的减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能源安全被看作与政治和经济稳定密切相关，也是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
       从这一意义上看，燃料的供给问题在中国的国家安全议程上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能源安全问题仅仅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样就等于使国家的繁荣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供给瓶颈，或者全球能源政策中不可预见的因素而面临风险。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涉都增加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中国尤为关心的是恐怖主义者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或者对脆弱的能源供给线的打击，比如位于中东石油海上运输线上的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中国担心美国对“9·11”恐怖袭击的过度反应使本来已经相当不稳定的中东和中亚石油产区的局势更加动荡。对世界石油供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处在美国的控制下，通过印度洋进入东北亚的海上航线是中国主要的石油供给线，该航线也处在美国海军的控制下。所以毫不奇怪，中国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这一局势会如何影响到这一区域的战略平衡，它还关注这一局势对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认识到美国和西方的主要石油公司对全球的石油市场和石油工业发挥了过大的影响。高昂的石油价格和对全球石油短缺的关心加重了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脆弱感。这也与中国被排除在调节世界能源供给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能源机构之外有关，虽然中国也参加了由石油生产与消费国共同主办的国际能源论坛。
       三、中国的能源外交
       中国通过众多途径执行全球性的能源外交来应对挑战，其目标是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以减少燃料短缺或价格波动导致的脆弱性。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是通过中国的三个主要石油公司购买海外的油田和气田；其次是与周边国家缔结建设能源运输管道协议，由这些国家直接向中国供给石油和天然气。北京方面通过前
       瞻性的能源外交，寻求与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打造紧密的外交关系。这一目的主要是通过广泛的双边互访和金融、经济援助以及扩大贸易和加强军事联系实现的。这一外交策略的中心是波斯湾以及中亚、俄罗斯、拉丁美洲，最近还有加拿大。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在过去的五年中至少同8个国家缔结了“能源战略联盟”。
       中国能源外交的结果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许多地区，石油价格的猛增被归咎于中国巨大而不断增加的石油需求。发生于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让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在危机时期实行关注单方利益的策略会使局面更加糟糕，因为这一策略缩小了用市场来灵活高效地调节石油短缺的余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它们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以防止各国由于石油的争夺而陷入对立，从而使石油更加短缺和价格更加高昂。西方国家的战略从那时起转变为使石油生产多样化，以保证尽可能多的石油进入全球石油市场，由市场的力量调节石油的分配。
       能源竞争加剧了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原有的竞争。例如，中日两国卷入了关于一个小型近海天然气田的争端中，两国都宣称对该气田拥有主权。把这种由于能源而引起的争端看作纯粹是中国的现象则是错误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种不良的“能源国家主义”似乎正在亚洲广泛传播，这将引发长期的能源竞争。为了增强能源进口和供给路线的安全性，所有的亚洲经济参与者——除中国外，还有日本、印度、韩国，以及不断加入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却都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策，阻碍了合作式或市场驱动型政策的形成，该政策着眼于共同应对能源安全问题。
       通过积极的能源外交，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能源联盟。中国保证能源安全的中期计划很可能是增强它在中东的影响。这将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同时也使美国同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之间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关系更加复杂。很多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也在伊朗之后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以减轻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
       中国能源外交的另一个焦点在俄罗斯和中亚。近年来中俄新型睦邻友好关系主要是由中国的能源需求驱动的。出于对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增强的新地位和政治、经济影响的关心，以及由于中国人口的扩张对西伯利亚和整个远东地区产生的压力，莫斯科决定尽可能充分地使用手中的能源王牌。这是莫斯科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铺设石油管道把石油输送到太平洋沿岸的真正动机。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亚的巨大能源储量，关心中亚五国的稳定以及从这一地区进口能源的安全性，这推动着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稳健发展。
       四、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将会对世界环境和气候(全球变暖)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活力、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事实上，世界的整体秩序都将受到影响。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方面显然需要帮助，这是惟一能够阻止其能源消耗过快增长的途径，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不佳也是能源供给不安全感在中国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
       从这一观点出发，重要的是寻求各种途径来鼓励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持有更大的信心，并让中国把全球石油市场当作一个展开合作的场所。同样我们也要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让中国成为全球集体协商石油分配份额和储备管理的成员之一。在这方面，国际能源组织扮演着关键角色。
       解决亚洲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能源国家主义”倾向的一个可能途径是培育区域能源组织，促进多边能源项目的实施和区域能源合作。现存的多个公共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欧会议(ASEM)可以为真正有意义的能源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也可以为其成员包括非本地区的参与者，如美国、欧盟提供有利条件，这对地区稳定起着关键作用。为了引导中国参与国际能源领域的合作，国际社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由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世界意义，所以这些活动应该尽可能快速地向前推进。
       如果能源问题不能通过建设性的合作加以解决，或者合作失败，那么它会带来极高的风险，成为竞争、误解、不信任和利益纷争的根源。如果中国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把能源当作牵制中国的手段，那么它利用其日益增长的能源影响破坏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稳定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内，多方共赢的选择是对彼此在能源方面的不安全感表示理解，并发展出新的合作方式。
       [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