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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社区”一词进入社会学视野，应该源于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i undGesellschafi)一书的发表。这里“共同体”(Gemeinschaft)一词实际上就是现今广泛探讨的“社区”的前身。在腾尼斯看来，由于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意志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表现形式：“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是一种亲密的、相互信赖的、排他性的形式，人们之间的联系是以血缘感情和共同意识为纽带；而“社会”却表现为一种相互陌生的生活共同体，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多的呈现出偶然性、理性。“共同体”生活的现实形式是：家庭、乡村等；相反，“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如基于法规、政策、利益而建立的国家、各种公司、市民群体等。从腾尼斯的概念界定中，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出，他对“社区”一词的表述强调的是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对“社会”的理解则更侧重于其功能性。因此，腾尼斯的“社区”与“社会”表达了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值得注意的是腾尼斯提出的只是这一概念认同性，他强调的是意识层面的需求，并没涉及具体的地域界限，因此可以看作是精神共同体。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把腾尼斯的德文Cemeinschaft译为英文的Community，随后在中文翻译中该词被译为与“社会”相对的“社区”一词。此外，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更是把社区及社区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一个社区包含以下最基本的性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生物群体；彼此生活在一种共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对这一地域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实际上，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的概念界定始终处于一种真实可见的物质社区和一种抽象的、有生态视角的生态过程社区的思考中。其实，芝加哥学派实际是想把物质社区的空间形式与作为生态过程建构的社区统一起来。但在其后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物质社区的空间形式上，如伯吉斯的同心圆学说、霍伊特的扇形说、哈里斯的“多核心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霍利的新正统生态学理论开始扭转了这个发展方向。他对社区的强调更多的是社区结构的功能依赖和均衡的维持。此后，芝加哥学派对社区的研究逐渐由小群体入手，转移到对社区文化、社区生活方式、社区特质进行研究。如怀特的《街角社会》、沃思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据此，已可看出芝加哥学派的“社区”概念与腾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已产生很大的分歧。芝加哥学派主要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社区的，社区既要满足其生物层面的功能需求(社区的共生性和竞争性)，也要满足其社会层面的功能需求(文化的共识、价值的共享)。他们注重社区的生产性功能，同时也注重社区的情感象征功能。到这里，“社区”一词除了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之外，已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在现代，在社会学家的研究中，“社区”这一术语指的是：“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中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围绕着经常的互动模式而组织起来。这些模式包括工作、购物、娱乐等活动，以及教育、宗教、行政等设置；在一种与此不同然而又有关联的意义上，社区也用来指这样一些地方或群体，在其中人们感到团结一致，并通过日常共同的认同感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至此，在“社区”一词的语境中，既涵盖了社会成员的归属感，也包括了地域界限。它既指农村社区、城郊社区，也指城市社区；既具有经验研究的功能性，也包含了意识层面的认同感。
       中国的社区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对这方面的研究起过特别的作用。他认为将Community译为“社区”主要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他主张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者在社区的研究中，还明显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必须要在一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社会单位里才易于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这样，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把社区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认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社会学研究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从社会制度着手，探讨各社会制度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同时，在当时的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是密不可分的，由血缘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而“生于斯，长于斯”又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下来。因此，基于地理区位的精神共同体成为社区研究的主要对象，“社区”一词也就成为精神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二者的合一。此后，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发展，精神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紧密结合出现了一定的断裂，受此影响，在目前的“社区”语境中，地域界限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精神的认同，则出现了两种情况：在农村社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地域特征仍然存在很强的自然结合；而在城市社区，社会成员的情感纽带和凝聚力却相对贫乏。目前，随着各种各样的社区模式的出现，社区的内涵已得到很大的扩展，这势必对“社区”一词的演变提供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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